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药可医

2002年10月节后，一个平常晚上，我接到了六弟的电话，他说他爹过了。

我们乡下那地方，过了就是死了，生命消失了，过了死的门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说知道了，节哀顺变。

当时放下手机，我就跟家里人说，明天我要回一趟东干脚。我在心里发过愿，东干脚无论谁过世了，只要打电话通知我，我就回去送别。那些人不是看着我长大的，就是和我一起长大的，见最后一面，不仅是跟他们道别，也是跟我自己的过去道别，一次道别，我就老一次，离死近一步。我是怕死的，死了元知万事空，不能吃到好吃的，再也看不到太阳，感受不到温度，还要经历僵硬、冰凉、腐化、消失。有的人说我重情，有的人说我演给活人看。从广州到东干脚，四百公里，这是实实在在的。我还不会开车，每次都是赶去夏茅车站干等一个小时坐高速大巴，从广州的家中到车站，到湘南的县城，从县城的车站转乡村巴士，再步行几里地到家。广州从早上九点半出发，下午五点到东干脚，路上八个小时，只要进了东干脚的路，看到东干脚的青山和庄稼地，一路颠簸都有了回报，心里踏实、温暖，想到逝者，又苍凉、悲伤。人生，除了生很沉重、艰难、曲折，死也很艰难，要跟这个世界作别，得要有多大的决心、狠心啊！

二十年下来，东干脚已经面目全非，人还是那些人，叔叔伯伯弟弟哥哥……人心却一直在变，有的变高，落地成高楼，有的变大，落地成庄园。有的恋旧，一直住着老屋；有的不能忍受变化带来的混乱、辉煌、狼藉，便舍了老屋，搬到县城住去了。高楼、庄园、瓦屋、废弃的宅基地……这不是我喜欢的，但我无可奈何。我自己已经面目全非，说是城里的，户口、责任田还在东干脚。说是东干脚的，已经在城里住了三十年，在城里买房、买车、上班。好在我还有一帮叔叔伯伯健在，他们能证明我是东干脚的。

进了村，回到家，弟弟、妹妹已经回到东干脚，并且帮我准备了祭奠用的纸和香，用一个红色薄膜袋装好了，搁在门边。在东干脚，老人过了，去灵前祭奠，是要带上蜡烛火纸香，放到灵柩下之后，再点香，插好香烛，再在灵前跪、拜、趴。死者儿女跪在灵柩两边还礼，礼拜之后，站起身，不能转身就走，还要扶起两边跪着的人。与城里殡仪馆不一样，乡下基本不瞻仰遗容。尸体早盛进棺材盒子里，棺盖虚掩，凡人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六弟是没想到过我会回来的。

终究有四百公里的路程。

我接过旁人递过来的纸烟，退了出来，六弟也跟了出来，招呼过后，说起大伯父的死因，前前后后去了十来次县人民医院，镇里医院不知道去了多少回。去了医院，住两天院，吊两天盐水就出院回来，回来住不了几天，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一身都疼，又去医院。人民医院的表姐夫给他老人家做了全身检查，连耳朵、脚趾头都检查了，实在无药可医，你大伯父八十九了，表姐夫说他全身的零件都朽了。昨天中午还吃了一碗面，说上床睡一会——唉，都怪我，表姐夫说过你大伯父只有几天日子了，那天我又有事在忙，不在身边——你大伯父就那样睡了过去，那个时间死的我那都不知道！真的是太不孝了！六弟神情有些落寞，拉着脸，一副想哭的样子，其实眼眶已经红了，只是碍于自己是个大男人，男人有泪不轻弹哪……

大伯父是老死的。

我的奶奶当年也是老死的，只是我奶奶当年只有八十三岁。奶奶死在二OO三年春末，我当时也在广州。早上刚上班，父亲打电话来，告诉我：奶奶早上走了。回到家，我看到了放置在棺木中的奶奶，小小的脸，一头缭乱的白发，估计没被我四姑少摸过。我四姑一直用手掌摸我奶奶的额头和脸。我要父亲制止时，才发现，奶奶太瘦，脸上只有一层皮了，下巴落了下去，四姑怎么扶，奶奶都拢不上嘴。原来四姑是不让人家看见奶奶张着嘴。在我们那个地方，死者张着嘴，表示对生前生活不满意，死了也不甘心，所以要张着嘴、睁着眼，表示自己生前有愤懑。我奶奶有不满意的生活，不至于死了还合不拢嘴，全因她太瘦，像一只小猴子。四姑说奶奶死的时候倒气倒了一个多时辰，非常痛苦，脸都变形了。死也不容易。我不敢掀开寿被摸她的手。奶奶是牵过我走路的，她的手掌冰凉、粗糙，整只手乌黑乌黑，手背筋鼓鼓如伏着两条蚯蚓。我每次从广东回来，回家路上，还是一起烤火，她都要摸摸我的手，她经常是通过摸我的手，来感知和确认我身上穿得暖和不暖和。她的手藏在寿被下，闭着眼，张着嘴，一脸皱纹还像在拧麻花。想到奶奶死前的狼狈和痛，我不安、恐惧起来。

奶奶生病，去医院做了一星期检查。

我当时在广州某个龙头民营文化企业做总监，月薪近五千。二OO三年，五千还是很值钱的。仗着有钱，我跟父亲说，即使其他人不管，你们都不管，我管，钱我出，你们只要带着奶奶去治病，治好为主。在我心里，奶奶是吃过大苦的，家破人亡那种，亏得她老人家当时有坚韧的精神和委曲求全的大度，才使一个家在风雨飘摇中始终维持着，没有散架。父亲也尽力尽孝，带她到县城医院，人民医院、中医院、博爱医院、红会医院，捕风捉影说能治的，都带奶奶去看了，结论都是身体老化，无药可医，回家等死。我们感恩她、尊重她，爱护她。她唯一的爱好就是吃糖，她要过甜甜的日子。我们唯一讨好她的方法，就是给她买糖。红糖、白糖、冰糖……死了，屋里还剩下几十斤糖。大家感念，把几罐糖带到坟上，摆在坟前，供她享用。

大伯父的情况和奶奶的情况相似。

村里好几个老人都是无灾无病无妄，最后老死在床上，哪怕死最后是残酷的，但我相信东干脚是一个好地方，山好水好人才长寿。

回到广州，广州仍然在疫情封控中，居家办公，学校也停课，东初回家学习。二O二O年年初开始，疫情就像一个巴掌，煽在了地球的脸上，地球上的人类都被打蒙了。久病的父亲，终究没能再熬下去，二O二O年二月初一清冷的凌晨在万籁俱寂中断了呼吸，父子缘分未尽，却要永别，心中满是哀伤。期待明年，明年期待后年，战战兢兢，活得像个甲虫，恨不得连眼睛也蒙上，远离灾厄。我信奉生死有命，顺其自然，我在笔记本上也抄写过一句“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因为不太关注自身，自身有了毛病，到察觉到，已经进了医院，竖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听到一片呜呼哀哉的鬼叫声，心里颤颤然，想：我要死了吗？

在我脑梗死之前，我觉得死是离我还很远的，至少还有一段不用发愁的距离。奶奶死的时候八十三，大伯父八十九，我爹不济，也活过了七十四。我才五十出头，到我爹那岁数，还有二十年好日子呢！其实，天真有不测之风云。我在沙发上午睡，还没睡过去，左肩头痒不可耐，抓了一把，从肩头到手腕就开始发麻，手指还是往掌心里抓，腰间也开始抽，不得了，还没叫东初过来帮我揉，左腿开始直挺、抽搐。我的小学语文蒋老师脑梗死的时候，在讲台上站着讲着课的时候，一屁股坐了下去，接着马上躺了下去，浑身抽搐，嘴巴都歪了，至今印象深刻。我中风了。我叫东初——谢天谢天，东初在我身边，让他打120电话，他看到我的情形，一边惊讶、流泪、慌张，一边打120电话，报状况和地址。我从来没有到过呜啊呜啊的救护车，有一天我会用上。蒋老师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他再也没有在学校出现过。亲戚中有一大货司机，中风之后，瘫痪了，一直躺在门板上，除了眼睛能转动之外，手脚、脖颈都不能动，不能开口说话，直挺挺的，耗了三年，全身干瘪，不治而死。我要完了。我就这么完了。空隙里，我嘱咐东初，如果我瘫了，就给我一杯毒药，我不会怪你。我不想那么窝囊地活着。东初没回我，他只顾哭。十四岁的孩子，除了打游戏，是没主见的。

推到急救室，讲了症状——我自己还能卷着舌头说话，找了熟人，医生给我做急救处理，打溶栓针，看看能不能溶掉血块。妻子看护我，东初一脸苦相，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医院的单据，跑里跑外。医生叫我抬手、抬腿，做给他看，很勉强，倒还能动。妻一边看着我，一边找熟人咨询，确定是脑梗死。医生说不要急，先看看溶栓针的效果。我却很绝望，厄运降临，我知道就再无好运。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城市在封锁，我的亲人进不来，我妻子没有医学知识，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医生的，等待结果。等了一晚上，左腿、左脚直挺，像一根棍子，不听指挥了，手指握在一起，张不开了，整只手不能动了。妻说，家里阳台上有一副儿子受伤用过的拐杖，还没扔，以后我正好用得上。我要过上依靠拐杖的生活？白天我还能跑能跳，晚上就跛脚残废了，以后还得仰仗外物支撑……我父亲走了，我母亲已经做了两次心脏支架，月祥在长沙，东杰在衡阳，他们都无能为力，我生死由命了。命比纸薄，当有不屈之心，那是脖颈还没架在铡刀下，如果生死只在电光火石间，还可以放几句豪言，无怨无悔。如果是漫长的折磨与煎熬，还牵连别人，死便是最好的解脱。只是这不生不死，半死半活……我仰着脸，看着屋顶的白色蚊帐扣袢，眼泪就出来了，我要做一个活死人了。

得了熟人的照顾，值班医生高看一眼，来的也比别的病床勤。医生跟我太太商量，溶栓针实在没效，就做手术。只是…… 医生迟疑，我妻子着急，说钱不是问题。医生才说明天早上再去检查照片，如果血栓还在，那就手术，成功率很高，但也有风险。我说没事。我妻子看看我，她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与其半死不活，我是宁愿死的。我相信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个中风的亲戚五个女儿，每天把他搬到门板上，抬到侧门边，就算了事。大便小便洗脸刷牙疏于照顾，一身气息呛鼻子，难以近人。每天只能一个人看着门外的田野冥想，忘了自己还活着。医生见我说话，便安抚我，说风险不大，他们经常做这类手术。手术成功的，是可以正常生活的。医生这么一说，我对手术又寄予了厚望，运气这么烂，或者经过医生的刀，坏运气就被割断了。

我的运气是够坏的，注射了两次溶栓针都毫无效果。

妻子一边哭着，安慰我，一边说已经在手术单上签字了。

我把银行账号、微信、支付宝的密码交待了，万一不幸，家就托付给她了。说完，看了看病房外护士站的空地，窗外的亮光扑进来，明明的一片。心里轻松了很多。钱真是一个拖累！我接受了命运，心里没有恐惧，我脑袋里空空的，没有悲伤，没有遗憾，没有念想，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一只躯壳，却是舒舒服服的。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真的可以穿过名利死亡，超凡脱俗。

护士、护工合着妻子，把我抬到通往手术室的床上，我说冷。广州十月的最后一天，阴雨绵绵，风冷飕飕的，吹到脚腕、肩膊，像被冰了一下，浑身一激灵。妻子帮我掖好被角，我就被推走了，进了手术室，我发现妻子做的徒劳，被子不仅被掀掉，我身上的病号服也被扒了，赤条条的，被放倒在水泥地上打麻药，然后我就睡了过去，也可能是昏死了过去……这样无知无觉多久，我是一点也不知道，感觉很舒服，像一根春风里的羽毛，轻飘飘，很惬意，没有梦，没有痛，没有知觉，然后感觉到口渴，醒了过来。病房里灯光昏暗，勉力看了看左右，房间里只有我睡的一张床，玻璃墙外有光，偶尔有护士走动的影子，我便叫护士我要喝水，我要喝水，叫了半个钟，没人理我，又睡了过去，再醒过来，偏头四看，找到右手边的一面窗四方窗，一窗光线灰白。什么时候了？我不知道。我要在灰白中找点标志，用来断定我睡在几楼，我对面有什么建筑，然而，看了许久，仍是徒劳。那一窗灰白里，看不到一朵云，看不到光，看不到墙，看不到山，看不到天……除了一窗灰白，什么也没有！我动了动左脚，可以抬起来了，我动了动左肩，手指可以自由张合抓握，我没事了，我的眼泪出来了，泉涌而出，我想，我母亲、我妹妹、我的外甥，我的亲人们，他们都不知道，于他们而言，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平安地度过来了。我感谢我父亲，感谢我奶奶，感谢大伯父，他们在冥冥中，帮我度过了这一场灾厄……我望着灰白的窗外，护士进来了，给我喂药，我问今天几号了，说3号了，食堂放开了，大家可以堂食了。我十月三十号下午进的手术室，醒来的时候十一月三号凌晨，我睡过去了三天！我没事了，没事了，我又流下了眼泪，就像荡秋千，荡到了鬼门关，又荡回了阳间一样庆幸和激动。

出院的时候，我接过护士给的住院单，一看费用，差两千多就十四万。我问护士，你知道我这一次住院手术多少钱吗？护士边走边说两三万吧。我再细看了一眼，差两千多就十四万。撇下单子，一动不动坐在病床上想：死都不可怕了，钱不重要了，只要我能走路，四十万又怎样？一个数字而已。我又体验了一把好死不如赖活的话意，能和这个世界共生，是拿钱换不来的。

出院的时候，医生开了处方，妻子搀着我到药房领了一大箱子药。

医生说：以后你要天天吃药，按时吃药，每两个月来复查一次。

突然，我便觉得，奶奶，大伯父他们那些长辈活到无药可医是多么高的境界，我这辈子无法抵达了。有药可医，余生将在吃药中度过。苦苦的，小心翼翼的，这不也是生命的真谛？我认命了，无论怎样的形式，活着自由，即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赏。

2023.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