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床上唱歌

在乡下，睡觉只要一条裤叉，爬起来，套上一个背心，就是可以下地干活的装束。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那有什么不好。裤叉的颜色非黑即青，现在想想，也觉得惊讶，那时候，就让下半身有了沉重感。进了城，原本也是穿裤叉的，可城里的裤叉特小，只能套住个屁股蛋蛋，下床不敢见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看到同事洗了澡，换了睡衣，中式的，很合身，也很体面，自己也就在回来的路上，踅进一间睡衣店，也不论低档高档，付了钱拎了就走。回到住处，不再穿了小三角裤 “秀”，而是换了碎花的睡衣，很宽大，穿在身上，左看右看，都觉得自己像穿了龙袍，心里乐呵呵的。

搬了宿舍，我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空间，生活也相对的简单起来，下了班，一个人回去，昔日的同事也很少过来串门，虽然他们不忙，但在夜里，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陪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关了门，我就是国王，孤独的国王。嫌洗澡后再穿睡衣麻烦，便重拾小裤叉，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轻轻松松地，挂着那一小块布，晃来晃去，也自得其乐。

我的空间不大，一间屋子，一张床，一个风扇，冬天了，风扇失去作用，便塞进床脚。开门，我只能看到自己那张孤零零的床。床是睡觉用的，对我来说，却并不那么简单。我只有一张床，那就要把床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其实我也别无选择，家里就一张床，想做什么，只能上床做了。床是我的阅读场所，书就堆在床脚，随手可取，读倦了，手一松，书掉下来的地方，也正是堆着书的地方。床是我的写字桌，笔，笔记本，手机，烟，烟灰缸，都在床上，写字就趴在床头，犹如耕耘。朋友偶然光临我的房间，进门便皱起鼻子，说我的房间里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我说是男子汉味道吧。他说不是，是农药味烟味泡面味霉味脚臭味。我说到底什么味，还是自己有了鼻炎，什么味都一个味了。他说正是，什么味在你这里都变一个味了，不过没名字。我说那就是无味了。他却拍着我的床说是狗屎味。我笑了，说我就属狗。他说肯定不是野狗，是不离窝的狗。那就是小狗。我说完，自己笑得在床上爬不起来了。

一个朋友就是一种独特的颜色，朋友多了，生活也就五颜六色了。有时候我也早出晚归，甚至夜不归，跟五颜六色的朋友去疯狂。在广州做朋友，像广州城一样，可以辉煌繁华，也可以藏污纳垢，胸怀要够宽容，不然，就没有朋友。出门在外，我看到很多世象，街边有自己卖自己的女子，也见过风尘女子为了朋友一诺千金；见过朋友为朋友扔瓶子掀桌子，也见过八尺男儿边给家人打电话边嚎啕大哭。这世界没病，病的是我们。一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一些举目皆陌生的人，一些不为生活所屈服的人，把广州的夜弄得热热闹闹。我们是朋友，但我们彼此仍是抵达不了心灵深处，那不是一杯酒，亦或是一支歌可以解决的。我们的生活背景各有不同，我们的经历千差万别，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在这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没有主人。我们只有一张床，那张床暂时的收留了我的漂泊。只有回到那张床上，闻到自己的气味，仿佛才找回一些熟悉，并因此感动，用声歌唱。

朋友说隔壁的老太婆会来敲门，用听不懂的方言猫叫般地骂人。看着他睁圆眼的表情，我笑了，说我当年住石牌的时候，我们几个坐在地板上打牌，正在兴致上的时候，有人敲门，杨乃武穿着裤叉，跳着去开门，门一开，房东两手握了明晃晃的菜刀横在胸前，目露凶光，像野狼的眼睛，吓得杨乃武都呆那儿了。房东并不进门，伸着尖尖的头打量着我们，就几个人在打牌而已嘛，怎么像少林和尚在这里开了武术班？看着房东火冒脑顶的样子，我心里直笑。他不能向我们发泄，至少我可以躺在床上唱歌呢。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一个人，坚持着，过了十年。一年不长，可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却很长。一年一年，一年岂止三百六十五里路？轻轻哼起这首歌，动了真感情似的，投入得一塌糊涂，唱到最后，双脚竟然在床上打起了节拍。十年的奔波，岂止一声沧桑能说尽？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裸睡，因为除了那一张床，我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