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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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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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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的丰碑

在重庆闹市区中心、繁华的商务圈内,耸立着一座石碑:人民解放纪念碑。她造型简朴、色泽素雅,甚至与周边林立的摩天大楼相比,显得矮小。然而,她却是重庆人民心目中一尊立于天地之间的丰碑!因为她饱经苍桑,承载着山城几代人永恒的记忆和精神寄托。

那日,随着潮水般涌动的人流,我来到了碑前。此时,西下的斜阳像殷红的血色涂抹在碑塔上,红白相间的碑身映衬着金光闪闪的“七个大字”,显得分外庄严、肃穆和伟岸。重庆,一座英雄的城市!这是我在重庆旅游期间感受最深的。然而,最能体现“英雄”二字的,莫过于这里的一座座丰碑,因为她的前世今生,见证了山城一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

精神保垒碑

这里最先树立的,是一座“精神堡垒”碑,为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共5层,通高7丈7尺,象征“七·七”抗战。如今,木碑虽然湮灭在历史的硝烟中,但是那段历史是永远不会湮灭的。

那是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践踏了大半个中国,兵临重庆,妄图利用武力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此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重庆,是整个中国大后方的前沿阵地,一旦失守,中国人便会成为亡国奴。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英雄的山城人民不畏强暴,众志成城,坚决抗击来犯之敌。为了昭示重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1940年3月12日,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纪念日的当天,建立了“精神堡垒”碑。

然而,从1938年春到1944年冬,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狂轰滥炸,其地域之广泛、轰炸之频繁、死伤之惨重,罄竹难书。在如此强大的灾难面前,英雄的山城没有倒下,广大民众英勇卓绝的斗争,不仅有效阻止了侵略者的脚步,而且令全世界为之动容。

重庆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了24架飞机、分三批对重庆进行了地毯式战略轰炸,时间长达5个小时。为躲避空袭,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使原本只能容纳5000人的空间,挤进了10000多人。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避难的7764名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而亡,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

1987年7月6日,重庆市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在6.5隧道大惨案遗址举行了“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从此,这里不仅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罪恶铁证,而且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重庆旅游期间,我特地前往6.5隧道大惨案遗址,凭吊当年死难的同胞。

那天清晨,小雨蒙蒙,我的心情如同灰暗的天空,特别压抑。磁器街,一条宽阔的马路,沿街为整洁、时尚的楼房和店铺。然而,一栋正方的、低矮的石砌小屋兀立于马路旁,使原本笔直的马路在这里画了一个弧形。走近石屋,门楣上写着“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屋顶沿边,是一圈拥挤的人物雕塑,他们双目圆睁,双手抓破衣服,扯裂喉咙,撕心裂肺般张口吐舌。形象地再现了“6.5”隧道大惨案中所发生的悲惨状况,我不由为之一震!

进入屋内,里面的墙壁上挂满了放大的照片。照片呈黑白色,模糊不清,均为当年现场所摄,有的是展示隧道的基本状况,更多的却是发生惨案后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伤市民。还有一条通向地下深处的隧道进出口,由于正在维修,用铁栅栏拦住。很遗憾,没有进入隧道内,不能亲眼目睹这条曾经作为生命的庇护所、但却吞噬了千万条生命的魔窟。

伫立在这里,内心在默默悼念!为在战争期间屈死的鲜活生命。屋外,车水马龙,人们享受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室内寂静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令人窒息。

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在原“精神保垒”的旧址上,建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1947年8月,一座钢筋水泥碑代替了木碑,石碑高27.5米,为八角形柱体盔顶造型。然而,它仅仅存在3个年头,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它也寿终正寝。非常庆幸的是,我看到了这尊石碑,但不是原物,是仿制品;不是在这里,在距离这里40余公里的民国街。

民国街,是重庆市政府近年来着力打造的仿民国年代的风情街,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当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历史原貌,具有浓郁的民国特色文化。我们先后乘坐公交车、出租车来到民国街,最先映入眼眶的是耸立于街头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鹤立鸡群般直刺蓝天。那高大挺拔的身躯和金光闪闪的大字,仿佛在向世人展示山城的一段光辉历程。是的,我发现几乎所有来这里的游人,都要在石碑前肃立,并投以崇敬的目光。

踱步于街面上,立马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民国时期的山城街市。群林市场公司、亨达利钟表行、国泰戏院等,这些老字号大楼林立街头;新华日报社、八路军驻重庆代表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机构豁然出现。沿途,许多俊男靓女追求时髦,穿着国民党军服、戴着军帽,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如果换在其它地方,还不招人耻笑?

来到朝天门码头,这里正在举行集会,抗议蒋介石不打日本侵略者、专打共产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策。百余名学生清一色民国服饰,男生穿黑色学生装,女生上身着天蓝衣衫、下身穿黑色裙子。一名年龄稍大,穿长袍,扮演教授的男青年,站在队伍前面,慷慨陈词。这情形,引起了许多游人驻足围观,以前在许多电影、电视里看过,今日得见,倍感熟识!

国民政府大楼,按原物的规模、样式,以一比一的比例修建,这是重庆作为陪都的历史见证,原物已经荡然无存。自竣工以来,许多反映那个年代的影视题材,无不来这里实地取景。大楼威严、豪华,浓描重彩、飞檐翘角,融中西方风格。这里聚集的游人也最多,出于好奇,仔细观赏并拍照留恋,要把历史定格成永恒。

继续行走,突然前面出现一堆人群,在欢呼呐喊,喜庆拥抱。我定眼一看,原来,这里正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巨大的标语横跨街面上空,满街张灯结彩、灯笼高挂;一面面共产党旗、国民党旗,以及许多彩旗在空中迎风飘扬。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完胜,饱经战争创伤的山城人民怎能不欢呼雀跃呢?

这场景,与“抗战胜利纪功碑”遥相呼应,人民痛恨战争,希望和平,期盼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字,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这标志着,重庆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英雄的山城终于彻底胜利了!

然而,这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用无数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许多先烈倒在了新中国解放的黎明前夜,我们最为熟悉的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见证了这一血腥的历史。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人民解放纪念碑”便是我们献给先烈的崇高敬意!如同这英雄的山城一般,像丰碑永远矗立于全国人民的心灵深处。

瞻仰歌乐山,凭吊先烈,是我多年的夙愿。即便在来的路上,我脑海里还不断涌现许云峰、江姐、陈然等熟悉的人物。尽管很早就通过屏幕、小说等媒介熟识了白公馆、渣滓洞,但那毕竟是艺术作品,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当我走进歌乐山,禁不住一阵颤栗,因为内心充满恐怖,这里曾经是刽子手屠杀革命烈士的魔窟。

歌乐山因“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其名。原本,这里环境秀美清幽,被誉为“山城绿宝石”和“天然氧吧”。自古以来,历代文人骚客,达官名士都爱到此探幽揽胜。抗战时期,郭沫若、冰心、老舍等都曾在山上留下众多名文佳句;陪都时期,蒋介石、林森、冯玉祥等在山上设有官邸,并留下大量题刻,因此,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然而,这里不是因为自然风光秀美,人文景观丰厚而天下闻名,倒是因为“白公馆和渣滓洞”而恶名远扬。

沿着林荫覆盖的台阶拾级而上,走近处于半山腰的白公馆,大门上写着:香山别墅,好优雅的名字。这里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就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把自己的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戴笠在歌乐山下选址时看中了它,将别墅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这里最多时关押过二百多名“政治犯”,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砖砌楼房,深灰色,墙上涂有许多标语,最醒目的是用繁体字写的“整齐严肃”和“青天白日”党徽。上下层房间被改造成牢房和特务办公室,防空洞改造为刑讯室。房前有块空地,大约60平米,被用作放风的空间。这里有一座“小萝卜头”的雕塑像,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我们来时,正赶上许多小学生站在塑像前聆听讲解员的讲解。

我站在一旁观看,突然发现,这群天真可爱的小学生与侧头沉思的“小萝卜头”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年龄相仿,但境遇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囚禁在笼子里的小鸟,一群是自由飞翔的天鹅。

出白公馆,继续行走2.5公里山路,便来到渣滓洞。比起白公馆,我们对这里的环境更为熟悉些,因为文艺作品《烈火中永生》、《红岩》、《江姐》等均以此为原型。白公馆和渣滓洞两者的区别:白公馆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渣滓洞关押的有“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以及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

渣滓洞原为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此处,曾关押过江姐、许建业、何雪松、小萝卜头一家等,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这里的每间牢房都标有曾经被关押过的烈士姓名,房间光线阴暗,空间狭小。但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这些烈士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博大的胸襟和乐观的豪情,墙上都留有他们当年书写的诗词。比如,我们最熟悉的陈然烈士,《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歌埋葬蒋家王朝。

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已经成立,重庆也即将解放,敌人仓皇出逃的前夕,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白公馆因策反看守成功,19人被打开牢门放走;渣滓洞仅有15人脱险,两处共有321人遇难。

游记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为“红旗渠”电视片题写的片名:《山碑》。若用于山城重庆也十分贴切,碑即山,山即碑,英雄的山城不就是矗立于华夏大地的一尊丰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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