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拍卖的东楼

东楼就要被拍楼了。拍卖公司的拍卖公告赫然贴于东楼大门之上。

知道这事后，我特意去看了一趟东楼。东楼里一片寂静，房门或开或闭，五层楼房近百间房间已是人去楼空。走廊过道上，垃圾一堆接着一堆。楼顶天台上，杂七杂八地堆放着破烂的桌椅床架之类的破家具。眼见所见，让我唏嘘不已：东楼已经老了，已经破败了。破败了的东楼成了一件拍品，在寂寞地等待它的新主人。

多年前，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东楼的主人之一。那时，年少的我是这家国有宾馆企业的工人，也算是工人阶级之一员，而那时报纸上正在大力宣传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等等。于是，我就以为自己是东楼的主人翁之一，为自己能在东楼里上班当上一名职工而高兴。那时的我天天在东楼里上班工作，迎来送往，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犹如被河水磨平的鹅卵石一般没有棱角，在工作上完全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与个性。不为别的，是为了那赖以养家糊口的每月五百元的办公室秘书职务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要保持自己是国有宾馆（国家事业单位）的主人翁这一自以为荣的称号。

东楼，是一家国有宾馆的综合接待大楼。它位于县城老城区解放街，于上个世纪的1980年建成投入使用。解放街，据说是这个县城有史以来的首条街道。东楼与解放街一样，都曾经拥有过热闹非凡的昨天。但是，在城市不断向城郊开发延伸的今天，和新开发城区相比较，位于交通不便的老城区的东楼与解放街，就愈发显得破败不堪和冷冷清清了，再也没有了从前热闹繁华的景象。

东楼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在上个世纪的1983年9月某天。那时我刚刚从乡下来到县城读中学。那天是星期天，我和同学阿武离开学校，赶到当时县城唯一的菜市场----和平市场，两人花了3元钱（这钱当时足够我在学校学生饭堂吃半个月了）在粉店里炒菜大吃一餐。之后，我俩在解放街闲逛，内急了要找地方方便。望着当时是县城里第一高楼（其实也才有五层楼而已）----东楼，阿武说：“东楼是县人民政府招待所，也是全县最好的宾馆，里面卫生间一定很干净，我们就去那里方便吧。” 于是，我俩一起走进东楼一楼大厅。大厅里果然干净明亮，漂亮得很。沙发、彩电、风扇之类的当时奢侈品，令我俩乡下少年学生仔好生羡慕。就在我俩在大厅里东张西望寻找去卫生间的方向时，一个女服务员冲过来拦住我俩，吼道：“小孩子快滚！” 于是，胆小的我俩立即离开东楼，急忙沿着解放街往城东跑了约两百米路程，到东门桥的河岸边拉了小便。后来至今，我俩好几回提起此事。每回，我故意学着阿武他那天讲那话的语调，说：“东楼是县人民政府招待所，也是全县最好的宾馆，里面卫生间一定很干净，我们就去那里方便吧。呵呵……县长和县委书记正在东楼里和干部们开会研究全县大事，县公安局长正在向县长汇报如何抓住台湾来的特务，服务员怎么可能给我你两个乡下少年学生仔闯入呢？” 阿武则两眼盯着我两眼，故意一脸认真地说道：“那个服务员肯定怀疑是台湾来的特务收买了你，给了你几块钱，让你来偷听县长开会的。因为特务认为你是少年小孩，人家不会怀疑你正在反革命……” 讲完了，我俩就互相拍了肩膀哈哈笑。

这是全县最高级的宾馆，也是县长经常开会议政之地，同时还是台湾间谍分子关注之地；为了县长的安全以及会议内容的保密，小孩等无关闲杂人员不能随便出入；这就是东楼留给我与阿武的最初印象。后来三年，我和阿武都忙着读高中考大学，没有空闲时间再次踏入东楼。高中毕业那年，阿武考上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我考上省农学院林产化工专业，于是，我和阿武离开了家乡。后来，大学毕业后，阿武和我都在外地工作。因此，对于八十年代的东楼，我再也没有其他回忆了。

大学毕业后，阿武到了省城里的省国家安全厅工作，专门负责反间谍工作。我则到了与家乡邻近的另一个县城郊外的一家林产化工厂，参与制造松香等产品。那时，我绝不会料到日后我的命运会和东楼息息相关。

化工厂在县城远郊，又是一年四季地上“三班倒”，加上离家远达两百公里。呆了几年，我实在是厌倦了，于是，就托人找门路请求调动回故乡县城。不久，佳音传来，要我带着我在各级报刊上刊发的作品，火速赶回家乡县城，到东楼去接受面试。因为东楼急需一位文笔较好的人在办公室舞文弄墨。一个月后，随着一纸调令开出，我就调动至东楼里工作，被委任为县人民政府招待所（东楼宾馆）办公室秘书。就这样，我成了东楼的主人翁之一。

我到东楼的1995年，东楼全体职工50人，年总营业额700万元。这时，我实在回忆不起1983年9月那天将我和阿武赶出东楼的那个服务员的模样。但是，我敢肯定她就是这50名职工中之一人。

后来，撤县设市。这个县级市大力开发县城房地产，城区逐渐向外扩展，在昔日城外的荒坡及田地上，长出一条条街道和一幢幢楼房。新城区还开辟了好几家超市和菜市。因此，很多居民不再到老城区解放街，也不到东楼附近的和平菜市来。因为这里是老城区，弯弯曲曲的街道又窄又不平，连停辆自行车都难，更别说停辆轿车或者卡车了。

新城区的宾馆酒楼愈来愈多，将很多顾客吸引过去。于是，县里很多会议不在东楼召开，很多食客不到东楼就餐，很多旅客不来东楼住宿。就这样，东楼门庭冷落车马稀了。这对于专门以接待会议、住宿、酒席餐饮为经营业务的东楼而言，无疑是莫大的冲击与创伤。东楼的营业额逐年下降，经常因拖欠水电费而停水停电，职工的工资老是一拖再拖。但是，令我纳闷不已的是这时候东楼的主人翁却是遂年增多。在我主笔撰写的县人民政府招待所1997年年度工作总结中，载明：当年全所总营业额300万元，职工总人数150人。

在东楼里的一间办公室里写完这份年度总结后，我感到了东楼面临的危机。身为东楼主人翁之一的我，此时也切身感受到自己面临的困境。我每天坐在东楼里的县人民政府招待所行政办公室里，苦苦思索东楼的明天，以及我的明天。

于是，白天在东楼里的那间办公室里，夜晚在窄小的家里，我一门心思啃读那些法律书。为了不让领导及同事知道我不务正业，些法律书我全用白纸包了封面。可是，还是被同事发现，告到领导那里。开了会议，狠狠批评我。

在我忙着看书学习的时候，宾馆的领导也忙着跑银行。不久，宾馆以东楼作抵押担保，向银行贷款150万元。接着，东楼停止营业，一支工程队进驻，整天在东楼里敲敲打打，进行装修。空调、家具等等，全部换成新的。这是已经是1998年了。我顺利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半年后，东楼装修工程竣工，恢复营业。接着，城里的报纸、电视电台，每天都在大力宣传，称东楼宾馆以崭新面貌喜迎八方宾馆。我知道宾馆为此又开支了广告费。

东楼面貌是变新了，广告也打了好长一段时间。可是，还是没有多少顾客来消费，宾馆依旧是门可罗雀，经营更是每况日下。领导只好把职工分成两组，轮流上班，每组上半个月班。当然，职工的工资是以前的一半。在此状况下，东楼的主人翁们一人接着一人离开东楼，有门路有关系的那两三人调动到了其他单位，而多数没有门路没有关系几十人，则是下岗的、放假的、停薪留职的什么都有。另外还有二十多个临近法定退休年龄的老职工离岗休养，每人每月领取生活费三百元。而余下的三十多人，还是在这家国有宾馆领导们的领导之下，继续上班干活。每人每月工资约为三百元。
    此情此景，令我对东楼已无留恋之意，我也不再以己是国有东楼宾馆职工为荣。于是，一纸辞职书呈交上去，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凭着县政府办公室、县劳动人事局、编制局的批准我辞职的文件，我离开了县城，到省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去了。

宾馆原定的还款期限很快就到了，可是，宾馆却连一分钱贷款本金都未还上，还拖欠着一大笔利息。无奈之下，银行只好请了律师，将东楼宾馆告到法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最后，东楼被法院判决在一个月内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近两百万元。

一年过去了，东楼还是无钱可还。银行提出了要求拍卖抵押物来偿债的执行申请，于是，人民法院委托拍卖公司来拍东楼。就这样，拍卖公告贴上了东楼，登上了省城报纸。

看到公告后，我专程从省城赶回家乡县城，不为别的，是为了看看东楼。我到东楼的时候，已是黄昏。夕阳笼罩之下的东楼，犹如演戏现场曲终人散时的狼藉一般，走廊过道上，以及房间里，充满着垃圾和破败了的家具。

屹立于老城区的东楼，已经成了即将举行的拍卖会上的一件拍品，在默默无言地等待被拍卖，等待自己的新主人。

“一号拍品东楼，起拍价五百万元。有谁应价？有谁应价？” 拍卖师的叫卖吆喝声回荡在拍卖会会场上……是夜，我梦见这拍卖会，梦见自己在东楼那间行政办公室里躺着领导偷偷看法律书，还梦见自己在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考场上一边汗流夹背一边奋笔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