一个农民按部就班的死了

七月半我回老家，烧纸过鬼节，我见着了他。他是我们家族里年纪最大的长辈，我叫他大伯伯，八十八了，其时正坐在堂屋的靠椅上，脸朝大门，默然看着屋外，每见到一次，我都叫一次，一天见十次，我就叫十次。每次叫他，他都仰起苍白的脸，扭动高大的身子，尝试站起来，要跟我握个手，一边从瘪嘴里回应一句“哦，红崽回来了”，很大的答应声，隔几座屋都听得到。我见他实在很难自然地站起身，便走过去，径直坐在他面前的条凳上，他头发干巴，眸子发黄，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问“大伯伯，你还搞得几年”？大伯父看着我，伸出舌头，嘟起嘴，耍一下宝，回我“架就刷了，窝屎窝尿都要人扶了”。（现在不行了，拉屎拉尿都要人操心了。）劝他想开点，人生在世，生老病死，离不了。大伯伯亲切地看着我，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而是藏着别后不再相见的担忧，蠕动了没牙的嘴巴说“寿衣有了，盒子早几年前就准备好了，人总有一道死的，免不了，皇帝都免不了，黄泥巴巴都埋到头顶了，活一天算一天。”我劝他“该吃吃，该喝喝”，大伯伯叹了一声，双手抚着额膝头，扁了扁嘴，不甘心地说“架就刷了，能讲不能行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八十八，离天日子少离地日子多。我什么也做不了，生死为一，无人能分。看着大伯伯萧索的面孔，我照例说先回家看看。

我是大伯伯看着长大的，从喊我“奶崽”到喊我“红崽”。

我是看着大伯伯从一个青壮年农民，活成现在这个颤颤巍巍摇摇欲坠的样子的。

方圆几十里，四五个村子，上万人口，年纪大过大伯伯的，若只算男的，数目不超过一双手。在我们东干脚，大伯伯的年纪，前无古人，有没有来者，不能说肯定没有，但不知道要等多少代人。作为村里的“人瑞”，我们都还给大伯伯打气，说过了一百，就可以领寿星证，政府要发工资了。大伯伯听了，眼神里还有点小骄傲，闪着柔光，笑呵呵，自谦地说“哪还能吃那么久，这岁数过一天算一天的了。哪天阎王勾簿子了，就哪天走。”

大伯伯说话神情自然，对死不以为然。在大伯伯看来，他已经送走很多玩伴、乡亲、熟人了，生死早就看淡，按部就班的活着，活一天算一天，没有波波折折，也是算顺应天命，没必要挣扎了。

大伯伯的房子在村子最东边，隔一块空地，就是坟地、水井、河流和田园。山在后面，壁立如浪涛。门前的田，起初就是大伯伯的责任田。在双抢季节，大伯伯没人手帮忙，靠着自己一个人顶，在家吃了晚饭，又趁了皎洁月光，下到田里，光着背，汗帕往腰间一缠，开始搂稻草，扎草把子，一点不敢怠慢。我去井里提凉水，好几次看到大伯伯一个人在田里，在月光下，在前面柏树的影子里，淅淅索索地，弯着腰，一个人搂草，有条不紊，任劳任怨。搂完草，拖出来，在田埂上晒开草，放水进田，第二天一大早，赶牛下田，犁耙水响，一套弄下来，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安抚不好这块水田。大伯伯光着背，穿着淡蓝色大裤衩，吆着牛，掌着犁，划着水，绕着田埂一圈一圈犁田。遇到犁铧翻起大块泥土，或者犁耙脱手钻出地面，留出一个门槛，在绕回来的时候，大伯伯都要喝住牛，停下犁，按照前人的教法，把大泥垛扒散，把泥门槛重新犁过，仔细的摸几把，不扎手了，才放心直起腰，吆喝牛走水，继续耕作。

大伯伯做事精微，但不是一把种田好手，只能算一个中规中矩的种田人。一生里，没有出门闯过，没有在田里试验过，没有出人头地过，一直埋身岁月，在地里挖挖薅薅，照着二十四节气，想着前人的经验出种下种播种，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逾矩，老老实实，默不作声。如果不是队里或者村里分东西，催缴款，人们几乎都要忘了村里还有这么一个人。双抢季节过去之后，农活从田里挪到了地里，薅红薯草，割高粱，挖花生，灌甘蔗……大伯伯安排的有门有路，丝毫不乱。在村里，大伯伯的收成不是最好的，但是，大伯伯的收成是最稳定的，一兜一兜的红薯结成串挂在檐瓦下，一把一把的高粱在屋樑上劈叉式的骑着。农家的味道，在各种作物在鸡鸣狗吠猪屎臭里，一点点迷漫。到了农闲，家家户户开始做酒，大伯伯也一样，做红薯酒、高粱酒，就是甘蔗酒，大伯伯也能做出来。我每次捉到蛇，第一个就是交给大伯伯，大伯伯会做蛇羹，还有酒，做好菜，大伯伯就舀出甘蔗酒，自己先咂下嘴，陶醉一下，才要我尝一下他的“作品”。甘蔗酒酒精度数还不如红薯酒，但有甜香味，蔗糖的香味，易下喉，还难喝醉。大伯伯端出菜，就着煤油灯，一人面前置一海碗甘蔗酒，人生本是二两酒，一两辛酸一两愁，在地偏人稀的乡下，不管多少辛酸多少愁了，人生苦短都要过，哪怕是一世辛酸万古愁。大伯伯喝一口酒咂巴一下嘴，轻言细语说，做农也莫怕，天不管地不收，慢慢捱，捱到死，什么辛酸什么愁都一把土埋了。大伯伯喝一口酒，还让菜，看着朦胧油灯，一边回想，大伯伯的爷爷，村里唯一的秀才，在村里开过私塾，教过阙汉骞的。大伯伯谈着前辈的风光，却从没有奢望自己的子女考学，出人头地，他甚至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一根草有一滴露水滋养，养大就好，自己就这么过来的，上了生活的牛鼻索，不由你胡来。农村把大伯伯塑造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勤俭持家不逾矩的农民，乐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折腾，一辈子也不腻，这种洒脱，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体会。

我喜欢跟大伯伯呆一块，但时间不要长，打打招呼，聊一会天，听他说一说闲话，感叹感叹，就得告辞——大伯伯很善言辞，比如人情事务，比如讨价还价，这个他遵照前辈人教导，要想获利，就得去街上，做买卖，才能不愁没钱。大伯伯作为一个农民，种菜，养母猪，想着方法上街，与别人发生一点关系，自己的东西出去，别人的钱就进了自己的荷包。大伯伯秉持这个理念，除了酒不卖，其他的都好说。在大伯伯的经营下，一年两年，不知道多少年——或者五年八年，在责任田到户，大家都想上街做一些买卖的时候，大伯父准备盖自己的房子了。在农村，每一代人都要建一次房子，来完成人生的使命，这很重要，农村所谓的成家立业，盖房子，就是立业。做大事，大伯伯也不含糊，更不大方，抠抠搜搜，材料人工都掐得死死的，就像他种田，田荒一季，人可不是仅饿一季的。在大伯伯的精打细算下，大伯伯盖起了红砖房，村里人盖了不少红砖房。我想，这个年代是他们的，无论卑微低贱，还是收入微薄，他们靠时间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用自己的选择，重塑了中国乡村。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父辈用微薄的力量把乡村改头换面了一次。他们以为，就此以后，乡村富裕了，他们带着孩子种好那一亩三分地，可以颐养天年了……

时代很快掀翻了他们的认识，把他们当农民的孩子都异化了，成了产业工人。他们无法辨别和判断，他们本是被动被裹挟的，在洪流里载浮载沉，忍痛挨饿，如奔流江水，以为融入大海后，负担会更轻，生活会更好，比如不交农业税，比如有养老保险，比如电灯电话，小车高楼……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像孩子一样揣摩着，只能这样，看不懂文件，问不到有学问的人，孩子也远走他乡，东邻居、西邻居、后邻居，几十年同在一起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也习惯无人问津的生活，他们靠自己，彼此依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无论灾难，还是平淡，彼此分担，踉踉跄跄，一年又一年，这是乡村千百年维系下来的原因，无论有多少伦理，最重要的就是平常各忙各的，互不相干，到了有事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无论邻居，还是宗族，都会自发的自觉的站出来搭把手，共渡难关。大伯伯虽然人高马大，但不凑热闹，也不喜欢出人头地，像他家空地上的梨树，顺着时间轮转，沿着岁月前行，与世无争，我想，他能活到八十八岁，与他的平和心态密不可分。

离开东干脚的时候，还是早上，走到西边水沟边，听到水沟上面的枞树桔子树杂乱生长的庄稼地里，发出哗哗哗声响，很奇怪，正要跳过水沟，去看个究竟的时候，我大伯伯骂了起来“XXXX的，搞得我一身土了”！我大伯母——这个一辈子没大喊大叫的农村妇女大声说“叫你远点，你偏要爬过来”！原来，我大伯母在前面挖花生，我大伯伯坐在地上，捡花生——我鼻子有点酸，人还没死，就得劳动，这是村里的规矩，不死，吃喝拉撒靠自己。为了趁着早上天气清凉刨回花生，七十多岁的大伯母，居然把八十多岁的大伯伯弄到了花生地里，和他一起摘花生。生活，或者农民两个字眼，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词。我爹在世的时候，说过要想轻松，除非莫吃。只要张嘴，人就不得轻松。我听到大伯伯夫妻俩孩子式的争吵，顿时感觉这流火七月柔软温润起来，没有去惊动他们，自顾自赶路，我还有八百里才到广州呢！

2022年国庆临近，家里人正在讨论一周后能去哪里玩。

三年疫情，城里的人像乡里收割季节的鸡鸭，被管制了起来。乡里的人一年到头像田头的白鹭，从东到西，自由，但空间有限，对乡下人，已经绰绰有余。留在村里的人，多少人一辈子没离开过县境，别说那些堂皇虚幻的城市了。六毛——大伯伯的儿子打电话来，说大伯伯在当天下午走了。我感觉十分意外，七月半才见过，还见过他们两老伴儿下地摘花生，怎么如此突然？我看了看手机日历，还有两天才到国庆节呢。

回到东干脚，村里的人都聚到大伯伯家，要送他最后一程，一个是乡亲情谊，家家有本人情账；一个是大伯伯已经过了八十八岁，是村里的人瑞，算“喜丧”，来送一程，得个心安。我从广州回到老家乡下，已经夕阳下山，暮晚灰云笼罩深秋山地的时候，在大伯伯灵堂前祭拜一回出来，和乡亲闲聊，说我七月半回来，走的时候，他们两个老老还在西边水沟上挖花生呢！一个邻居说：你还说七月半，今天中午，他老人家还吃了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告诉你大伯母，给他穿寿衣，他要走了。你大伯母没听明白，你大伯伯上床，你大伯母去给他抹嘴，你大伯伯就走了，一下子功夫，你抽根烟这么久，他老人家就辞世了，至始至终，一声哎哟都没喊……另一个跟着补充：如果你大伯母听懂了，帮他穿好寿衣，那他一点时间没耽误，老人家算得准准的，死得自自然然……

我记得七月十半那天下午，我到井边的土地庙拜完土地公，往回走，经过大伯伯的红砖屋，大伯伯还没等我叫他，便主动先和我打招呼，说“红崽，你晓得不晓得，我有孙媳妇了！”大伯伯突然向我发布这个消息，我觉得很意外。我不晓得。我答他。大伯伯说“那我现在告诉你，到时候喝喜酒了，我请你。”抬起头，大伯伯的漆红盒子摆在堂屋正中央，里面烧着纸钱和香烛，烟雾缭绕。大伯伯的红砖房屋檐已经发黑，一副落魄的样子。红砖房对面，六毛修的小洋楼，给乡村带来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在我们手里，我们用异化了的农民的审美，又重塑了一次乡村，从建筑形式上，把乡村向着城市推动了一大步。然而，守旧的我，还是喜欢瓦屋多点，泥地，黒瓦，粝墙。泥地有四季的温度，黒瓦能听风雨，粝墙能挂岁月尘埃，而洋楼，关上铁门，就如同入瓮了，与世隔绝。所以，我更喜欢父辈建造的红砖瓦房，尤其喜欢在红砖房里，听风过屋檐，天净地寂，或雨打青瓦，屋檐水滴滴落入檐沟，滴滴答答，时光温润，现世安稳。

最后一抹余辉被大山吞噬，天空星月朦胧，做完各种祭拜仪轨之后，守夜的守夜，回家的回家。我坐在大伯伯的大门前——以前我经常要在这门口坐的，扭头看一下堂屋里那口红色盒子——并无畏惧，我曾亲眼看见红色盒子装走了我爹，装走了我妹夫，现在装走了大伯伯，某年某月也要装走我，死，似乎并不恐怖。回忆起与大伯伯相处的岁月——一辈子按部就班一辈子循规依矩的大伯伯，一辈子没有追求过存在感的大伯伯，一辈子风轻云淡的大伯伯，悄无声息地养活了一家人——在外人看来，任何一个农民的生活都是微不足道悄无声息的——现在，彻底交班了，一去不返了。我记得，大伯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拉肚子，拉到全身脱水，这对他来讲，足够惊心动魄，也足够警醒，但他并没有畏惧，放弃风里雨里务农，只是，桌上多了两个酒杯，和我大伯母夫唱妻随，每顿小酌两杯——不管一杯心酸一杯愁，品咂品咂，平凡岁月如流，直到八十六岁，才慢慢放下酒杯——大伯母说有好兴致了，大伯伯还是会喝一杯酒，八十八岁那天，大伯伯还喝了好几杯酒……

最后，门前守着的几个乡邻散去，我一个人百无聊赖，也没有感觉到坐了一天客车身体有甚劳累。东干脚是我唯一深爱的地方，乡亲们是我最亲近的人，想想，这几年，村里不少乡亲莫名其妙的去世了，德叔、苟叔、石叔、我爹……现在我大伯伯，一张脸，一片草叶一样，那么清晰，那么生机勃勃，一摇一晃，就落了。世事无常，生死常见，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感叹一句，从灯光里走出来，灯光之外，八月末的月光，仍像当年那般皎洁，只是，地荒了，空荡荡的，那些稻草兜子，像无数脚印，漠漠到远处的黑松林。大伯伯走了，以前已经成为以前，交接给我们的，除了按部就班，我想不出，在这片土地上，于农民，还有更好的法则。我也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农民，已过天命之年，正走在大伯伯的影子里，在抵抗生活的异化，在抹去人生的种种可能，一切既定，一点也不茫然，按部就班，前赴后继，向死而生。

20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