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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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东干脚。
东干脚是我的出身之地，或许它还另有名字，公家造册、报纸、公文上的，和我写的“东干脚”是不一样的。东干脚的人口头上自称“东干脚的”。好吧，我就记成“东干脚”。对不对，先不去考证。如果还领会不了，东干脚人会在“东干脚”三字前面加上一个前缀：平田，平田东干脚。东干脚的祖上，是从平田院子搬出来的。平田院子，号称“宁远北路第一村”，最盛时期，村里6、7千人口，清一色姓欧阳，是当地第一大村，第一大姓。人多，学子多，出的大人物多，为官的也多。所以在本地一提平田，十里八乡都知道。
作为自然村，东干脚只是平田大村四十几个生产队中的一个生产队。
平田不仅管辖东干脚，与东干脚并排的段家、东边林子里的勒桑里、西边淌岭脚下的阙家，都归平田管辖。
段家姓段，五户人家，最有出息的人段火佑，在地区煤矿当工人，有编制。阙家姓阙，出过一个彪悍人物阙汉骞。当时社会无人敢提——除了闲人闲时翻老黄历，才会提及当年平田和阙家械斗，阙汉骞要带兵回来剿灭平田的掌故。朝中有人做官，村子小点，都不受欺负。我们常常会把东干脚代入进去，然后感叹：东干脚百来号人口，有人在部队里、县里、乡里做官，比勒桑里强。勒桑里十来户人家，立村几十年了，一个高中生都没有出过。阙家？阙家也只是解放前出了一个阙汉骞！相较于隔壁邻舍几个院子，东干脚的人在心理上是有优势的。
东干脚在清末出过一个秀才。
相较出过秀才、举人、状元的平田院子，我们不比，因为同属一个宗族，都是杨子杨孙——平田的欧阳，曾有过一段改姓“杨”的暗黑时期。长辈说是欧阳先辈在元末站在陈友谅一边对抗朱元璋，陈友谅败亡，平田欧阳人家遭殃，要灭九族，一边改姓杨，一边逃亡，到桂阳落脚。在桂阳经营数代，风波渐平，又搬回宁远旧地，仍姓杨，直到明亡。到清中叶，平田杨上授在朝中为官，向户部提“杨”改回“欧阳”姓，遭“不可考”驳回，后用手段，得皇帝口允，始成。
东干脚的祖先为什么会搬离平田？平田可是大村，南北有山，东西有河。西边的河叫龙溪，东边的是无名河，叫小河，有后龙山护着。后龙山外边，是从平田搬出去的七里坪院子，有五六百号人，可以拱卫平田；西边龙溪河堤上有青砖围墙，河上四座石桥——三座平水桥，一座石拱桥，都是经过周密布置的。平水桥方便运输，连接的是平田的水田，别致的拱桥之外是永州古盐道，平田人送客告别的地方。平田的大几千亩水田在阳明山南麓山脚下连成一片，北到清水桥，西到西舂水，南到神山下，与郑家八个村子隔河相望。郑家人口不比平田少多少，都姓郑，宗族团结，有实力与平田争水源。与阙家的矛盾，也是因水而起。民以食为天，对于农民，水就是天。在宗族力量划分势力的年代，欧阳姓郑姓两姓人家经常械斗。阳明山、石家洞又有土匪。为了掌握情况，平田人在龙溪学校后边田野里的水沟边修了一座八角楼，据传高八层，大石条筑基，沉重厚实。西边的道路、水田、水路尽收眼底。又在村中心的祠堂前面修了瞭望楼，鸟瞰村子的四面八方。为了挡住郑家人、土匪的突袭，还在龙溪河上修了青砖围墙，简直滴水不漏。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东干脚的祖先为什么会搬离平田院子，到北山——九甲岭、界迹岭下落脚生根呢？九甲岭、界迹岭是放牛的家山，山脚下的港湾里有几座牛栏。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后代根本没有发展空间。长辈说东干脚的先祖在平田院子是看牛、放牛的，属于底层。有这么一个独立空间，虽小，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后来同德群叔吃饭——其实他是爷爷辈，年纪比我父亲小二十几岁，照理说我父亲得叫他叔。可他年龄与我相仿，按老辈规矩，口头称呼降了他“一级”。他是教授级医生，不仅是平田的名人，还是永州的名人。德群叔说他和我们东干脚都是闸门外的人。
我不解。
德群叔娓娓道来：平田北边有道闸门，我们都是闸门外的，以前都是穷苦人家。你看看，闸门内，清一色石板巷子，青砖瓦房，亭台楼阁，水池花榭，一应俱全。闸门外，房子不是矮矮垛垛，就是泥巴巴墙。旧社会，闸门内住的有钱人，是闸门内出人才，新社会，大家拼能力，是闸门外出人才……
话闸子一打开，大家开始列举闸门外的人才：市长、市政协主席、处长、县长、县政协主席、局长、镇长，作家、教授、学者……
江山代有人才出。
祖先搬出平田大院子，在东干脚定居，心里一定是欣喜、自由和充满激情的。
相比于平田院子的青砖黛瓦，石桥石路，东干脚属“临建”，简陋不堪。
东干脚门前有条河，龙溪的中游，上游属勒桑里，下游属平田院子，流过平田院子的田亩之后，在神山下汇入西舂水。河边柳下有一架木桥，五根杉木条一拼，打入两根楔子，架在河上，就是东干脚人进进出出的必经之道。去田野，去平田院子。平田院子是必去的。油盐糖醋都要去平田院子中心的商店置办。抓了两斤泥鳅黄鳝，捡了两斤田螺，也得拿去平田院子的小集市去卖。就是碾一担米谷，都得汗流浃背挑去平田院子的碾米厂加工。
东干脚离平田院子三里地，田埂路、庄稼地里的荒路、河坡路，上坡下坡，一路牵牵绊绊。
小时候，去一趟平田院子，就像朝圣一次。
进了闸门，四吉堂，宁远北路有名的堂号，当年积聚的钱财，能压断楼板！
上公厅，当年全凭他一己之力，欧阳姓的“杨”姓才改回欧阳姓。上公厅的照壁上，本来有上公的素描像，线条简洁，造型雄伟。改做碾米厂后，照壁被柴油机的烟囱喷得墨黑，挂了一层灰，什么也瞧不出来了。放下担子，排队，利用这点空余，还可以跑去厅门口——这个厅是祖祠，瞧一下热闹。每天，每时，每刻，厅门口都不缺闲聊的人，扯平田的历史，扯平田的人才，扯眼下发生的事情……扯不清楚，就抓路过的人参与进来评理……
碾米回来，也是一顿吹，在路上遇到谁了。
在平田院子的巷子里遇到谁了，打了招呼。
在碾米厂遇到谁了，和兄弟一样，一点不见外。
在厅门口，看到谁和谁争得脸红脖子粗要吐白沫了……
在东干脚，周围的任何一点小事，大家都可以津津乐道半天。
东干脚的人不会忘记祖先是从平田院子搬出来的。
平田院子的一小部分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东干脚的祖先是被宗族赶出去的。
我们能感觉到这种歧视，比如东干脚的人到平田院子，会遇到“哈，出来了”之类的话。这是什么话？出来了？从哪里出来？山里出来。两个院子，一个宗族，虽一大一小，打开大门，一眼可见，还这么侮辱人？不过久而久之，东干脚的人习以为常，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了。在山上放牛，大的孩子都告诉我们，我们是杨令公的后代，杨家将，不怕死，不服输，保家卫国，和郑家院子打了好多仗，每次都打赢了！抽烟的老人取脱脑壳上的发霉草帽，一边往怀里扇风，一边鼓起眼睛：什么杨令公，小孩子家家，净瞎编。我们是杨伯公的后人，杨伯公，四海欧阳无二姓，天下欧阳是一家，文起八代之衰……
越说，我们越听不懂。
我们还是把自己当杨令公的后人，武功盖世，精忠报国。和亲戚家孩子争起长短来，家世就是资本，理直气壮，咄咄逼人。
平田有两个学堂。一个是龙溪小学，曾培养出二十来个黄埔生，在本地名声显赫。一个是琼英小学，据传是阙家阙汉骞捐建的，他夫人是平田人。龙溪小学是高级班，琼英小学是启蒙班。在琼英小学启蒙，然后再到西南角的龙溪小学读高年级。我在琼英小学启蒙，在龙溪小学毕业。
两个学校都闹鬼。
琼英小学有马桶脚。据传夜里或清早，楼板里会伸下一只马桶大的脚杆来。
我们没见过马桶，马桶有多大？尿桶大。
龙溪学校是古庙改的，厢房改做教室，经堂改做礼堂，僧舍改成了老师的宿舍。住校的老师说半夜经常能听到楼板上有脚步声，轻轻的，蒙蒙的，听的又格外清晰。
在家里，德爷、父亲、三叔都给我们讲了不少鬼故事。会唱歌的野狗，会漂移的鬼火，穿半截红裙的女鬼，往山下滚石头的山魈，躲在门后面的长舌鬼……每次听得头皮都炸，正惊悚得不得了，大人还恰到好处的喊一声“鬼来拿了”，小孩吓得哇哇叫，女人吓了一跳后直接朝大人吐口水、丢鞋子。
东干脚的后山——九甲岭、界迹岭，虽是阳明山的余脉，但不像西山那样厚重，用坚硬的姿势在天底下画出优美的线条，如同波浪蜂拥，也不像东边马脑壳峰拔地而起，一年四季云蒸雾绕。后头岭上岩石黢黑，密集如兵马俑，曾有土匪盘踞，数百土匪被杀死在其中。所以，每次上山放牛，都不敢上山顶，怕遇到不好的事。
九甲岭、界迹岭都曾枞木遍地，遮天蔽日。据老辈人说，大的枞树，双手都抱不过来。村里某某上山捡柴，遭受雷击，死在岭上，尸体发臭了才找着，都长蛆了。五八年大炼钢铁，岭上的树木不分大小，一扫而光。吃不饱饭的年代，东干脚的人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上到半山腰，在山坡上开荒，种红薯、种花生，补贴粮食之不足。土是黄土，肥力不足，种不出好庄稼，改种山苍子，挂了两年果，山苍子提炼油费事，改种油茶树。
挖红薯，我会跟着大人上山捡红薯。
山上的红薯个头小，但皮光滑，没虫迹，浆口足，蒸起来很粉。
山上的花生个数少，产量低，个还小，但饱满，炒起来吃，香。
我看中了的红薯，我总要想个办法弄到手。火勒叔或查叔见了，总是先笑笑，劝我莫急，小心锄头挖到手。遇到地边的石头上有火棘果、野柿子、老鼠耳，我都去摘。他们都会说一些话，或者说还是青的，没熟；或者说脚边边有刺条条，小心挂到肉。查叔更是奇妙，还去掏鸟窝，把鸟蛋送我。问怎么吃？查叔咧着缺门牙，说煮饭的时候放到饭皮上蒸。
然而，这些美好的事儿很快就结束了。
油茶树种好，挂了果，却分到了户。大家不在一起劳动，不在一起看电影，不再一起烧石灰，不再一起捞河鱼，不在一起挖土了。大人们自由了，兴高采烈，劲头十足。孩子们却不能在一起玩了，放牛的放牛，打猪草的打猪草，做饭的做饭，带小弟的带小弟，都帮大人做事了。我父亲不当生产队长，改行当“鸭队长”。先养“靠鸭”，一只西鸭公，配八只麻鸭婆，孵出来就是“靠鸭”，后来嫌规模小，养了百多只草鸭下蛋卖种蛋，后换成麻鸭，再换成樱桃鸭，一路追经济效益。我去上学了，父亲一个人看管。我放学回来，父亲便交付给我，他赶去田里地头做事。我跟着鸭子四处游荡，我的生活，和扁毛鸭子连在了一起。
龙溪河两岸都是农田，村前的，属东干脚。木桥以下，属于平田院子。鸭子只能在河里觅食，不能上岸，不能下田。河道两边不管是稻花香，还是稻谷香，对鸭子都是引诱。河坡并不高，还斜面多，鸭子很容易爬上去撩事。
看管鸭子尽管看起来很清闲，但眼睛不得闲。
父亲常告诫我：眼睛是管事的。
可我那时候迷恋杨家将、水浒传、小李飞刀……父亲一走，身影一远，我就把别在裤腰带上的书掏出来看。看几行，看一眼鸭子。然而，还是误事，鸭子不是进了东干脚的水田，就是进了平田院子的稻田，不是吃了人家的鱼苗，就是刷了人家的稻穗，或者踩倒了人家田里的秧苗。兹事体大，不是我挨揍，就是小李飞刀被一脚踩进水田的泥里，做了肥料。
养鸭子几年，母亲几乎和东干脚的女人吵了几年……
打也罢，赔钱也罢，吵架也罢，鸭子不能不养。
养鸭子是父亲母亲积累家庭财富的坚强计划。
我是家里老大，必然成了他们的重要生产力。
我跑，最远跑到皇家洞。我外婆家，或者我四姑家，半夜被我父亲虎着脸领回来。
我心里火，把带头撩事的鸭子抓起来，挂在棍子上，扛在肩上，要以儆效尤，然后不知不觉挨一记闷棒。
父亲打人从不挑东西，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我挨过绳子抽，锄头把子敲，苦竹棍子的暴风雨……
我不反抗，也不记恨他。
我不把事儿搞砸了，就不是我。
做了错事，我得心甘情愿接受惩罚。
除了守护一年二季的稻子之外，放鸭子也有放鸭子的快乐。
让鸭子溯游往上，过了可怖的蓑衣岩、敞口岩，上了坝，就是吕仙岩。蓑衣岩之可怖，是里面曾住过和尚，和尚死了，装进棺材，摆在岩洞里不入土；敞口岩，深不知底，据说里面躲过土匪，岩前一个光秃秃的土坟，土坟上每个老鼠同都滑溜溜的。吕仙岩是个出水岩，是龙溪的源头之一，洞口石缝可以容纳一个人进出。当年吕洞宾钻过，所以叫吕仙岩了。秋后，水线下降，吕仙岩会干枯。我跟着勒桑里放牛的年轻人进去过，里面遍布岩石孔洞，或欠身，或低头，或爬，手脚并用，穿过这些孔洞后，抵达天坑。天坑下的流沙水槽金光闪闪。现在是丰水期，洞口的水汩汩而出，在水面旋出漩涡，但并不可怕，抬头，水田坡上的林子里，就是鸡鸣狗吠的勒桑里。
勒桑里的人随时会来这里取水，担回家做饭、饮用。
在吕仙岩前，我时常可以遇到勒桑里到这里挑水的人。
我希望遇到福昌，或者伍昌。
福昌是父亲的朋友，是个老单身，家里有梨树和桃树。
伍昌是父亲朋友黑狗叔的老五儿子，年岁与我相仿。他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黄梨树，黄梨下果，可以装十挑，上千斤。哦，他家后门侧还有棵油桃树。我们在一起，可以去找桃子，可以抓泥鳅，可以下河一起洗澡，可以下天坑里捉小鹰。他笑眯眯的眼睛后面的脑子里，藏着这块土地秘密，随便一样，都能玩乐半天。
听老辈人说，曾经从平田院子搬来三十来户到勒桑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部分人又搬回了平田院子。
勒桑里其他人虽不是父亲的要好朋友，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如果遇到福昌、伍昌，就不一样，我不说明自己的想法，他们都会猜透我的心思，带我去果园，朝着树上拍打几棍子，果子落雨一样落下来，随便捡。
不遇到他们，也没事。鸭子在坝上歇脚，我脱了衣服，走进水里，在水里扑腾，然后到石壁缝里摸鱼，也能消遣。石壁里有鲤鱼、鲫鱼、马口、螃蟹，或者螺蛳。附近水田沟渠里，也有不少鱼。只要不嫌辛苦，到沟渠里抓上半天，能抓出半斤八两黄鳝泥鳅。中午时候，父亲喂了鸭子，把鸭子赶回鸭圈，我会独自拎个小桶，去水田的沟渠里捉鱼。一晌午下来，多的时候有两斤，少的时候也有半斤八两的收获。我不喜欢吃鱼，母亲也是，弟弟妹妹也不嗜好，便攒起来，积攒几斤，由父亲提着小桶到平田院子的小集市去卖。父亲没空，我去。每次我都颤颤惊惊——生怕卖不掉。也怕跟人讨价还价。一斤泥鳅，五毛钱，帮父亲换五包龙山产的燕归烟。父亲并不表扬我，还怼我，说他八岁的时候，就上山下河了……
不信，问你奶奶去。
哎！
东干脚有山，秋风起时，艳阳高照，上山捡茶籽。
东干脚有田，收割了二季稻后，到田里去挖泥鳅。
东干脚有水，水里有马口和白条，水边有前人手植的吊柏树，月夜里威武如哨兵。
月夜里，东干脚连在一起的瓦屋，如一艘归航系缆的小船。
瓦屋低矮丑陋，但有一粮仓温香的稻子。
生活不愁吃穿，大人的梦想，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尤其是听到平田院子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县中，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北大，村里要放电影庆祝了。父母听闻后牙痒痒，除了督促自己的孩子，又没有其他办法。儿子，女儿，一样看待，扬言只要上进，北京上海，砸锅卖铁都乐意。东干脚家家户户都有人读书，都抱着上进心，然而，能考学的，却没有。
我们家里，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翻历史，东干脚第一个考顶子的，就是我家祖上。在平田院子和何家乡教过书，在东干脚还开过私塾，响当当的阙汉骞就是他老人家的学生……你伯父，小学五年级都没读完，满十六岁就跑去当兵，在部队里考了军校，如今当营长……
我父亲讲这些的时候，比教室里上课的老师还声情并茂：到了你们这一代，时代这么好，放开肚子吃，打开大门读书，你们个个都和猪一样了…… 东干脚的人虽然住着瓦屋，种着自己那份田土，勤劳和善也势利，但眼光并不短，思想也不狭隘，盖因众多前辈、先辈从石板路、田埂路上走了出去，以前进朝堂，现在各个城市的部门里有编制。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对东干脚的人就是鞭策和刺激，个个都想盘两个像样的人才出来，不仅是为家庭争口气，也是让孩子从土里刨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改了身份去过有头有脸的生活，脱离三斤半（锄头），父母累死都算活得值了。
我想起了孙少平。
我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家里穷，他上中学，吃黑馍。我上中学，吃咸菜。我父亲养鸭子挣了钱攒了起来，盖了红砖房。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个创举，是家庭富裕的象征。然而，父亲用力过度，不仅花完了积蓄，还欠了亲戚的债。欠债盖的房子，只是个壳子，一个粗糙的壳子。跟当时的社会很像，看起来轰轰烈烈，激情澎湃，但究其底里还是空的。对于父亲来说，他完成了一个立业的使命，一生可以交待了。对于家庭来说，收入抵不上开支，开始拮据、窘迫，过苦日子。在舂陵中学三年，我的同学们吃热乎的食堂，我吃自带的咸菜。食堂开饭，孙少平可以最后一个去，我不能。舂陵中学的食堂，过时不候，按时关门。孙少平停学回家帮助劳动，我不用停学回家，但周末回去，照样要参加劳动。孙少平挣工分，能减轻心里的压力，我不需要，我只是帮家里劳动。在父亲的教导、示范、敲打下，我学会了播种、插秧、犁田、耙田、收割、交公粮……
跟孙少平有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喜欢读闲书。
孙少平有田晓霞提供书籍，我们学校有个不超过三百本藏书的图书室。大部分图书都是旧的——老师们捐的，五花八门。
比如说《平凡的世界》。
孙少平记性比我好，能记住读过的书的内容、情节，甚至细节。
我记不住，只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猎奇，获取阅读的快感。
但是有一个共同收获：读书打开了视野，变得眼高手低，又野心勃勃。
在舂陵中学读书，寄宿。
离开了东干脚，我并不想念东干脚。舂陵中学在柏家坪南边的丘陵里，离东干脚八里地，虽然有山重水隔，但毕竟还是在乡下。山还是阳明山，河还是西舂水。不过，学校围墙外，水田在山丘上，类似梯田，层层叠叠，十分好看。上面分布着好几个大水塘，有的养鱼，水上面浮着一层乱七八糟的鱼草，有的纯粹是蓄水塘，塘里干干净净的浮着天色。夏末秋初，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偷跑出学校，穿过青色田野，私自去大水塘野泳，——说到底，是为了省去从水塔提水到澡堂洗澡的麻烦。柏家坪连屋共舍的瓦房那抹黑色十分眼熟，电影院的灰色高楼形同鹤立鸡群；周家院子、蔡地里、左洞，这些泥瓦乡村的周围都种着一些树，杨柳、吊柏树、椿树、棕树，高高矮矮，浓淡韵致渲染出层次。水田顺着丘陵的坡势向下延展，直到东舂水边上的枞树林子。田野里一条青石板路宛若被追捕的青蛇，游过田野，朝着潮水岩、杨柳桥、姑娘庙的方向奔去，十分神秘。
洗了澡，暮色四起，大地安静，山影模糊，我会想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妹妹，想东干脚的每一个人。
家里鸡鸭猪牛，管过来，都是晚上七、八点钟了。父亲从早忙到晚，像秒针一样，一刻不停。他压力山大，也不敢停。其时他咳得很厉害了，抽烟更厉害了，在床前放一个铺了煤渣子的撮箕接痰，也不去医院检查。他舍不得花钱，以前还抽龙山出产的燕归——那是东干脚烟民的标配，一包一毛钱。现在他都舍不得了，抽自己营务出来的劲道大的旱烟。盖了房子后，他开始硬扛，我、弟弟、妹妹上学，都要花费。孙少平有个哥哥孙少安挣工分，我是家里老大，我得读书，并且得出息。弟弟、妹妹都要读书，一个不能拉下。父亲一双手，他只有靠一双手来营务全家人的生活。他一双手，恨不能变为十双手。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日子过得快一些。他被生活压成一张弓了，然而，他精神还好。或者，他撑起了三个子女读书的花费，在为此自豪吧。
奶奶是家史的讲述人，也是我的心灵按摩师。她能把我们的家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讲个半天，一点都不带重复；也能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宿命观念跟我讲上半天，一点都不带含糊。
我家养鸭子，鸭子撩事，弄得我父母跟东干脚很多户数关系紧张。紧张的另一面，就是紧密。查叔、珍叔、贵叔，还是一如既往善待我家。在我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中的某个人总会挺身而出搭把手。他们的古道热肠，他们的乡亲义气，很多时候撇去了乡下惯有的势利眼，留下感动和感叹。
在舂陵中学三年，第三年是我最不堪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帮同学婚姻失败的姐姐出头打架，冲撞老师——这是最致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中考失败。不是差几分，是完全失败。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我的人生在此应当转折。
在舂陵中学，我记下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张土茂，语文老师，教了我初一年级就调离了。他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不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一个是李生龙，教我初二、初三的语文，直至在舂陵中学退休。他是优秀语文老师，在书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所以他对任何学生只有爱护没有偏见。
回到东干脚，东干脚除了我家的红砖房子，火勒叔也盖了红砖房子。
东干脚在变化。这种变化很慢，像学走路的婴儿，脚步蹒跚。但变化快的是人家看我的眼光，如刀似火像冰水，我一下子成了另类，吓得我都不敢出门。父亲绝望至极，买回一个高压锅，要分开我单独过。他很冷静地分析了家里的情况，我已经回村，弟弟妹妹要读书，要花费，要长大，他不想牵累我。红砖房归我，东边的水田，随我挑。自家有牛，化肥农药，买回来后会分给我，只要你独立……
我十七岁，我能怎么办？
我想找一个陌生地方躲起来。最好没有熟人，自生自灭，咎由自取。书上什么天无绝人之路，什么世上本无路……只是他们经历绝境后的洒脱。在绝境里，人和关在笼子里待宰的鸡的毫无区别。
好在我有奶奶，她是我的救星。
奶奶训斥我父亲：红崽还没有成年，你父亲父亲，责任没有“付清”，过一年再说。你现在就能看死红崽？人限人不死，天旱草不生，到时来运转的哪天呢……
父亲心底里，只是想教训教训我，让我记住失败的耻辱。
我像心头刺，伤他太深。
我现在人高马大了，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挥舞棍棒打我，叱骂。他的手段却那么传统，让我自生自灭。他想逼迫我认清现实，让我独立，让我思考，让我担当，让我绝后重生……
该说其他地方了。
从舂陵中学毕业后，由三叔担保，我到清水桥中学复读一年。
三叔以前的同学在清水桥乡中学当校长。
他带我去学校，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我一个人失败，带给了大家失败。
父亲以为我深蹲一次后，能抓住机会雄起。
然而，我是来要债的，至少在求学上是。
我并非不珍惜这次机会，但数门功课的漏洞太大了，补不上。清水桥中学复读一年后，中考成绩还是不理想，去了九疑山读高中，在那里读完了高一，再到宁远四中读高二……如此折腾，心散了，一个劲地折腾我的家庭。其时，妹妹在四中读高一，弟弟在清水桥中学读初一。父亲那张弓，已经拉得满满当当，再撑下去，随时绷断。
父亲盖了红砖房之后，家里经济一直没能好起来，时常捉襟见肘。
供我们兄妹仨读书，是父亲最后的倔强，是父亲唯一的信念。
父亲撂话说：把他九十斤的毛头熬膏药卖了，也要搏一把。
我在东干脚的两个同龄人——春哥在地区农校，富贵在宁远二中。在经历过分家事件后，我想我得学会一个技术。高考失败，父亲再分开我，我也有谋生之道，不至于在东干脚分家里的责任田，一辈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辈子直不起腰。便横下心来，向父亲讨要了十块钱，向转业到衡阳工作的伯父讨要了十五块钱，报了一个写作函授班。我读了很多闲书，记性不好，但能通过写作谋一条出路……这想法很奇葩，让我兴奋，让我莫名其妙地自信。未来很美好，美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要拿出种田人种田种地的韧劲，谋个生活稀松容易。
我是那么幼稚，又那么自信……
我当时不知道，这叫盲目自信。
我相信孤勇者一定会抵达理想的彼岸，追上信仰的魂影。
不服输，不怕苦，不放弃，是东干脚的生活给的，是农村给的，是那片山岭给的。内心丰满，那就找一条不平坦的路来磨练。当有一天不惧生活的各种索要，生活就会臣服，让你成为人海里的花朵，或者天上的星辰。
高考像一把铡刀，我本可以按部就班抵达，但我放弃了。放生的闸门已经打开，千万人选择南下，我看到了希望，不同以往的希望，完全忽略了苦难。吃苦是人生必要的修行，吃苦就成了活着的权利，理所当然。
在生活里，要像一颗钉，不是折了，就是把它钉穿。
忘了他们，一心奔向新生活。
离开东干脚之后，在潮阳耗时最多。
夕贬潮阳路八千，雪拥蓝关马不前。
在潮阳有写作函授班的学友——姑且这么叫吧，虽然素未谋面，但都是同好中人。一个学友在潮阳和平镇，一个学友在潮阳沙陇镇。和平镇的学友马东涛，沙陇镇的学友郑少华。马东涛在和平镇文化站上班，郑少华在和平中学教书。得知我想去潮阳谋生打工之后，两个学友既不拒绝，也没有应允，回信只是说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比不上珠三角，但工作不难找。而我，恰恰只需要一份工作，一个落脚的地方，或者，只要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
其时，东干脚、平田院子、郑家院子、柏家坪、清水桥，我那些没有继续上高中的初中同学，甚至妹妹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务农的初中同学，都迫不及待地往广东跑。据说，很多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在广东办厂。除了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河南人，半个中国的人，都往广东跑。一时之间，社会上兴起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旋风。即使在宁远四中，在山卡卡里，自觉高考无望的同学，都自动退了学，跟了熟人去了广东打工。
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
像穿云箭，把乌云笼罩的山地天空刺出了窟窿。
头顶有光，远方不远。
大家认识到，在家种地是一种选择，去南方打拼也是一种选择。
不甘愿被土地束缚的年轻农民，天天打探着消息，等待着在广东落下脚来的熟人、乡亲、同学的回信，随时准备出发，去过风不吹日不晒的流水线上的生活。路上的班车多了起来，跑运输的货车也多了起来。原来简易的坑坑洼洼的省道，重新铺了砂石，湖南的、四川的、贵州的、湖北的，不同的车牌，一个方向，向南。永州古盐道变成了大马路，直接修到了南风坳，与广东的马路连接。南风坳在哪，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听老辈人说，过了南风坳，担子轻一炮（十斤）。奶奶以前也说过：挑盐的过了南风坳，走路像跑。我猜测，那边应该不像宁远到处是山，行路难。
90年代初的南方，树了一面大旗，在每个不甘平庸的人心里猎猎作响。
我不是英雄，我不能去珠三角，我选择了无人注意的潮汕。
李嘉诚，潮汕人。
饶宗颐，潮汕人。
……
想象中，潮汕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当我悄悄摸摸以一个逃跑者的姿势选择离开东干脚的时候，我觉得非如此不可。并不是我对东干脚失望透顶，而是对乡村生活产生了恐惧，无力拯救自己。也并非不愿意告诉家人，反而觉得不让他们知道，不要他们纠结和牵挂，对他们是一种解放。我是要回来的，不论何年何月，我过好了，就回来。过不好，我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肯定是爆炸性的，父母是不可能承受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一个人悄悄默默扛着，流浪他乡。在南去的班车上，这些想法纷纷扰扰，让我变得麻木、无趣和决绝。
一个二十岁的年青人，踉踉跄跄，开始了征服陌生世界。
盛夏，阳光明亮而热烈，车厢里橘子味、臭脚味、烟味、汗味混合，十分刺激。宁远到广州四百公里，班车在南岭众山中起伏颠簸缭绕了六个钟头，一身都快散架了。
为什么有橘子味——那些和我一样的背井离乡的老乡带了宁远的土产橘子，一个劲地在车厢里剥橘子吃，仿佛桔子能安抚内心的煎熬。七月，早熟的橘子，剥开之后，散发出强烈的酸味氨味。
清晨微光里，下南风坳，大地宁静，树、草、田野，绿得深沉。
拉了一个晚上的话的老乡们，有的趴在前排座位背上，有的仰着头，脑袋耷拉在座位后背上，靠窗边的脑袋歪着靠着窗，都睡了，车里一片死寂。
南粤大地的风景，跟一山之隔的宁远大不相同。
这个山，是南岭。
南岭，是南方最长，覆盖省区最多的大岭，从福建到贵州，中间是江西、广东、湖南、广西，都像跑不出大岭怀抱的孩子。同时，南岭也是南方最为险峻的岭，纵横千里，峰峦叠嶂，层层平铺，像波浪涛涛的大海，是一道辽阔雄厚的屏障，不仅切分地域，把气候都切割了。
清连公路两边，是田野，一蓬一蓬野草绿得出油。
房子灰不溜秋的，仿佛还没有醒过来，还在酣眠。
过了连州向南，阳山路边的山，一如宁远的山，或一岭接一岭，或一山抱一山，或独立如笋，或相互堆叠如一笼馒头，或连绵如墙，砌入半天中，或相互拥挤，最后披云挂雾，一团糊涂，把这人间弄得别有洞天。隐现的村子，跟东干脚的泥坯房没有什么不同。我睁大了眼睛，大家口口声声称道的发达，就是眼前这番模样？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村子，跟我一样惊掉下巴的人不少。来过一次广东的“老江湖”说：这是粤北，和我们宁远一样在山里，一样穷，发达的是珠三角，东莞、佛山、深圳才到处都是工厂和工地，出入都是高楼大厦。
潮阳会怎么样？
东涛说潮阳有工厂，工资低，大家都往外跑。
我不太在乎工资有多少，我要的是一个远离东干脚的地方。
我需要蛰伏，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正适合我的心境。
只要我会了一门工作，有了吃饭的工具，生活自然精彩。
我一定要会一门工作。
看着他们兴高采烈，我在下决心。
没有人带我出来，我也不愿意去找已经在广东落脚的同学或者村里的熟人。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想，这个时候，不是让他们看我窘态的时候。
年轻人的那种无知和无畏的自信、傲气、倔强，我表现得很彻底。我终究要自己趟出一条路来。困难那怕多得像一本书，风吹哪页撕那页，持之以恒，一切困难都像一张废纸一样无足轻重！我现在有这份勇敢，也只有这份勇敢了。
在广州换了车——广州站前路人山人海，摩托车、小贩、架子车乱穿，公交车、轿车、货车喇叭声响成一片，乱哄哄的闹腾喧嚣，带起烟尘。
出城公路在高楼大厦间宛如山间峡谷中的小道，或者像一副小鸡肚肠。
经过增城、博罗、惠州、惠东……过一个地方，对朋友的期待就加重一分。未来怎么样，我已经不想。我想的是工作，怎么工作，怎么对待工作。一车说潮汕话鸟语的乘客已经在暮光中昏昏沉沉。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过了惠东，车窗两侧空荡荡起来，是夜色，是山，是无边田野，是海，我不知道。一片茫茫到天边。车厢里除了我，还有没有外省人，我不知道。
在海丰、陆丰地界不知行驶了多久，车停了下来。
前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队。
据猜——听潮汕话只能靠猜，前面广汕公路修路，不知道要堵多久。
下车，在朦胧的月光里找了棵树，在树后面尿了水，爬上车，睡觉。
七月，并不炎热，反而觉得还有些清凉。
我已经离开了以东干脚为中心的生活，前途未卜，人困马乏，思想枯燥，与其担心前途怎样，不如痛快睡一觉。
我不知道，我走出这一步，是我七年流浪生活的开始。
等我从迷糊中抬起头，发现车窗外早晨的阳光灿烂。我使劲在飞逝而过的马路边的建筑外墙上寻找着潮阳、和平的蛛丝马迹，却徒劳无功，除了水田和零散的厂房，什么也没找到。下了车，问司机。司机说已经到了终点站：潮阳。再问司机，司机也是湖南人。和平镇已经过了。要倒回去，很近，只要两块钱车费。谢过司机，往台阶下走，一地光斑。夏风轻柔，抬起头，路两侧，是木棉树，间或有一棵小叶榕。阳光透过树叶缝隙，落在地上玻璃碎片般闪亮，羽衣般华丽。天空无云，蓝莹莹的，高远无极。
我本意是第一时间到和平文化站找东涛。
然而，我找到的是少华的家。
东涛只是文化站的临时工，上班不固定。我去文化站，他没在。他不在，就无处可觅。我在和平镇政府门前的街上溜达了几圈后，又进去找，还是没找到他。又反复几次，最后终于在文化站遇到了一个浑身彩漆的工作人员，问了后得知东涛已经好几周没来文化站了，联系不上。
时间已经快到四点了。我还没有落脚之处，人生地不熟，急了，记起了住沙陇浩溪的少华。我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熟人。在三角路口，看到了去沙陇的面包车，问了卖票的年轻人，得知浩溪村就在沙陇镇边。另一个乘车的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叔热情地说：下了车，找一部单车送我去。潮汕人眼睛里都是精明的光芒，但并不排外。
浩溪村不是东干脚那样只有百来号人的小村庄，是一个三、四百户人家的大村庄。全村人都姓郑，叫少华这个名字的，不下十个人。骑着单车驮着我的庄稼汉大叔幸亏是个本地人，带着我穿街走巷，逢门就敲，逢人就问，问了不下十条巷子，找到了好几个少华，都不是在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太阳西下，霞光红了半天，我心里鼓起了浪，拔凉拔凉的。踏上他乡的第一步，落脚都好难。
还有两条巷子。
大叔安慰我。
望向那一条深深的巷子，空荡荡的，狗都没有一条，一眼望到底。
潮汕人并不像老家人，黄昏的时候在屋前屋后忙来忙去，喂鸡喂鸭。他们进了家门，反手关门，就不再出来。他们不喜欢街头巷尾交谈，喜欢在屋里围着茶壶聊天。
幸运的是，接近巷子尽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在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的家。
他们的房子千篇一律，白墙，琉璃瓦，小门、天井、大门、彩绘的厅堂。
少华不在家，迎我的是他的弟弟少功。
少功是个戴眼镜的皮肤白皙十分斯文的少年，中学生的样子，纯纯的，迎了我，帮我付了二十块车费加带路费，跟车夫说了谢谢，便领我进了屋。
少华的家进门有个天井，天井里有口井，向南一座雕花大门，绿红黄相杂，进去，又是一个带回廊的大天井。天井里有假山，假山的石头被水浇得湿漉漉的。两边是厢房，天井之上是中堂，中堂的大梁雕龙镂凤，花花绿绿，十分热闹。靠北屋角是茶几。少功坐下来，让我别见外，点亮煤油灯，开始煮水泡茶。
我饥肠辘辘，铁观音茶水浓如墨汁。
几杯下去，便觉得头脑昏沉，如同醉酒。肚子难受，又不好意思拒绝，我只有硬着头皮一杯一杯喝。
少功见了，笑着夸奖我：你厉害，外地人没喝过这茶，一般喝一泡就醉茶了。
哎，他这不就是在说我嘛！
临近晚饭时间，少华才骑着摩托车回来。
少华高高大大，满脸胡茬，T裇牛仔裤，目光炯炯，很精神的样子，说话声音却是低沉嘶哑。
少华是物理老师，按他外形，教体育更有说服力……
在少华家安顿下来——其实很惭愧，我走了两千里，并没有带来一份礼物。除了我一副躯壳，我身无长物。坐下来一聊，少华也认识东涛，不很熟罢了。他觉得东涛门路多，和平工厂多，找工作的事，东涛应该有办法。
我空手来到潮汕，冥冥中也注定了我空手离开潮汕。
我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层因果。
七月，潮汕的台风季刚过。
在少华家住了一星期，把少功藏的零花钱都花完了，少华才跟东涛联系上。
东涛，方脸，小眼睛，小胡子，说话慢条斯理，有写作才华，在农田和文化站之间游嬉，比教书的少华阅历丰富多了。东涛身边有一批南桥中学热爱写作的朋友或学生，也有一批依恃报德古堂做公益行善的长者。通过东涛，我认识了南桥中学的学生马同城、马楚峰……如果我热爱学习，此时，我应该在宁远四中，坐在学堂里，和他们一样备战高考。可是，人生没有可是！东涛让我先歇歇，领我去大峰风景区的报德古堂游览，见管事的领导，领导见我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异乡人，送了我一条花格子澡巾、一顶草帽和一件白背心，对我这个外省人表达了关照之情。
东涛带着我在和平镇溜达了两天，吃饭喝酒，从没有聊过一句文学和写作。
和平镇和沙陇镇不同，和平镇靠着广汕公路，练江从镇北边上流过，水陆交通便利。沙陇镇一马平川，名声在外的只有一个大印象减肥茶，和平镇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港资眼镜厂，还有自成体系的民营磁带产业。广汕公路两边，各种名目的磁带厂随处可见——不过不是高楼大厦，是黑色油毛毡棚屋。和平镇唯一的工业区——双凤工业区都是现代化厂房，基本上都是眼镜厂一家工厂的厂区。
潮汕地区，省尾国角。
一条广汕公路，把汕头和广州连接，两地四百公里。
两条大江——练江和韩江。练江把揭阳、潮阳连接起来，韩江把潮州、汕头连接起来。练江在海门入海，海门港是小港；韩江在汕头入海，汕头港是中型港口。
到最后，东涛才告诉我：用潮汕话读唐诗，比用普通话读起来更有韵味。
潮阳县有三百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县。
……
东涛说了很多当地的民俗，我记住的很少。
我没钱了，整个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工作。
东涛说给我联系好了工厂，他朋友开的马赛克厂。包吃包住，一个月三百块钱，做熟练了以后会加工资，加多少，老板加多少就多少。
是工厂，行。
东涛骑着他的破自行车，他把这种摆烂当作浪漫和对传统的挑战，费力把我驮到双凤工业区后面的山坡上。
山坡上有两个工厂，一个是马赛克厂，一个是轧钢厂。
马赛克厂的大门左侧有一排低矮的瓦屋，瓦屋对面是黑色油毛毡棚屋厂房，被七月台风刮翻了，竹架子塌了，沙地上到处是各种颜色的马赛克。高炉顶上的铁皮棚子也被台风掀翻了一角，露出一个大洞，风吹铁皮噼里啪啦响。如果不看见几个忙碌的工人，会觉得这里是个破烂场。
进了马赛克厂，山坡下面眼镜厂灯火通明的车间就成了我仰望的地方。
在马赛克厂，先收拾四周的破烂，然后收拾铁皮顶棚，然后挖排水沟……
在家种地的力气，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
我感到幸运，幸亏我种过地。
马赛克厂所谓的车间，不过几张大板桌，几个四川来的妇女每天用筛子抬片，然后用四方纸糊住，做好一叠，抱出外面，在太阳下暴晒，浆糊晒干了，就装箱打包，送往简易仓库保管。所有过程，都靠人力，纯手工活，与什么现代工艺毫无关系。
打杂的，做饭的，车间的，老老少少算起来，不到二十个人。
我是打杂的。
打杂的，什么活都干。
挖水沟，挖土方，砌断墙……
从八月干到十一月，三个月，老板没开一分钱工资。看来，打工不仅仅是要有饭吃。
每当看到山坡下面的眼镜厂车间，看到自己光着背，像个农民——哦，小工的样子，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如果按时开工资，或许还能蹦跶、开心。一个月一个月只记一个帐……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我理想中的打工生活。
好吧，跑的惯性又开始冲撞我的头脑。
跑出马赛克厂，我开始了更不堪的生活。
先是修广汕公路，每天扒拉石子，下料，卸水泥，累而充实。忙了两个月后，标段工程完成，老板没有新项目，队伍解散。我去棉城边上的石场打石头，由于口袋里有一本从东涛那里借的什么书，被工头发现，这个外表看起来很斯文的败类告诉我：读书人不适合这工作。下了山，直奔练江边的码头，和本地一帮中年妇女挑船搬运，看练江水日夜如织……
我像软趴趴的面团，任生活揉搓拿捏。
这是惩罚，还是报应，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得活下去。
潮阳水资源丰富——其实正在遭受污染，练江水没有一天是清澈的。水面上水葫芦一片一片，随波起伏，个头硕大的福寿螺巴在水葫芦肥厚的茎叶上载浮载沉；江里淤堵严重，航道里只能跑一跑拉沙子、拉煤、拉贝壳的小吨位机船。其它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又多，封印在省尾国角，老一辈人就坐“红头船”下南洋闯荡世界，现在的人就全国各地跑。本地人办的企业，招工首先是满足亲人、家族、宗族关系需要，规模上来了，管事的，仍是自己的人。由于资源有限，竞争激烈，各宗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各自的宗亲会。到了家族，就是竞争生孩子，谁家孩子多，谁的拳头硬，谁就在竞争中占优势。人多了，又地偏，竞争环境恶劣，有的人铤而走险，靠海不吃海，靠海上走私；有的人沿着广汕公路、深汕公路走出去，靠着吃苦和韧劲，在全国各地落脚，开杂货店、电器店、五金店、汤粉店…… 潮汕人有钱，钱都是从外面挣回来的。潮汕本地，靠着当年坐“红头船”去东南亚闯荡发达了的长辈的资源，办起了一些简易加工厂，解决当地富余劳动力。
潮汕的发展，只是有了一些个现代雏形，就像路边的棚屋工厂，距离现代化，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没有退路，只能死扛，任凭生活打扮。
我偶尔会想起千里之外的东干脚，直至泪流满面。感情发挥完之后，还得面对生活的考验和挑战。在东干脚，未必比现在好。种地能安贫乐道，但现在自由，有逆天改命的可能。虽然穷不拉几，每天疲于奔命，但总能找到活干。有活干，不是盲流，就有办法，就能走下去，看到希望。在老家种地，一眼看到底，毫无波澜，最后被土地收留，渺无声息地融入土地和野草。我现在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刨挖——在异乡，我仍是用力气刨挖，但厂房就在身边，机会就在身边，总有一天，我会穿上工装，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上班，干干净净地生活，与原来截然不同。
我觉得这才是人生正途。
攒了点钱，我决定离开潮阳，去深圳、东莞碰碰运气。
当我得知我的朋友杨波退伍了，在深圳布吉做保安，我决定去投奔他。
来了潮阳四年多，潮阳也在缓慢变化，现代化的工厂多了几个，粤东磁电、粤华磁电、星光磁电，一栋一栋新张的楼房里，啤机啪啪响。可我不会开啤机，学都没有机会。其他工作岗位，打螺丝什么的，清一色女生，不招大老爷们。杂工什么的，本地人或有关系的外地人才能干，不会要我。
树挪死，人挪活。我信。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深圳委实做到了样板的作用，全国的民工都恨不得长一双隐形的翅膀飞奔而来。
我在布吉找到了杨波，住他的宿舍，睡他的床。他白天上班，我白天就一个人出去找工作，哪怕是建筑工地当小工也无所谓。然而，在南门墩、水贝、南岭附近的几个工业区转了一圈，发现很多招工的工厂，但我不适合任何一项工作。要求只有两样：熟手，或女性。我没有任何经验——除了当小工。当小工不用经验，有一身力气就能干。在附近转了两天之后，没有收获，我便尝试走远一点，从布吉揽排出发，走路去龙华、观澜、平湖、沙井，再回到布吉，一走一天，四处转悠，仍是一无所获。
我吃杨波的、住杨波的、花杨波的，他也犯愁。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最后铤而走险，借了他的身份证和退伍证，在大榕树下的职介所交了二百块钱介绍费，职介所推荐我到石岩矿泉工业区的港资塑胶厂当保安，一个月月薪三百。我接受了，这比每天折腾杨波好。
当了保安，我终于穿上了制服！
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正正规规的工装，哪怕月薪只有三百！
我想这一回，我要在深圳的厂区里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在，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走进车间，看一楼啤机部的工人操作啤机。
啤机师傅一个月可以拿到八百元！
这并不使我羡慕。工资是自己的能力决定的。保安，除了看大门，往办公室送送信件——老大爷都能干的活，可我不是老大爷，我想和办公室的罗小姐谈恋爱！
罗小姐是办公室的会计，四川人，白白嫩嫩，像只鸽子，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的那一口四川话像加了糖，听起来特别甜。加上办公室白领气质的加持，风姿绰约，电视剧里才有。我鬼迷心窍，居然想和她交往。只要邮局送信来，我就第一时间挑出她的信，噔噔噔上楼，唯恐怕慢见她一步。她对每一封信都很淡漠，头都不抬一下，更懒得看我一眼，只是让我把信件放在她的写字桌上。
我在想方设法靠近罗小姐的时候，我却被解雇了。
保安队的河南籍队长来了一个年轻老乡，需要安排工作。对于我这个从职介所来的员工，辞退我就像丢一个烟头一样轻便。
我明白了，在深圳打工，五湖四海，也需要关系。
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再过一百年，还是会这样。
所以，我没有申辩，乖乖走人。
塑胶厂里湖南人多，但不是我一个地方的，平时也没有交往，没有理由帮我。湖南人不喜欢抱团，除非是一个村子里的。一个镇子的，湖南人都会选择各人自扫门前雪。我有点不甘，为心里的罗小姐。而罗小姐早早帮我算了工资，塞进准备好的工资袋，面无表情的推到我面前，毫不客气地要我清点一下。我拿起信封，老实告诉她：我不是杨波，我是欧阳杏蓬。便头也不回的扭身下楼了。我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打工，但我为最后没有骗她而心里感到踏实。
一别从此是天涯。
在人海茫茫的深圳，我是一粒沙。
回到杨波的工厂宿舍，我又开始找工作。
从揽排出发，抄小路去水贝，那里有工业区，转一圈，没有收获，转身沿着进山公路，去龙华、平湖，然后乘车去松岗、福永、宝安……
夜色起时，才慌张找班车回布吉。
深圳是一片热土，工业区工厂林立，商业区高楼林立，生活区人潮汹涌。白天，在路上也能碰到几个像我，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路上乱撞的人找工。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不是他们找到了工作，而是找到了老乡所在的工厂。有熟人担保，进厂容易。看着层层叠叠一模一样造型的厂房，我竟找不到一个熟人！
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在深圳的外围——龙岗、宝安两个区转了个遍，我当保安所得的那点工资剩的已经不上百了。进深圳市内需要边防证，我是进不去的。转念一想，深圳呆不下，我就去沙岭边的油柑铺、官井头、凤岗去找工作。那里是东莞，或许有机会。
杨波说那里有我们东干脚的人。
这个时候，山穷水尽，有村里的人，至少，是个希望。
从布吉出来，沿着莞深公路，紧走慢走，用不了一个钟头，就到了沙岭加油站。往北塘厦，往东凤岗，往西平湖。平湖我去过好几次，东莞这边，我还没去过。沙岭往东，就是凤岗，走到底，是横岗。中间有好几个工业区，油柑铺工业区、沙岭工业区、官井头工业区、小塘工业区……路上，货车轰隆隆带起一片风尘，劈头盖脸扑来，不一会儿，一摸脸，沙沙的。
工业园的厂房是楼房，一栋一栋，火柴盒一样规整，里面灯火通明，路边的临时厂房灰头土脸，还用木板挡着没装玻璃的窗子。整体比深圳差一个档次，比潮阳好上不少。
转了一圈，招工的工厂不少，清一色要女工！
这明摆着的性别歧视，让我无话可说！
在五金厂找到富贵，借了他身上的三十七块五毛。
在纽扣厂找到春哥，借了他身上的十七块。
回到深圳，跟杨波说，两个老乡是见着了，他们工厂都不招人，我还得继续找。
杨波——这个老实人不能把我推出去，还是跟以往一样，管吃管住。他冤，我的错。
我直觉告诉我在东莞能找到工作。就像我在潮阳一样，干完了一个工地，找几天，总能在另一个工地找到活干。当我走得两脚都积满灰尘的时候，在油柑铺水沟边的一家港资家具厂找到了一份工——杂工。一个月三百元——我在潮阳第一份工三百元月薪，在深圳第一份工三百元月薪，到东莞，第一份工月薪还是三百元！我跟三百元月薪不是有仇，就是有缘！
家具厂的杂工是个苦力活，来料了卸车，来拉货了装车，若有闲暇，就到车间里帮忙打扫卫生，收拾师傅们的工具。我堂堂七尺男儿——在车间里，干的是老太太能干的活。除了能和大门口三百元月薪的河南人门卫拉上几句话之外，其他的人，对我简直是视而不见。
我并不觉得自己卑微，从工友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卑微。我那么年轻，却那么廉价！在广东打工，男人最值钱的，不是年轻，是技术，或者，背景。
天下打工是一家。其实并不然，有人的地方，就有阶层。
我想起了在潮阳无拘无束的日子。
这个时候，东涛已经去了潮阳报当编辑，少华已经辞职下海，跟他大哥去经营服装生意了，同成也不再是青涩少年，在老家的一个乡村学校当了主任，貌似憨憨的楚峰从广州回去，在潮阳开了设计公司……
一个多月后，我找了一个理由，辞工，一个人带着一卷行李，叫了摩托车送我到深汕公路横岗路口，搭乘深圳开往潮阳的过路班车。
在很多外地人看来，潮汕人是很排外的。
在潮汕，潮汕人见到外省人，不是惊讶，就是轻蔑。
惊讶的是怎么会有外省人跑到“省尾国角”的这块地方来，轻蔑外地人是潮汕人心里有一种天然的地主心理优势。
或许我的朋友也曾轻蔑过我，最后还是接纳了我。乃至我在广东其他地方穷途无计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东干脚，而是潮阳的这一帮朋友。潮汕人有不少特点，比如他们都好面子，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拉下面子对待朋友。他们把朋友当作自己的另一张脸。可能也是这个缘故，潮汕人才在商界风生水起吧。
东涛除了当编辑，业余开始研究潮汕的民俗。
同成除了当主任，业余开始写诗。
楚峰除了做平面设计，业余开始画油画。
他们的生活很充实。
我去了之后，他们的生活更充实，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多了一个外省人。
同成拜托楚峰，楚峰拜托亲戚，相互攀援，我在各种调和下，进了和平镇唯一一个五金厂当锉工。月薪再也不是三百，成了五百。
五金厂生产铝材分线盒。
东涛、同成、楚峰都有业余爱好，我望尘莫及。
五金厂很少加班，夜里，到和平街头闲逛，在南侨中学门口发现居然有旧书摊。在旧书摊上，我发现了叶茂中的《广告人手记》，还有《文案策划》、《策划学》，五元两本，又挑了一本《厚黑学》——《厚黑学》把处世说得天花乱坠，厚厚的一本可以翻很久，贪这个便宜，凑成四本，付了十块钱，买了。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
我隐隐约约觉得广告行业充满机会，但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东涛有了BB机，给我留了一个号码，有事CALL他。
同成有了BB机，给我留了一个号码，有事CALL他。
楚峰有了BB机，给我留了一个号码，有事CALL他。
我们工厂的老板，屁股上的裤袋里插了一只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有点外星人的感觉了。
信息化正在以前所有未有的速度覆盖每个人。
父亲来信，说不养鸭子了，街上的饲料鸭很便宜，农民养鸭子赚不到钱了。现在种烤烟，一亩田种得好能收入二千元，我们家四亩水田都种上了。还有，我在东莞找富贵借的三十七块五毛，找春哥借的十七块，他们的父母找上门来要，都替我还上了。
我一个月五百块工钱，刨去抽烟和其他零花，剩不下三百，满一年能存下三千，就需要我精打细算过日子了。
娶个老婆，成个家，至少要二万。
我干十年才能娶下一个女子成一门亲！
我想起了养猪，想起了种烤烟。
养猪，一年可以存个七八千，种烤烟，一年也可以存个七八千。
我突然对打工绝望了。
我回家种田去！
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他需要一个帮手。
我主意已定，分别CALL了东涛、同成、楚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这些亲爱的朋友没有反对我的决定，他们都曾打过工，上岸的原因是打工发家致富不了，打工成就不了光明伟业。同成对我的告别有些黯然，说你既然决定了，就放下手里的活计，到学校小住几天，开开心心在潮汕玩几天，然后再走——这一走，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一起了。
嗯，他们把我来潮汕称做回。
我抠了抠手指，我已经来这里六年了。
婚姻有七年之痒，我在潮汕地区呆了六年，最好的年华，像无名野花开放凋零，而却没有结出果子，该是分别的时候了。
同成说：潮汕有三大江，练江、韩江你都去过了，榕江你还没去看过。
潮汕有三条江吗？
同成怪异宜地说：榕江在揭阳。
周六下午，同成骑上摩托车，从峡山出发，载我去看榕江。这里是司马，这里是陈店，这里是流沙……楼房和厝屋铅笔素描一样简洁。风大，我坐在后座，脸皮被风吹水面一样吹着。
广汕公路两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店的粤东电子城。在乡野里，很大的牌楼，崭新的楼房，很突兀的出现在面前。
流沙的药材市场、流沙的服装市场、榕城的电器市场……同成阴阴柔柔地说，很多人靠胆大发家了。他咕咕哝哝，我听得含含糊糊。
到得榕城，榕城如旗，在旷野里矗着。我们在大桥上停下，看夕光下的榕江。
榕江水比练江水干净，比韩江水平静。
榕江水缓，苍茫辽阔。
我努力的在四周寻找榕树，江叫榕江，江畔肯定多榕树。
在方盒子的建筑中间，果然看到了榕树。
步行下桥，在巷子里，大的榕树冠盖如巨伞，倾着身子，居高临下。用一贯的姿势睥睨人世。很多时候，人活得不如一棵树。人会疼，会喊，会抱怨，树不会，无论欣欣向荣，无论叶落凋零，树都一个姿态，一种表情，仿佛天地间，只有树在认真地支撑着这个世界。榕树浓郁，树身两个人都抱不住。地上，榕树的根，如我手背的筋一样隆起隐伏。
华灯初上，江水红绿交替。
同成说：揭阳是新设的，发展刚起来。我们回去吧。
江风悠悠，暮色如铁。
二十几岁的同成，风华正茂，却成熟老道——我想，这是他离乡背井的几年打工生活教给他的世故。广汕公路上，货车隆隆，飞驰如同竞赛。同成开摩托车，在路肩上稳稳地行进，一点不慌张，风像刀片一样轻划过耳廓，呜呜地响成一片，把整个人都包裹住了。
同成是诗人，喜欢这风一样的自由。
我是风，我不知归宿。
耗费四十多分钟，我们从陌生的揭阳回到峡山——当地人称小香港的地方，从此，汕头、揭阳、潮州，潮汕三市我都去过了。下了车，同成第一时间摘下腰里的BB机，说东涛CALL了他，复完电话，神情异样地说：东涛说朋友的广告公司要招一个文案，问你有没有兴趣去试试。每个月六百工资，还有奖金。
奖金我是从来不信的。民营企业的奖金就像老板手里喂狗的骨头，扔多扔少随他喜好。
我在心里算了算，一个月六百，存下四百，带上狗骨头，一年至少能存个五千！
广告公司在哪里？
同成笑了，说：在粤东电子城，陈店，我们下午才经过。老板姓蔡，很年轻，有点爱出风头，每期潮阳报都有他的报道。
我想起了路边看到过的粤东电子城，墨写的五个大字苍劲有力，在牌坊上却异常孤独。因为周围附近，都是简单的民居。
和同成在路边摊吃了一份海鲜河粉，同成又收到了东涛的呼叫，复完电话，同成说：我现在骑摩托车拉你去陈店，蔡老板今晚要和你见面谈谈。
我不知道这就是面试。
我认为这只是认个脸。
为什么要认个脸，我没有想过。我心潮起伏，这一回，要离开流水线了。
蔡老板的公司在电子城的三楼，与旁边的房子毫无二样，水泥盒子一个。走进铁闸门，发现别有洞天，会客厅铺暗红地毯，摆花色圈椅，吊顶射灯，落地音响，墙上敷设灰色吸音棉。在我看来，算是富丽豪华了。
蔡老板让我坐在他身边，问我在哪些地方工作过。我把潮汕、深圳、东莞报了一遍，末了又把广州也算了进去。我在广州的广东省站来来回回转了十几回，候车的时候，一个人溜达过站前路、西湾路、环市路，在人海里随波逐流过。还好，蔡老板没有仔细问具体。
蔡老板和同成用潮汕话交流起来。
可能是东涛这个荐头面子大，我就这样过了面试关。
潮汕是一个人情社会，我想，盖因这里的经济才起步，经济规则还没有影响和破坏人际关系。
蔡老板有两个公司，一个是电子公司，做电子零件，一个是广告公司，编印公司宣传册子。粤东电子城规模在粤东地区最大，但粤东地区除了潮州有一点电子生产企业之外，其他地区的生产可以忽略不计。支撑粤东电子城营业的，是陈店后面的贵屿镇。贵屿人利用正常、非正常的渠道，进口大量的旧电器旧电子产品，通过拆机和翻新，为粤东电子城提供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这不仅成了贵屿的支撑产业，还给陈店创造了市场机会。
贵屿我去过，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了旧电器、旧电子产品的拆机和翻新。
贵屿的空气中就有一种塑料烧焦后的刺鼻糊味，二噁英的味道刺激鼻膜发涩喉咙发干。山还是青山，草也是绿草，水渠里的水却是黑水。走进贵屿，简易的村道边，杂草里，彩条布下，彩色电视机、显示器、机箱一排一排，堆砌如山。各处冒出的黑烟，滚滚直上青天，让天空都弯曲了。
这是不可持续的。
蔡老板也看出了端倪，便收缩电子公司的规模，运用参加各种会议拓展的人脉，开了这间广告公司，要研究、策划、编辑出版一本类似黄页的电子行业企业名录工具书，收集广东的电子企业信息，一册在手，电子行业信息尽在卷中。广告公司的收入来源，靠入编费、购书费和广告费。当时，一个广告单张五千元！
依公司惯例，蔡老板给我印了一盒名片，职位不是文案策划，是总经理助理。
蔡老板说，名片不对内，是递给外人看的。
果然如此，在公司里，我不仅写广告文案，编写材料，整理资料，还要跑外联，跟着蔡老板做公关。王杏元、黄廷杰、张伟雄……一干潮汕文化名人，就是跟着蔡老板接触认识的。他们写小说、写小品、写律诗，编杂志，编报纸，出书，高深莫测。
然而，我小人得志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安定下来后，我给父亲写了信，还炫耀了一下，把名片也寄了一张回去。我只是想告诉他，我在外面混得不错。对帮过我的富贵、春哥的作为反而不以为然。那么一点小钱，告诉家人向我家人讨要，把我的隐秘公之于世，这方法很不义气！我决定，尽量跟老乡少来往，因为不知道老乡会用什么法子涮自己的颜面。
上班后，慢慢了解了公司的架构。在我进公司之前，公司已经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中山、汕头设立了办事处，拉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我进公司一个月后，蔡老板把各地办事处的业务经理叫了回来开会，推动项目的进展。负责潮汕地区业务拓展的邓洪、负责惠州地区业务拓展的谢天湖、负责广州市业务拓展的曾生、负责中山业务拓展的江海生、负责东莞地区业务拓展的李泽光、负责深圳地区业务拓展的罗伟通，像鸟一样，飞到了潮汕大地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他们精神饱满，个个像打了鸡血。广告人，和总统相提并论的职业。而其中包含这什么，我并不十分了解。表面的风光，掩盖了真相。
邓洪，四川人，二十三四岁，瘦小，精明，戴白金眼镜，一脸粉刺，还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谢天湖，四川人，二十七八岁，高大，络腮胡，当初是在海丰县城蹬三轮送货的。
曾生，三十五六岁，广东人，肥肥胖胖，说话吐字不急不缓，让人感觉很稳。
李泽光，南京人，三十岁出头，皮肤黝黑，颧骨高耸，戴黑框眼镜，目光坚定自信。每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都微张着嘴往前凑，准备随时接茬。
江海生，江西人，跟邓洪年龄相仿，比邓洪斯文，还有点羞涩。
罗伟通，潮汕本地人，不到三十岁吧，瘦如老猴，说话含含糊糊，像是一直打圆场。
他们开会，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在一边做会议记录。
他们把当地的电子行业发展情况、电子企业分布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整理。这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大到一个人不敢想象。然后听他们的业务拓展计划、人员配置和资金需求。这让我另眼相看，他们年龄和我相仿，知道的比我多太多了，承担的职责太广泛了，牵一发动公司全身。除了记录他们的开会内容和业务讨论，跟他们接触了，我在心里开始谋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不会学他们，为了广告业务东奔西跑，顾头不顾腚。我选择文案策划，我想，我应该坚定的走下去。广告人不仅需要广告业务员，也需要文案策划。文案策划烧脑，但不像广告业务员一样风里来雨里去，用最大的信心，去做最没有把握的拜访。这不是我的风格，我需要稳稳定定的职业生涯。
开会休息时间里，大家逛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电子城后面的服装市场。所有的厂棚都是油毛毡盖的，弱不禁风。市场里，大大小小两百多个档口，卖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服装——陈店的支柱产业，并不是电子行业，而是服装。陈店生产的文胸、睡衣、婚纱，在全国各地专业市场都有份额。逛服装市场，看各种款式的服装，就像逛了花园。
在公司食堂吃了饭，听他们闲聊，他们几个总会有一个会找到一个缘由起哄，要某个人请喝啤酒吃烧烤。大家回到公司的机会不多，聚在一起了，一起哄，最后把蔡老板抬了出来，要他尽地主之谊，一起去服装市场前面的空地——夜里是夜市，露天里，灯火灿烂，人影幢幢，喧哗如潮。在这里吃烧烤喝啤酒，分享个人的所见所闻，聊天十分惬意。
岁月静好，蔡老板负重前行。
蔡老板在生活里，是个低调的人，没有车。每天来公司上班，不是骑一个自行车来，就是他的小弟骑摩托车驮他来。电子公司的收入，不足以抵消广告公司开支。广告公司的项目刚成立，各地办事处正在招兵买马，还没有变现，一分一毛，都是蔡老板从电子公司调用。然而，他坚定的相信自己的选择。只要成功了，经济回报、社会效益都是他陈店的同行们不可比拟的。为了达成这个计划，他不仅省吃俭用，还开始拖欠其它项目的应付款项。现实很沉重，对未来很乐观，很兴奋，却掩不住他眉间的疲惫。
我一边学着写文案，一边跟各个办事处的经理们联系，收集他们采集到的企业资料，某些时候，还借用蔡老板的名义，监控他们的业务拓展进度。
他们不会把一个所谓的总经理助理放在眼里，他们眼里只有业绩。
九零年代中期，广告业是蓝海，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
待到电子行业信息收录达到一定数量，蔡老板派我去广州出差，督促办事处增加广告收入和信息目录的征订数量。蔡老板收支不平衡，手头拮据，出差一天伙食补助四十块，住宿费一个人不超过一百块，交通以坐公交车为主。大家知道怎么回事，都不说。
广州办事处一直在登峰宾馆长租了一套房子办公。等我去的时候，业务员发展到了七八个人——比总部的人还多，办事处的曾总便退掉了宾馆的长租房，在永泰新村租了一套民房，供办事处的业务员住宿。
我不知道的是，我到广州办事处前，他们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房租，在跟房东玩“躲猫猫”了。
办事处的曾总还以为我从公司带了钱来开支，特地安排了业务员杨学武到车站接我。
杨学武是邓洪的老乡，四川绵阳人。
永泰新村在白云区西北边，我们在火车站前面的公交站坐866路公交车，一路经过环市西路、解放北路、广园路、柯子岭、白云大道、元下田……已经看到公路两边的菜地了，看到广从公路了，心情不安了，公交车才右转弯，进了一个田园之上的村庄。
866的终点站，就在永泰新村。
所谓的永泰新村，不过是一个郊区农村。
不过，我来了，广州。
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匆忙的过客。
这一次，我不知道待多久。
1997年，是中国历史值得记录和大书特书的一年。
这一年，我到了广州。我的工作还挂在远在潮汕的公司，因此不再像以前那么慌张、仓惶、战战兢兢，而是多了一份从容。工作在手，吃饭的家伙什在手，心里有底气，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来广州办事处的第一件事，不是督促、检讨办事处的业务，而是帮着他们向公司要经费，这让我哭笑不得。
白白嫩嫩的杨学武——像个雪娃娃，私下里向我介绍了广州拉广告的业务情况，除了正规出版物，广州还有很多广告公司出版DM杂志。广州就像个大海，容得下每一滴水。
我对在广州找工作的要求很好奇。以前经过广州，每次都是仰视，内心充满忐忑和自卑。
七年时间里，我十几次路过广州，都不敢停留一夜，一个是不了解广州的用工需求，一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虽然火车站有皮肤黝黑的小工，推得小货车比路上的小车还快，但我知道，这活是我干不来的。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西装革履也罢，白衬衫也罢，连衣裙也罢，齐臀小短裙也罢，不是手里握一个包，就是肩上挎一个小包，说不上精致，但精干，说不上精美，但妖娆。而我自顾，觉得自己与他们完全不同。他们皮肤白皙，各有风致，我的皮肤依然还像农村的黄土地，土不拉几。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在我和他们对比来看，一目了然。这让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跟广州不匹配。转来转去，时间去了七年，最好的青春年华，大半被我扔在了无家可归的路上。
杨学武像邓洪一样热情，安顿之后，晚上就带我出来，坐公交车去农林下路，去沙河市场，去环市中路，去火车站公交站坐最后一班车回来，夜未央，一起凑钱在永泰新村的小店里买半打啤酒，带回宿舍，一边喝酒，一边沉默了。郊区的月光很好，像洁白的信纸。家很远，而今夜，大家一起拥有月光。
广州的杂货店多，角角落落里都有。
广州人也多夜游鬼，凌晨一点了，路边的小档口前面还有喝啤酒的人在晃荡。
蔡老板借不到钱，坚持了一个月后，来了一个电话，宣布办事处解散。对于我的去留，蔡老板没有明确说法。那就意味着我又自由了。这是一种默契。碍于东涛的面子，蔡老板不能明说要解雇我，但我知道，我和他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身上并没有多少积蓄——我仍然没有完成存款过万的梦想。我已经离家出来七年了，跑过潮汕、深圳、东莞，居然拿不出一万块！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七年，是我必须经历的七年，是还账的七年，欠读书的账，欠生活的账，需要十倍百倍地偿还。一个农民离开家乡要进步，必须有一个衔接，并形成梯次，经历起伏波折，受尽各种锻炼折腾，不抛弃不放弃，不断蜕变，才能迈上人生的下一站的阶梯，开始新鲜的生活。只是，这代价大，不过值得，毕竟，我已经到了广州！
办事处解散，大家重新择业。
杨学武说广东电子杂志社招人，和我们以前的业务比较对路，办事处的人都可以去试一试。
我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
杨学武豪气地说：怕个卵啊，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干不成就找下家。
杨学武不知道的是我担心学历。
我自始至终也没说过我的学历。
广东电子杂志社的老总是我们湖南老乡，姓邱，摄影师，大胡子，做派像极了艺术家。他面试了我们，全部都收了。当时，音响、CD机、VCD机行业发展如日中天，爱多、金正等品牌家喻户晓，广东电子杂志社亟需业务员去跟企业对接，开展业务。
因为我有广告文案写作经验，邱总安排我做广告文案编辑，兼广告部主任。邱总自己兼任广告部总监。我跟着他，除了写写文案，还辅助他管理广告部人员和业务。同时，我也可以去拉业务，按最高提成。
邱总给我的定薪是月薪一千五——我在蔡老板公司的两倍多工资！
我跟永泰新村大声说了再见，和杨学武几个人搬到了天河石牌村。
石牌不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但是它是外地人最多的城中村。
早上，石牌往中山大道的路上，人流络绎不绝。工装、西装、小裙子，平头，长发，都像白领骨干精英，钻出巷子，精神抖擞，风华清靡，迎接挑战。路两边的狭小空地上，摆摊的人使用各种材料和用具搭建了摊点，手忙脚乱，卖各式早餐。晚上，道路两边不仅有原来的摊点，还多了“站街妇女”，令人感觉诡异。村子里，农民房都是“握手楼”，过道之上，楼房挨楼房，塞满怀揣各种梦想的年轻人。楼道里的一楼，阴凉潮湿里，商店、餐馆、发廊、报摊，一应俱全，生活的烟火味弥漫。
这里不仅是是广州商业中心，还是广州的教育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东民族学院、石牌电脑城、太平洋电脑城、宏城广场、天河城、南方人才市场、广州购书中心、体育中心……都在这一条路上，天河路东边的天河北路，中信大厦像从天而降的大碑矗立云霄，后面火车东站的水幕一样巨大，喧哗着羊城的别致。
天河东、天河西，体育东、体育西，是广州最大的堵点，上下班，路上的车，一堵两个小时！
我知道进来广州的不容易，唯一可持续待在广州谋生的方法，不是赚钱，而是学习。广东电子杂志社就在广州购书中心边上的天涯海角楼，当我们下班的时候，购书中心大门口有很多卖旧书、盗版书的“走鬼”，无论厚薄，一律十块钱两本。我就在这些“走鬼摊”上淘啊淘，从广告策划、文案写作、新闻采编，到文学作品，到文学写作……心里有了小九九，就像心里点了灯，不再迷茫。
这个时候，我陆陆续续地把邓洪、李泽光、江海生几个原来公司的同事拢到了广告部，或做专职，或做兼职，他们拉到业务，他们有提成，我也有提成。我之所以找到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在有意无意之间当过我的师傅。我现在有了平台，理应大家共享。和他们在一起，还能回忆在广东到处跑的峥嵘岁月。
广东电子杂志社发展也快，邱总有无数个想法，要集团化，产业化，把杂志办成了几个刊，从硬件到软体，每月出几本，做成出版界的航空母舰……
但发展迅猛的时候，危机随之降临，管理部门一纸文件，广东电子杂志社一刊多号，违规，停刊整顿！
邱总懵了。
整顿无期，我们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其时我已经做到了软体杂志的主编！
对一心干大事业的邱总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整顿、罚款、停刊，代价巨大。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教训，规矩就是规矩，坏不得。这里是广州，不是乡村，一切都有红线约束，没有空子可钻营！
我的收获，不仅获取了一份报酬，更重要的是，我边学边用，积累了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这是七年流浪后最大的收获，打下了职业生涯基础。我感谢同事们，感谢蔡总，感谢邱总，感谢杨学武，感谢所有的同事，也感谢我自己那份与生俱来的吃苦与清醒。我想，这是东干脚的烙印，是农民的基因，跟在家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付出，迟早会有一分收获。
没有离别的站台，没有告别的仪式，大家收拾好行李包包，没有悲伤离别，大家自我感觉良好，在临走前互留BB机号码；走进石牌的巷子，都是陌生人，了无牵挂，苦涩的笑一笑，汇入中山大道的人流，就像蚂蚁进了枯叶堆，无影无踪。
通过父亲得知，东干脚在变化，我们家的红砖房已经落伍了，现在农村流行盖楼房。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四层楼，能力多大，房子就多高。都是从外头带回的钱。我明白父亲跟我说这些话时背后隐藏的意思。他再也无力去盖一座楼房，他要交班了。
我跟父亲表态，我挣到十万了就回去。
十万，在1999年，对于东干脚种田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对于广州的城里人，对于某些人，十万，不过一年的年薪而已。
于我，我不知道多久能挣到这个数目的收入。但我知道，我得有目标，并且努力追逐目标，回到东干脚，才能盖房，娶亲，才能拿得出生产费用，人情费用。没有十万打底，是应付不了的。十万，如雾里红灯，一直在我前方闪烁。
进城是一种冒险，求职是一种冒险，哦，生活是一场冒险！
我赤手空拳来，没什么好怕的。尤其是在这些陌生地方，失败了没人耻笑，大不了换个地方重来。
离开石牌，我搬到了天河棠下，在工业园编时尚杂志；随后搬到白云棠下，编流行杂志；随后失业搬到了石井，住在工棚里寻找就业机会；随后搬到了春暖花园，进入文化公司写文案，然后在机场路买房……从期刊到广告公司，到文化公司；从策划公司，到动漫公司；从影视公司，到互联网公司；从产权交易公司，到房地产开发公司；从打工上班，到自己创业……工作的地方不断变化，工作的企业不断变化，工作的工种却变化不大，一直围绕着营销策划打转。我想，我应该做这个。我最早接触的是写作，来广东后最先学习的是广告策划。我喜欢文案策划，我喜欢它，不是它稳定，而是我没有时间去折腾其他的职业了，我再也拿不出七年时间去坚持一项学习。做自己最熟悉的工作，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作改变。这成了我的信条。我发现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固执。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坚持，或执着。
默默行走在广州的公交线路上，风雨无阻，不知经年。
抠了抠手指头，二十年多了！
二十年多，弹指一挥间！
广州或许不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人存在，但广州敞开胸怀收留了我。我不敢声张，在这里甜蜜地窝藏了二十年！广州一直奔跑，一刻也未曾停留，人来人去，广州根本不在乎。谁出力，谁把广州当家，谁就是主人。我们七零后这一代人起点低，背景差，太需要改变自己，太需要机会证明自己。失落也罢，认命也罢，不甘也罢，不认命，努力才能创造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都感谢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像一堆滚动的沙子，泥沙俱下，经受住磨砺和冲击的，才能留下来，无论圆滑，成熟，还是睿智，都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我能在广州停留、谋生、置办房产、创业，是我的决定，是我的机会，亦是历史的选择。
二十年多，我似乎还没有看清广州。
广州看似散散乱乱的，高楼大厦和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房子却和谐地挤在了一起，高楼如帆，平房如海。烟火遥远，生活气在每一条小巷迷漫。
广州把城与村融合在了一块，是所有城市之中，把城与村融合得最为完美的城市。
在解放桥上，可以看到惠福路榕树下的红瓦房；在北京路穿过繁华街灯，可以看到古朴的石板街；在洪德路，可以看到骑楼在珠江的涛声里静默；在越秀山，你可以仰望黒瓦的镇海楼，和它一起俯瞰广州……它们像历史遗留的瘢痕，透过它们，可以感受到广州的厚重，看到广州的艰辛与担当。在天河北，可以看到半楼入云端的中信大厦，在珠江新城，小蛮腰冲天而起，在每条城市主干道，都可以找到专业市场，环市西路的服装鞋帽、解放北的皮具、机场路的化妆品、中大布匹、惠福电器……生产的便利，市场的灵活，现代的服务，融合在一起，就是广州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底蕴与底气。
在广州结交的朋友，一般都在通讯录里存在，在生活里难以相聚。
每每念起远在潮汕的东涛、少华、同成、楚峰……像张张老照片，只要看到，就会想到“念天地之悠悠”这阙词。
当我穿过半个城市，一个人去海珠桥上看白鹅潭的落日——城市的落日，借了滔滔潭水，把城市辉映得像一座连绵起伏的大山，绿色如柔软的海绵一样明亮，建筑如积木披了光芒，车辆如玩具一样幼稚，道路如迷宫一样盘绕，天际苍茫，大地仓惶，唯有珠江水波上的那叶扁舟，才能把人从迷思中唤醒过来。城市的夕照，与山地的落日截然不同。山地的落日属于整个天空，城市的夕照只照亮半个城市。日落之后，城市开始嚣张，车马水龙，霓虹光柱，五光十色，我湘南山地的夜何其安静，像一汪幽深的海水。
这是我的广州吗？
不是。
属于我的，只有东干脚。
东干脚的汗味已经浸透我的灵魂。
那些不靠谱的故事、传闻和荒唐的经历，那些责我罚我骂我爱我的人，都成了家乡美好的一部分，温暖又忧伤。
我是原来的我吗？
不是，我已经回不到以前。
在办理户口迁移的时候，我却毫不犹豫的把户籍留在了东干脚。东干脚的汗味像一副中药，治愈了我这半生的颠沛流离，我现在怎么能离开它！广州收留了我身子和我的向往，不断地折腾我的能力；东干脚的泥土收留了我的灵魂，用一整片山地作为铺垫。是向前冲锋，还是向后飞翔？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直到生命陨落才有答案。现在，就是活下去，在人潮汹涌的人间，不管不顾，有多远走多远。
当我从住处的窗口打量夕阳的时候，我开始计算归期。
正在这个时候，楼下的喇叭响了，通知小区居民下楼做核酸。全国到处都一样，忙着做核酸检查。隔壁邻居出来，在楼下大门口叫唤：做核酸了。
生是一种机缘，死是必然。既然活着，那就不要想着死。
虽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但漫长岁月可让热爱山穷水尽。
夜色起，华灯初上，小区的人排着队，像老鹰捉小鸡游戏里一排整齐的小鸡，鹰呢？鹰在心头的恐惧里。唯有耐心，可让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在红马褂的指挥协调下，队伍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去驱除鹰的影。
突然觉得，广州这个城市若有灵魂，这些队伍就是灵魂。
我是其中一丝儿游魂，在飘。我感觉到了，笑了。口罩蒙着嘴，谁也不知道我在笑。
家在哪？以前以为在东干脚，现在发现，家只是一个字，一种固定的结局。
悲苦幸福一直在人间轮回。又沉默下来，每个人的一生都独一无二，一生遭遇什么，无法预料。红马甲在一边提醒轮到我了，我从迷思中拔身出来，点点头，庆幸又活一天，真好！
写于2022.6.30
改于2024.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