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潘伯梁(1908—1983),湖北鄂州杨叶古塘村人。祖父其赋性憨厚,光风霄月,好声好气,雄才大略,生花之笔,墨迹淋漓,曾书吾潘氏祠堂“天下为公”四字,深受新四军某部团政委的揄扬,劝其投笔从戎,祖父谢绝。解放前从事私塾教学十五载,写得一手不错的“先生字”,其书法宗师颜鲁公,结体严谨,雍容大方,现藏他古稀之年书写的中楷《百家姓》和《中国历史三字经》。
解放初期,祖父曾任古塘乡秘书。(古塘乡在撒区并社之前归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管辖),1959年祖父随其长子迁居黄石,三年自然灾害后,终于1962年又下放返回故里。后来,他心挂两头,穿梭于黄石、鄂州老家两地之间,当时交通不便,每来黄石一次步走得一大半天的时间,所以,他一年之内,大半的日子都在这种来回行走中度过。
祖父每来我家,总会磨墨写字,我记忆比较深刻。他不论“文房四宝”之优劣,也不论心情好坏与否,反正总离不开伏案捉笔,有时边读边写,甚至边写边唱,刚开始我有些不理解,写就写为什么还要唱呢?久而久之慢慢的我也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读书写文字“须要读的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朱熹•童蒙须知),正所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是也!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也经常提笔跟着他学起了书法。
读小学时,几乎每个暑期我都会回鄂州老家,我喜欢跟那里的同龄人玩耍,玩累了,经常凑在祖父的身边看他写字,就在那时我初知柳公权的《玄秘塔》,颜真卿的《勤礼碑》,后来又知道了《左传》、《大学》、《论语》、《辞源》这些国学书籍,还有书法中的点横撇捺等等。有一次我偶尔的发现祖父年轻时抄写的蝇头小楷,真是羡慕不止,爱不释手。看了又看,但是遗憾当时没有留心加以收藏,最后却不知去处。
20世纪的1966年至1976年,中国的“文革”时期,在那年代那种政治环境下,人们压抑着自己的内心与情愫。甚至,有的人将所谓的旧文化书籍、古物、家宝等焚之一炷。我的祖父在那时也烧毁了他的大批古书,现在想起真觉得太可惜了,最后,唯独留下1931年用六块银洋买下的两本《辞源》,1990年后因故此书也被遗失,留下遗憾。
祖父平时言语不多,可句句是经,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如“肉不正不食、桌不正不席”,又如“食不言,睡不语”,“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等等。初听起来,似懂非懂,几经他的讲解,方才理解了个中道理,不知不觉慢慢地开始喜欢听他之乎也者已焉哉了。
祖父生性孤避,淡泊明志,因仕途无望,虽有一身学问,则经挫折之后,怀才不遇,尤晚年视红尘如水,不屑一顾,有一次,我问他郭沫若书法写得好不,他看了一下,说不知郭的字好在那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他真的瞧不起,另一是真的不懂书法。我看祖父多半是属于第一种想法,因为,祖父的书法功底是不言而喻的。
祖父遇事淡定,沉着冷静,对于生命既珍爱,又顺其自然,他说“人死如灯灭”这是人生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所以,他不畏死。但他又珍爱生命,据说,有一次,他乘长江机帆船,风大,乘客骚动较大,他却不动,理由是“乘船如钉钉”,并劝大家都不要乱动,各人坐稳坐好,风险就会避开。
祖父个头不高,但精明能干,能文能农,尤其是他晚年种植的甘蔗,又壮又甜,至今还记忆犹新,回味无穷。有一年,他同几名乡友一起去武汉卖甘蔗,身穿长衫,带上墨镜,走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处,想看看桥的究竟,东张西望,没想到被桥警疑为台湾来的特务扣留,后经村长证实才给放过,成为乡民而后笑话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