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随时随意打扰的人

可以随时随意打扰的人，于我来讲，只有父亲。

以前，我最不喜欢，甚至有意回避的，也是父亲。

当年离开家，离开家乡，一个人往两千里外的广东潮汕打工，竟有两年未曾和父亲联系。一个是当时穷，身无分文，无颜见江东父老；一个是遇到了危难，父亲也无能为力；一个是无能，在最底层折腾，怕父亲失望。然而，生活的成败与父亲毫无关系，把生活的成败结果加在父亲头上，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后来和妹妹联系，才知我的故意，给父亲带去了很大压力，干活的时候，都在忧心忡忡，更在无人处长吁短叹，于无声处自责。我在知道自己的颟顸给父亲造成了伤害，写信给父亲报平安，父亲回信并不见责，其中还有“我懂”之类的话。

离开潮汕，迁至广州，工作变化了，收入变化了，生活也变化了，情况不同了，奈何家在山村，不通路罢了，不通电罢了，还不通电话。每次打电话回家，都得头天打给平田家里有电话的叔叔，拜托通知我父亲次日夜八点来接电话——我打电话的目的，仅仅是为省去写信之烦。父亲为接一个可有可无的电话，竟要比平时早一点收工，回家洗了澡，走两里多路，摸黑去到另一个村里，一边和别人说笑，一边等我电话。收头季稻了，母亲生日了，弟弟上学了，其实我完全可以直接寄钱，用不着打一个电话专门告诉他：我寄钱了，请他注意查收。我想，我是虚荣心作祟，让父亲和叔叔一家知道，他的孩子长大出息了。

2005年，不打工，自己创业，心里忐忑，告诉父亲，父亲说我祖上出过一个秀才，能识文断字，一辈子在乡里各处教私塾，兢兢业业，最后教出了一个将军；除了秀才，我祖上还出过一个麻商，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下苦力帮人挑脚，从永州挑到广州，做人忠诚老实，得了广州麻铺老板赏识，自己凑钱做起了麻生意，辉煌时候在镇上买了几十张铺子。我们农民，无亲无靠，生活就是撞南墙，不撞南墙，就是平平庸庸一世人，撞了南墙，不管输赢，还能说明你有个不怕死的胆量。还有，你是个农民，你在外面输赢都不打紧，你在东干脚还有一亩三分田呢。

筹划创业的时候，我还找了几个伙伴，东北来广州的张福信、王盛智都帮过我，但要合伙的时候，我又放弃了。我心里实在没底，保证开了公司营业就赚钱。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开不得一点玩笑。所以最后，我选择可一个人面对，赚钱就做下去，不赚钱就关门去打工。

在广州呆了七八年，好像很熟悉广州了。

生活却不这样，打工是为挣钱，广州只是江湖中的一个，人人靠自己，老家“千生当不得一熟”这句话，在我来说是不适用的。每个人都在奔跑，竭尽全力，我怎么能成为泛泛之交的熟人的负担？我对熟人没信心，我只能靠自己，那我得处处警惕——当然，大不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亩三分地。这是底线和最后的保障。但我已经跑了出来，再灰溜溜回去，父亲可以收留我，但我知道真那样，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前途暗淡。

2005年，中国的音像行业高度繁荣，正版、盗版都可以在行业里分得一杯羹。

我选择了做音像产品的策划和包装设计。

轻资产便于进退——这也就局限了创业的高度。然而，一个外地人在广州拥有一间自己的公司，无论赚钱赔本，都已经从打工队伍中跳脱了出来。心里每每有了放不下的得失，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挣钱了，赔本了，事业停滞了，摇摇欲坠了，我都想跟父亲唠唠，有时候就是单纯想唠唠，末了听父亲说“你在老家还有一亩三分地”这句话。白天工作，晚上应酬，回到出租屋，可能是十二点，也可能是凌晨两点。——我已经给家里装了电话。洗漱上床，心绪平静一下，想想明天的光明或暗淡，就拿起手机拨通家里的电话。响一声，响两声，如果响到五声，父亲还不接电话，我就挂掉电话。而通常情况是，电话响到三声，就听到那头阔落阔落话筒被拽起的声音，然后听到父亲清嗓子，听到父亲的声音，我便叫父亲，故意问还没有睡之类的话，父亲说先醒过一回，刚躺下去睡得迷迷糊糊，你就打回电话了。我们便开始聊天，从祖先聊到现在的邻居，从邻居聊到村里人的风评，从祖先的兢兢业业聊到做人的兢兢业业，聊到我打哈欠，父亲也没有困意，最后我投降，说挂电话，父亲才“啊”地打一个哈欠，说起来要抽一支烟再睡。

那时候，只要我想到了，我便随时随意给父亲打电话。

能随时随地接电话，不厌我的，也只有父亲。

父亲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农民，对农事算得精，还肯下力，一辈子风里雨里埋头苦干，为了让孩子上学，吃不上油，都不叫屈不叫累。对孩子寄予厚望，并且严厉要求。于学习辅导上帮不上忙，管理上却是结果导向，每次给父亲看试卷，看成绩单，我都脑袋包铁皮，做好被暴击的准备。父亲相信棍棒，即使出不了人才，也能锻炼出品格。我和月祥都是在父亲的敲敲打打下成长。然而，我没有记恨什么，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也会对孩子严加管束。受了那么多累，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把所有投向孩子，在孩子身上看不到希望，真会到“哀莫大于心死”的境地。我们并没选择什么原谅，而是理解了这种“望子成龙”的乡村教育，也理解了父亲全力驱赶我们离开农村的苦衷。父亲十二岁犁耙水响，一直躬耕于田地，所得寥寥，他如果不是憋着一口气，我想，我们还得真要回到家乡，一辈子继续操持那一亩三分地，直至像一只虫子一样老死。

父亲用他的认知和执着，在我们身后，全力的顶着我们。

彷佛他存在的意义，就像菩萨，一心度我们。

我一知半解的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之后，每次回家，我都不会让他提前知道。而是直接从广州出发，日暮时分把车子开到了门前，他出门探问，看到我们从车里下来，就脸发乌了，电目如星，除了对东初笑一笑，转头就板起了脸，针都戳不进，扭头不理我们。我只是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回来，不想让他准备这准备那。我的意思就是顺顺当当回到家，跟着父母，自自然然地，有什么吃什么。父亲却觉得孙子、儿媳都一块儿回来，他不杀鸡杀鸭割肉操持，他这个在家留守的父亲就失职了，隐隐约还受到轻视——他的严厉让我想起了家法，只是，现在他已经做了人造瘘手术，我已经人高马大，他只能选择这种生闷气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不恭了，而我只是想他不要那么操劳。

生活稳定一点后，我不再半夜随意给他打电话。

他患结肠癌后，一年一年，身体每况愈下，不能一惊一乍。

而在一天傍晚，我正在吃晚饭，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家里的电话号码，吓我一跳，接通电话，问父亲什么状况。父亲说近来行情不对路，村里几个中年人接连死了，有的五十不到，有的五十出头，特地打个电话给我，嘱咐我注意身体，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钱财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感到奇奇怪怪，又只能唯唯诺诺。

放下电话，我责备起自己的不该来，自己快五十岁了，竟让风烛残年的父亲担心我的生死来了。自那之后，吃了晚饭，八九点，就按时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也得个平安。

父亲颇不喜欢，说：你以前半夜里打电话，这两年电话少了，近段时间，我刚丢脱碗筷，牙签还没拿，你电话就打回来了。我半夜里睡不着，电话却一声也不响了。

我培养了父亲习惯半夜接电话！

想到那头身材干瘪的老头，生命朝不保夕，我怎么还能随时随意肆无忌惮索取理解和温暖呢？

或许，我应该随时随地准备听父亲的来电吧。

这又太恐怖了，我还是在晚饭后按时给他打电话吧。

202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