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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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有一种敬意油然升起：也许他这样的人，燃尽自己六十九岁的一生，就是来完成记录勘正这段历史的使命吧。
《南明史》的记录，不仅向大众普及了这段20年痛苦易代史的全貌，更吸引普通读者的，还有那无论王侯草寇、平头百姓，面对抉择时总摆脱不了的形形色色又本质类似的人性之殇，颇有一种对着历史照镜子的实感。当然，这得益于顾诚先生“竭泽而渔”般搜索一切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档案相互印证取舍的严谨学风，更有那鹰眼般的洞察力下无私无我、全力接近客观事实的评判，让读者得以清晰地理解历史事件的主客观原因、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
全书多次直接指出明王朝灭亡后，南明在兵力和潜在力量实际并不逊于清方的背景下，终究未能中兴的根本原因：“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各种抗清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使兵力有限根基不稳的满洲贵族坐收渔翁之利；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一是政治理想的局限，弘光朝廷只敢苟且偷安，而到了永历朝后期主导大势的孙可望（西南）、郑成功（东南），他们的核心出发点还是维护集团利益、开创一个只有自己说了算的小天地；二是组织能力的局限，皇权依附军阀的先天掣肘，导致即使隆武皇帝这样真正有中兴志气和才能的君主，只能处处受制于人；而堵胤锡、张煌言这样被作者评价为“几近完人”的真正的抗清志士（有政治眼光、有行动能力、有纯正品德），他们的位置并不显赫、能调动的资源有限；三是用人不当，这是前两个原因导致的结果。政治理想、组织能力的有限，会导致很多庸人有意或无意间“上位”，如局势开端关键人物史可法的权力旁落，就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也是明朝官场上沿袭已久的派系圈子、门户之见种下的祸根。
当然，最精彩的莫过于在事件推进中，顾诚老师笔下对人物的多角度呈现，让读者感知到常态英雄叙事下，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个人，呈现出的壮阔与狭隘、远见与短视，且这种矛盾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一群人的身上，也更加了解到“堡垒从内部攻破”这个真理。令我印象很深的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方面，不以成败论英雄，要看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社会进步，而非“个人英雄主义”。只有个人行为符合当时世界形势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大流，才能被称为英雄。即便如此，英雄在不同事情上也会有其狭隘和局限。比如我在本书中最喜欢的人物之一郑成功，对外开阔的视野、刚强果断的政治魄力和现实的需求，让他力排众议最终收复台湾、光照史册。同时，他也是一个十分复杂又揪心的英雄，海外出生、儒家教育、母亲被杀、父亲作为人质最终被杀，他有凤凰一样自由的理想，又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多种主客观资本，可是依然会因刚毅易冲动不能任人器始逼走施琅，围攻南京时骄傲轻敌致使再次错失一次光复的良好机会。而张煌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会在决策复台时公开反对。当然顾老师给予了中肯的分析，主要是当时在儒家熏陶下成长的这一批仁人志士，具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缺点是眼界狭窄、缺乏世界眼光。另一方面，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单一价值判断，“历史的殿堂不等于忠烈祠”，仅以“晚节” 定论，无助于后人客观吸取历史教训。此外，“守正而不能达变”，关键时刻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起来，也有悖于真正儒家的担荷精神。比如书中举的刘宗周的例子，一场追求儒生自我人格完美的表演，事实上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矛盾，饿死自己又有何用？此外，人物也要用发展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孙可望最终“变节”，而他在治理川滇黔大西南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治理能力，老百姓口头传颂的都是“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这样的歌谣，不过最后孙可望还是被个人膨胀的权力欲望吞噬。
纵观本书，可能不时会为人性愤恨、英雄叹惋，为郑成功、李定国等一批出色的军事家的能力喝彩。然而更多的，还是为战争的残酷至极感到后背发凉，记不清书中记录了多少次屠城惨案，清廷统治者推行民族征服压迫政策过程中的政策、战事对抗过程中的屠杀、以及后期针对郑成功采取的沿海迁民等政策，“老鼠一个卖银二钱，人吃人……”这样的记录多次出现，我想起近来在韩国史剧中看到反映清初推行的“缉补逃人法”的具体呈现，内心如割。想到历史烟尘里只变成一个个死难数字的千千万万的同胞，无比珍惜现在和平的岁月。在这样承平的岁月里，多数人才有闲暇拿着信息碎片传递的世界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观，虽觉可惜但也是一种幸运吧。
顾诚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他对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认识:“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这也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近来阅读明史中最大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