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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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数以亿计的人们蜗居在家里阻击病毒的蔓延。在这段时期里，我看到了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动员全民参与，打响了抗疫的阻击战、攻坚战；我也看到了人们生活平静安宜，社会环境井然有序，中国正在以坚定的步伐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
在这段时间里，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这类疫情降临在昔日的中国，或者降临在今日的其它国度，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因为，纵观古今，放眼中外，在突发的重大疫情面前，考验的是执政者的应对能力，检验的是国民的综合素质。
这场疫情的爆发正值中国传统的春节，由于事前人员密集的流动已将病毒传播到全国各地，抗疫工作涉及的地域之广，人员之多，以及面临的困难程度之大，均为前所未有。然而，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总动员，万众一条心，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能让一个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实施封城？能让成千上万的村庄、小区实行封闭？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千军万马驰援灾区？能组织数以万计的基层工作人员深入社区，逐门、逐户、逐人地进行排查？能让数以亿计的民众安心宅在家里？
这一切，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国。请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是如何评价我国抗疫行动的，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中国采取的很多防控措施远远超出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他表示：相信中国能控制这场疫情，世卫组织不会建议限制贸易和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对中国有如此评价，我国的人民之所以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绝对是源于对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肯定和信任。而且，这种肯定和信任是早已通过实践证明了的，世界不会忘记，中国不会忘记，17年前的一场非典，也是在春节期间爆发的，席卷全国。然而，面对重大疫情，我们的政府举重若轻，圆满化解。
同样是在去年，非洲刚果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这是一种急性出血性传染病，原本已于2015年得到国际医疗机构的有效治愈。2018年底，埃博拉疫情在刚果死灰复燃，开始仅发现一例，只要进行及时治疗，并采取措施便能彻底根除。然而，由于刚果国内武装叛乱带来的不安、政府腐败带来的不信任、谣言在民众间长期流传引发的对国际组织医护人员的仇视。最终导致于2019年在全国爆发，有2500多人被感染，超过1650人死亡，一时间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宣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疫情，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同行，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大天敌，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历次战争死亡人数总和的十几倍，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能幸免。
鼠疫，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世人谈之色变，那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鼠疫，总共造成了高达1亿3500万人丧生。
第一次鼠疫大爆发于公元6世纪中叶，发源地在中东，后蔓延至整个地中海东岸，并成为此次鼠疫的重灾区，北非和整个欧洲也受到了波及。由于受限于当时医疗落后的擎制，只得任其发展、坐以待毙，这次鼠疫一直持续到8世纪才最终消失，死亡人数前后共计近1亿人。
第二次鼠疫大爆发于公元14世纪，一直持续到17世纪，疫情遍及欧洲、亚洲和北非，仅欧洲就死亡了2500万人。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意大利和英国，两国的人口几乎减半，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口死亡，最后不得不靠火烧的方法才将疫情控制下来。鼠疫平息后，到处都是一片废墟，犹如人间地狱。
第三次鼠疫大爆发始于1894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遍及亚、欧、美、非4个州的6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达千万以上。它是突然爆发的，其传播速度和波及范围是历次之最，不过由于人类医学技术的进步，患者得以及时救治、疫情得以有效控制，这次疫情反而没有前几次危害大，但也足以让世人震惊，不寒而栗。
当然，鼠疫不是外国人的专利，它会随着人员的流动进入中国，也曾在中国上演过惨绝人寰的悲剧。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一名客人突然暴死。死者先发烧，然后咳嗽，最后吐血，三到五日就因呼吸困难而死，死后浑身皮肤出现黑紫色。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这家客栈频繁出现客人暴死的现象，凶名大盛，无人敢住。正值春节，店主郭老十最后决定关店，回家过年。没想到回家不久，郭老十也突然暴毙身亡，家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举办丧礼。最后，郭老十全家53口人，死了32口，全村其他人也不断地去世，整个村几乎成了鬼村，到处都是黑紫色的尸体。
此后不久，疫情传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成为第一个被感染的东北大城市。1910年11月中旬，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为数例；至12月初，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彻底沦陷。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北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东北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当时，朝廷委派了年仅31岁的伍连德前往东北承担防控鼠疫的重任，他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剑桥的华人，24岁就获得了剑桥大学的5个学位。由于那时缺医少药，患者人数众多，逝者尸骨遍地，病毒传播迅猛，伍连德向朝廷建议，对尸体施以焚烧、对东三省实行隔离。于是，1911年1月13日，清廷封锁了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恙后方才可以放行。与此同时，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以避免春运南下人口四处流动，对鼠疫严防死守。
采取这些严厉的措施后，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这一天，距离伍连德首次抵达哈尔滨仅仅67天，距离清廷采纳伍连德建议，封锁山海关，仅仅过去了47天；距离伍连德焚尸的大年初一，刚好一个月。据粗略统计，在这次疫情中，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死亡6万余人。1911年4月23日，当清政府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解除封锁禁令后，人们纷纷上街欢呼雀跃！大有恍若隔世、劫后余生的感觉。
于是，曾经肆虐欧洲长达四个世纪的鼠疫，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防疫成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伍连德的防疫方案，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用来处理突发传染病的最佳手段。此次武汉采取的封城措施，也沿用这一方案。
谈到封锁村庄，在英国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值得借鉴。
在1664至1666年间，伦敦发生了当地历史上最后一次广泛的鼠疫，超过8万人死于这次瘟疫之中，足足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奇怪的是，这场大灾难虽然从伦敦开始扩散，但英国北部却安然无恙，基本没有遭受侵袭。原来，这与英国中部德比郡山谷中的亚姆村密切相关，是村民们把瘟疫挡在了英国中部的“大门”外。
亚姆村很小，居民们主要来自中世纪英格兰开采铅矿的矿工。由于铅矿的储量足够供应南北所需，英格兰政府就把连接南北的交通补给点设在了亚姆村，成为英国南北商人的必经之路，村民们也得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然而，原本富足安宁的生活被不速之客打破：一名从伦敦出发的布料商人把瘟疫带到了亚姆村，导致多人感染暴毙。此时，从几百公里外的伦敦才传来鼠疫大爆发的消息，为了躲避瘟疫，村民们决定往北撤离。
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威廉牧师，他把村民们召集在教堂里商议：如果往北撤离，肯定会把瘟疫带到北方；如果留在村里，或许可以阻止瘟疫波及剩下的大半个英国。经过简单的讨论，村民们做出了最痛苦的选择：留下来，阻止瘟疫通过亚姆村蔓延至北方。通过决议，宁死不走的村民们先把通往北方的道路封锁，留下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在路边阻止行人，其余人将自己关在有水井的笼子或围墙里，确认感染者再将其移送到酒窖和地下室中，未感染或确认痊愈的人才能离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村民被确认染了鼠疫，村子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墓碑，到最后几乎整个村子都是。之所以只有墓碑，是因为被感染的尸体只能集中深埋，留下墓碑是为了写几句话告诫活下去的人。到了1666年8月，在村民们自愿隔离400天后，瘟疫才随着感染者的死去而消失，瘟疫对这座封闭的城池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全村344个村民中，有267人死亡。
10年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偶然听到一名仆女谈起父母的事迹，被感动得当场落泪，随即要求全国周知，并特赦亚姆村后代世袭免税。至此，亚姆村的事迹才广为人知，在后续无数诗人画家的艺术作品中，亚姆村民一直被冠以“贤者善人”的代表。今日的亚姆村被当英国北部居民当成圣地，围绕在村外的岩石城墙仍然骄傲地伫立着，几个世纪没有改变。有些新婚夫妇还会把婚礼放在这个曾经被瘟疫肆虐的地方举办。他们坚信：灾难能毁灭生命，但有的生命却因毁灭而高贵永生，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钟南山院士在今年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会上，含泪深情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理解钟院士既是对昔日武汉人民做出的成绩给予肯定，又是对今日武汉人民做出的奉献给予赞赏。今日武汉做出的牺牲远胜于当年的亚姆村，武汉实行全面封城，是将病毒封闭在武汉三镇，替全国扛起了阻击疫情的主战场，是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无私精神。相信不久时日，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景象。
我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伟人写的《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解放前，疫区遍及江南12个省、市，患者达1000余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不顾人民的疾苦，致使血吸虫病愈演愈烈。……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都是高度负责任的，是勇于担当的，有能力、有智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更何况眼下区区疫情，根除它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相信就在近期，全国人民定能燃烧起“纸船明烛”，将“瘟君”送上九霄云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