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种菜

父亲种菜，是有寄望的，要拯救濒临破产的家庭经济。

那年，父亲举全家之力，盖红砖房，攒了半辈子，钱还是不够。但他觉得非建不可，我们长大了，要分房睡了，原来的房子不够住了。还好，我父亲性子刚烈，一向言出必行，没费劲就在亲戚那里借到了钱，承诺就像一个一天一天逼近自己的贼——这个贼是自己的放出去的，自己必须亲自收回来。父亲没有更好的手段，除了一如既往的养鸭子，养猪之外。养鸭子可以解决我们每个月读书的开销，养猪可慢了，喂猪草，八个月才能出栏。盯着猪栏里的白猪，眼睛都掉出来了，白猪还是小猪，不会像气球一样，能几口气吹大。好在父亲终究是在社会上闯过，明白种田种地是大本，勤劳是生活的倚仗。田土分到手，最大的方便，就是自己想什么时候种，想种什么，自己点个头就算数。

父亲能想到的，就是种菜。

我们种菜，熟门熟路。

以前每年九月后，秋风还温暖的时候，太阳还温软的时候，茅草在泛黄的时候，父亲也种菜。他有一本历书，里面有二十节气，什么节气干什么农活，一清二楚。父亲挑了一块地，其实村里种菜的人，多半也选择了这里。靠水源近，在风干物燥的秋天，地里种菜最费水。尤其是白菜，早上不浇一次水，晚上不浇一次水，基本得不到吃。地是红薯地，红薯刚挖回去，堆放在墙角。处理红薯的惯常方法有三种，一种直接喂猪，每天装一筲箕，倒进铰刀机里，转几下手柄，切丝儿了，早上和猪草米糠一起熬来喂白猪。猪吃红薯，是最高级的待遇，一般要催肥了才下这个本钱。到猪吃红薯，猪若有知，一定是悲伤的。一个是刨丝儿，用箩筐装了，趁太阳好，挑外面晒，或晒在晒谷坪上，或晒在棚席里，或上山，晒到大石头上。红薯丝儿晒干了可以储存起来，放瓦缸，用袋子装好了放土仓，都成。肚空了抓一把，是那时候最为常见的零食。每当想到这个，我就想起钰哥儿，大冷天，缩着手，流着鼻涕，赤脚穿着矮帮子水鞋，猫一样蹭到队长家，靠着门框，抖抖瑟瑟，向大婶要红薯丝回来吃。钰哥儿死了五年了。我伙伴里，他是最早死的一个，死前没吃过几顿饱饭。他母亲因为他，夜夜在门口守着，五年如一日。红薯的第三个做法就“很宁远”了。估计也只有宁远人才这么干，红薯在墙角放得发蔫，担到河埠头洗净，回来大锅蒸熟，捣烂，和上“酒娘婆”（酒药）拌匀。酒娘婆是自制的，挣钱难，能自己动手的，大家从不觉得麻烦。大自然也照顾勤劳的人，做酒曲的红蓼草到处都是，割回来晒干，糯米蒸熟发酵，拌上切碎了的蓼草，捏成一个一个，乒乓球大小一只，晾干备用——我们没守着苏峰奶奶做酒曲，不知道还有没有隐藏的工序。装进大瓦缸后，几乎不用管，拌了酒娘婆的，快的三天，慢的五天，就能听到瓦岗里咕嘟咕嘟的冒气泡。闻一闻，酒味正浓，就得想定往哪家借蒸锅了。红薯酒，宁远的茅台酒，有做酒经验的人家蒸出来的红薯酒，下喉了，会有回甘，甜丝丝的，酒精度不高，诱人再喝，结果，红薯酒喝多了照样“打脑壳”，醉了会头疼几天。为什么说这么多关于酒的事？我舅舅、我姑丈，没喝酒的时候，都是酒仙，喝醉了，都是醉鬼，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比如掀桌子，桌子边还一大桌人呢。因为我有喝酒的舅舅、姑丈，家里的红薯，多半是用来做红薯酒的。

挖红薯是一兜一兜挖的。我妈说，挖过红薯的土像狗啃过，觥觥爆爆。我知道这是凹凸不平的意思，有多不平，凸起的像酒器阵列，凹下去的像响过炸雷。我应该向妈妈学语言的，除了这些她随口而来，用书面语无法表述出来的口语外，她还会“平话”——这是加密过的宁远话，要翻译成普通话，得先翻译成宁远话，当时我还以为和电视里看到的香港白话有关系，是“中原古音”，对比了一番，其实没一点关系。“平话”更小众，只在宁远、新田、蓝山几个地方流通。妈妈嫁过来后，很少说“平话”，村里没几个人会说平话。我也没诚心向妈妈学平话，附近只有外婆家那边的村子说平话，平时用不上。不管我整地是快是慢，只要达到父亲的要求，日头落岭前整好。一定要整好。父亲的要求是不打欠条的。我一边挥着锄头，一边想钰哥儿，抬头看山上，他的小坟堆就在山坡上的茅草里，靠着一块黑岩，离路很近。葬下去的时候，在路上还能看到坟头新土。他由此吓了我好几年，赶牛都不敢从他坟前过。我怕死人，不光是钰哥儿，我姑奶奶死了，我怕，我奶奶死了，我怕，他们生前对我那么好，无微不至，我怕他们坐起来问一句什么。我没想过死，从来没有想过，却看到了死，那么可怖，我应该远离，包括死去的亲人。他们离开了人世，就该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冒出来，我觉得人世没什么好留恋的。我还想我舅舅和姑丈，什么日子会来我家喝酒。我们家盖房子，他们上山帮我们偷过两根杉木檩条，听到了追击他们的护林员在身后放枪——守山的鸟枪，中一枪铁砂子，半个月下不了床。那山能望见，西边，阳明山的南脉，太阳坠向西边，还要在山顶歇一会，红彤彤的，软塌塌的，磨蹭好一会，把半边天羞得不好意思，才拉起幕布把它遮住。哦，太阳要下山，我看到后面的山影正朝我挪过来，像壁虎一样，我的影子也变长了，向着坡下的田野扑去。好在红薯地平了，能种一百棵白菜吧，这在我的父亲的计划里。隔壁一小片地，父亲用来种芹菜。芹菜是馅料，佐料、配菜，搭配白菜种，白菜卖完，芹菜就能上桌，当然也能上街了。我父亲是个好农民，热爱生活，信仰勤劳致富，他把田土里的事做完了，闲不住，倒过锄头，在田埂上捣一路泥窝，点上肥，种上毛豆。这让他踏实，禾抽穗，毛豆就能收了，这像格外奖励，让他兴奋。

在我们这块地上面，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也在锄土。

我喜欢红色，村前村后都是桃花，可能小时候就接触红，对红一见钟情。穿红衣服的姑娘，令人遐思。姑娘叫云桃，好吧，老队长的女儿，头发绾起盘在脑顶，脖颈白皙，身材健美。队长家是老婆当家，老婆说什么，扁一下嘴都不行，为啥，老婆为老杨家生了一窝崽子，没叫一声苦。孩子多，照顾不过来，想要钱花，自己想办法。云桃便捡了这块家里不种的地，自己上肥种菜，然后自己担上街卖菜，自己挣钱自己花。她已经是我们村的专业户，西葫芦、西红柿、小香瓜，五花八门，每个月都有新鲜蔬果上街。她读过中学，知道一些窍门，种一些冷门，卖一些冷门。比如我们计划种白菜、芹菜，问她，她说不种白菜和芹菜，种什么，她不说，说下了雨再决定。我父亲算的是白菜易种，大众蔬菜，好卖。一百棵，保守算四斤一棵，四百斤，保守算一斤八分，一块土的白菜卖到十二月， 年前有三十二块钱收入，加上隔壁种的芹菜，十二月能收入五十块钱，猪卖几百块钱，还账，卖菜得的，解年三十的燃眉之急。我看着云桃，她不是我们村最漂亮的一个，但是，她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种菜卖菜的姑娘。老师讲的自立自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尊自爱，都用在云桃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我妈看见我在盯着看云桃，但她硬是当作没看见，说我过了年就十八了。

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有她的骄横惯了的母亲，我不敢有什么想法。

太熟了，不好下手。

红薯地改成了菜地，分了畦，又用锄头尖儿挖了浅浅的窝。黄昏，山影消失了，田野漠漠，对面大院子上空炊烟正在大合唱，父亲提着锄头把子来了，走进地里看了看，动了两下锄头雨，便蹲下身子帮我收拾扔在沟里的石子，说一些题外话，比如这天气，晴稳了，不下雨，正好种两块土小菜出来卖，别说好价钱，至少脱手快，总比烂在手里强。顿了顿，又叹息，农民搞两个钱，都是苦出来的。可能他想起天不下雨，种了菜苗下去，每天都要下水沟挑水上来浇灌的苦事了。他不敢去想我将来怎么办，他已经盖了房子，他觉得这是他尽了父亲的责任。我将怎么生活，他不敢想。因为他一想，就认为我的一生将复刻他的一生，这令人窒息、绝望。我能看得出他的担忧，这两年，他一直眉头紧锁。我想，不仅仅是要还债，而是他觉得为人父亲，担子实在沉重，还只能他一个人扛的时候，他已经少言寡语了。我想帮他，安抚她，却没其他办法，所以，尽量按他说的去做，在体力上，分担一点。我不怕辛苦，这好像不只是我家的遗传，是中国人的基因了。

一百棵白菜，五担水上去，加上那一垄芹菜，再多挑两担水，虽然有点繁琐，但农闲季节，田里没禾，鸭子不用管，浇菜根本不算事儿。还有，妹妹也可以来帮忙，家里有几担水桶，我力大负责挑，她负责浇，一顿饭功夫，就能把白菜地芹菜地浇的透湿。父亲仰头看我，好像我长大了，懂事了。这对他来讲，有点措手不及。好像是家里穷逼出来的。不过，怎么说，这下他还是开心的，喜形于色，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大声唱起了“九九那个艳阳天”。他只会这一句，唱了三遍，声音开始在嘴里打转，之后戛然而止，估计他也为他只会这一句不好意思了。

村里没一个闲人，街上什么东西都能卖出去，趁着秋闲，种点土，占了这双手，腊月上街也有事做，动动手，说不定能过一个好年呢。就是最爱脸面——可能是脸皮薄，不喜欢和人打交道的茶叔，也种了几垄葱蒜，到时候安排小妹挽个篮子上街卖，换几个小费钱，她自己花都行。村里这些姑娘，要说能干，还是没有一个赶得上队长的女儿云桃。

做买卖要耐心，种菜是这样，卖菜也是这样。

种菜没有诗意，哪怕是白菜开花，一地金黄，心里还是苦哈哈的。不过，每天下午，太阳落山之前，趁着沟水还暖和，去担水上坡浇菜，能遇到云桃，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我觉得女人就得像她，敢想敢干，不靠爹不靠娘，自食其力，这一种品德就是美德。我偶尔也会接近她，比如在回村路上，故意拖拉一会，等到她跟上了一路回去。可惜的是，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话可以说，那些赞美她的话——如果种菜也值得赞美的话，对二十岁的她来说，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相向而行，招呼过后，就沉默，走过一段土路，下坡，过桥，不是她故意延迟一下脚步，就是我加快脚步——男人嘛，走路如风。比起种菜，我更喜欢卖菜。腊月，白菜上市，我便跟着父亲上街卖菜。到了街上，才吓一跳，镇子里的公路两边，都是卖菜的，装菜的挑子从镇子进口堆到出口，两里路长，都是卖菜的。自觉自己种的白菜又嫩大，包的又紧，上了街，才知道天外有天，甚至直接影响了我继续种菜的信心。但是，百货装百客，在街上，只要有耐心，坚持到散圩，菜还是能全部卖出去。这让我稍微有点安心。

过二十了，腊月的天气，时雨时阴，冷风吹，更能感到生活的火热了。白菜卖的差不多了，下一圩，准备揭开围子卖芹菜。卖完芹菜就过年，想想，激动人心。

白菜只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在菜地里，扑鼻而来。如果砍回来，洗干净，放在一边，白菜的香味不凑近是闻不到的。芹菜不一样，没到地头，那里种了芹菜，跟随风就能找到。摘到家，一个屋里都是芹菜的香味。芹菜确实只是一种配菜，煮白菜放一撮，煮豆腐皮放一撮，都下饭。好吃的是芹菜炒牛肉，二两牛肉，两斤芹菜，一样好吃。最后一担白菜是凑的，我们地里只有十来棵，不够一挑，父亲架不住行情好，又到蒜苗地里，扯了一抱蒜苗，配在一起，搭成一挑。要买年货，买什么，父亲才能决定，加之天色阴阴的，冷风夹小雨，我的皮鞋漏水，就由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去赶集，我带着弟弟妹妹看家。灶头上，正在烘腊肉，这可是过年的重头戏，着火了，就砸了。父亲挑着担子，一头高，一头低，晃晃悠悠，并不着急，年关赶集，不分早晚，卖完东西准数。母亲挽着竹篮，里面装着两只公鸡，这是值钱货，十五六块一斤。据说，卖十只公鸡就能过一个好年。我们有两只，还有一大垄芹菜，卖了过年足够了。想起过年，心里暖暖的。不过，想到芹菜，还没回过神来，天空里下起了雪。湘南，那时候雪线还在南岭九疑山，或者更南一些，到广东连州。刚下过小雨，地上有些湿，是“硬皮古”——雨水没渗下去，下面还是很干的很硬的土，走在上面，上面一层湿土极易粘鞋。我回头叫妹妹找伞，准备给父亲送去。妹妹说这个时候，他们早到了街上，用不着雨伞了。弟弟在一边也搭嘴“落雪了还打雨伞？”想了想，落雪不打伞，还是有趣的事。突然想起了地里的芹菜，那可以说是地里最后的“宝贝”，下雪，冻坏了，就不值钱了，还放不得，放久了，会溶掉烂成一堆肥料。妹妹说你挑畚箕，我帮你打伞，我们到土里把芹菜扯回来。弟弟说他没雨鞋，他在家烧火，看守腊肉。

找了工具，出得门来，倒让人惊喜，瓦上、墙垛上、桔子树上、冬茅草上、岭脚、田里、田埂上，都有了白色积雪。久违了的雪。瑞雪兆丰年啊。雪花落进脖颈里，凉凉的，如秋水之吻，透心。我们手忙脚乱东倒西歪跑到地里，脚上的两只鞋，粘满泥，一只都有五斤重了。芹菜上面，已经有了一指厚的积雪，蓬松的，带着凉气，也带着芹菜的香气。我扫了一把雪在手上，捏了捏，就成冰了。此时，正好两只鸟惊叫着飞过头顶阴暗的天空，投向山坡上的树林。我又想起了钰哥儿。又一年了。他也是喜欢雪的，饿着，流着鼻涕，一手牵着裤头带，一手去摘棕叶树棕叶上挂着的冰溜子。摘下一根，塞进嘴里，吸溜着，说好甜。妹妹却叫了起来，她拔出来的芹菜，根都断在土里了。这样子，是没卖相，卖不出去，坏事了，舍不得，她干着急，怨自己无能，把伞丢在一边，用双手去扒芹菜根上的泥，是干泥巴，板结得紧，根本扒不动，着急地冲我说，赶紧叫老毛送把锄头来，用锄头挖。我看了看，云桃正在收她地里所剩无几的心里美萝卜，锄头钉在一边，没用。其它各处，都是着急忙慌扯着薄膜给芹菜盖薄膜的人，没带锄头。手冷的生疼，我使劲拍拍，恨自己没想起盖薄膜这回事，赶紧跑到云桃那里借锄头。我挖，妹妹在一边抖掉泥巴。我挖完了，蹲下来，和妹妹一起摘泥巴，看过去，看到村头，弟弟一个人，在漫天飞雪里，巴在我们新的红砖房墙角，伸着头，像一只猫，正在向我们这边张望。看到我挑起担子了，他就猫一样迅捷，转眼就窜回去了。回到家，弟弟一边嘴里说着腊肉没事，看着呢。一边倒上往脸盆里倒热水，说他看着我们烧水的。忙过一阵，我们三个人守着火炉坐下来，没有看彼此一眼，没有多说一句话，静听着雪在屋外发出的声音，享受着家的温暖。我想，这一辈子，无论穷和富，无论父亲以后在不在，我们三个都不分开，一辈子都要在一个锅里吃饭。

后来，发觉辛苦两个月，种了几百斤蔬菜，得的钱，还不够过一个年用，什么勤劳致富？我不信了。我要离开土地，去寻找梦中的橄榄树。我父亲总误以为，我要去外面找一棵树吊死。我解释，勤劳是一种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品质叫智慧。我出去谋生，就是智慧。父亲说他脑筋不够用了，世界怎么变，他还是信仰勤奋。我便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我要去找一棵树，不是它吊死我，就我吊死它。我父亲以为我受了什么刺激。是不是云桃嫁了，没嫁给你。云桃嫁人了，我确实有点忧伤。她那么勤奋，那么健美，自立自强，应该晚一点，或许嫁一个更好的人家，而不是嫁一个有点腿瘸的小学代课老师，有知识，我想着不是她嫁人的唯一选项，可云桃却信了。嫁过去，在那边继续种菜贴补家用，只是到鲤溪街上卖菜了。她喜欢种菜的充实和卖菜的收入，种菜给她的人生带来了满足感，她认为知识能当幸福生活生的压舱石。我疑惑。想到缘分两个字，我又无话可说。这世间的事，哪有无缘无故的呢! 云桃嫁人了，她种菜的地，种上了奈李树，每年春天，都要演一场悲剧。我不种地了，父亲一个人操心不过来，在地里种上了桔子树，春天，白花点点，满天星星一样，香飘大地，蜜蜂飞舞，嗡嗡嗡着勤劳一个春天。

蝴蝶多好，正在结伴飞过阳光里的轻风。

202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