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娃子

 潘从中

刹头上方的墙上，是一个黑咕隆咚的灯窝儿。里面点着一只锈迹斑驳的、用铁皮油漆罐儿做的煤油灯。已是五更天了，连灯花儿都结了很多次了。每当屋里昏暗下来时，沟西二妈就拿剪子剪一次灯花。后来剪的次数多了嫌麻烦，沟西二妈就直接用她那茧子很厚，也硬梆有力的手指去揪、去掐。

躺在灯影里的母亲，自下半夜起就一直呻吟着！其实还在天刚黑的时候，已有感觉的母亲，就打发大姐冬花和二姐春花，去把沟西里的二妈请了来。

沟西二妈是乡村里的能行女人，一生未曾生养，没受过别的女人那‘一茬儿女一茬罪’的折磨。因此，身板硬朗手脚利索，干起活来不输给男人。最能炫耀于人的，还有她满嘴里镶着的、明晃晃的白铁色假牙。那时节，人老得快。虽然仅是五十多岁的年纪，沟西二妈的脸上，已有了很多很多的皱纹了。

    我们那地儿，把接生婆叫做“老娘婆”。当时，沟西二妈早已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娘婆了。这位既是母亲的远房嫂子，又是一位老娘婆的人，一向同母亲很合得来。因此，下半天里已感觉肚子一直往下坠的母亲，早就有了请沟西二妈来接生的准备。

    已到五更天了，疲乏至极的沟西二妈，在母亲轻轻的呻吟里，也靠在一旁的铺盖卷儿上睡着了。屋外的天色仍是黑洞洞的。父亲抱着头蹲在黑暗中的台沿儿上。马上出生的孩子是父亲的第五个孩子，前面三个都是女儿。冬花，春花，三怪，本来三个丫头之后还有一个儿子，已两岁多了，因着一场大病，就夭折掉了。当然这还是前年的事。

同一个大院子里，一共住着三家人，另外的两家人，一个是父亲的叔伯哥哥，一个是叔伯弟。父亲的这位叔伯哥，我该叫二爹的，已有了三个儿子。昨天中午，二妈又生下了第四个儿子。为此，因着二妈争气的肚子，二爹二妈及二爹的老爹——我的瞎子三爷，总之他（她）们全家都是很傲慢的。

另一家，是该父亲的叔伯弟弟的，我该叫大爹的，虽然仅仅一个孩子，但也是个男孩子。而到了我们这一房，同父亲仍未分家另过的四叔，是一个女儿。而父亲却连着养了三个女儿，大前年生了一个儿子，也才两岁过些，就死掉了。因而，不光父亲，就是四叔、四妈，还有我的奶奶，以及我的三个姐姐冬花、春花和三怪，无不盼着母亲这次能生个儿子，好让我们这一房也能扬眉吐气一番。

这一夜，一向早早睡下的奶奶，屋里也例外地亮了一宿的灯。这时节是农历的八月下旬，虽然已进入了秋天，可白天的气温还是相当高的。然而每当到了深夜，作为已上了年纪，且长年患有关节痛的奶奶，总能感觉到有一股浸人的寒意，如同贼人似的，偷偷摸摸地在空气中流窜着、游弋着。冷不丁，就会悄悄地钻进她的某处骨头缝里，拿刀子搅几下、用锥子扎几下。因而，早在半个月之前，奶奶就哄着加骂着，再加告着、劝着，让三个姐姐为她轮流烧热炕。虽然不是每天都烧，但燎过一次以后的几天里，起码得用干爽的填炕子（牲口的粪沫，或羊粪蛋，草沫子等），每晚上临睡前接续一次。

奶奶热烘烘的炕上，实际上只热着一岔子，就是奶奶睡的这岔子。另外的两岔子，是三个姐姐睡的。这一年大姐冬花虚岁十三，二姐虚岁九岁，三姐三怪虚岁六岁。我们这地儿计算人的岁数，一般都讲虚岁。尚处于孩童年纪的三个姐姐，身上的火气大，自然不跟早已喜欢上热炕的奶奶挨着睡。往往就在另一面墙的旁边睡着。而今夜，除去三姐三怪外，大姐冬花和二姐春花，已在奶奶的催促下，偷偷地到门外听了几个来回了。但每听一次回来，都对着奶奶的耳朵说同样的一句话：“妈还没有养下娃娃呢！”

   呻吟了差不多一夜的母亲，在天亮前，临盆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这天，隔壁的四妈也在五更天里早早起来了。她摸黑拿过、时常立在街门背后旮旯处的长芨芨扫帚，将偌大的一个院子，轻轻地，仔细地扫了一遍。天将欲晓的当儿，四妈已将院子的角角落落都打扫干净了。同院的二妈，昨天生下的那个男孩子，我该叫四哥的，在这一夜，也未见有婴幼儿常有的夜哭的毛病。因此，整个大院子里很安静。一直蹲在院子土台沿儿上的父亲，这时候竟打起了长长的、匀匀的鼾儿。大半夜来，一直未听到动静的三个姐姐和奶奶，这时候也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打扫完院子，四妈照例将那老长的芨芨扫帚，立在街门扇的背后。在她打开街门的那一刻，从母亲的屋里，一个男婴嘹亮的哭音，“哇”地一声骤然响起。闪烁的油灯下，已醒过神儿来的沟西二妈，手脚利索、有紧无慢地为这个男婴揩擦、剪脐带、包裹。然后又为母亲擦洗、清理。收拾利落之后，她就站在门口，大声地招呼、刚刚在男婴的哭声里惊醒过来的父亲：“养下了！养下了！快拿秤来！快拿秤来！”

懵懵懂懂的父亲来不及问，就赶紧进了黑洞洞的伙房。摸黑从仓沿处墙上的、那根老长的红柳木桩上，取下那杆、用椭圆又扁平的石头作秤砣的秤杆。回到母亲的屋里，父亲见油灯下的母亲大汗淋漓。此时生下孩子的母亲，停止呻吟，已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发愣的父亲一手拿着秤杆，一手提着石头秤砣，笑盈盈的站在门口。沟西二妈吩咐父亲：“快把门关上。”然后，她一手抱着刚刚包裹好的孩子，一手把早已倒扣在屋角的木斗、递给父亲。见父亲呆立着不知所措，沟西二妈就说：“愣桑（啥）呢？还不把斗挂在秤上！”父亲赶紧照办。

随后，沟西二妈将那婴儿轻轻地横放在斗梁子上。说是“放”，实际上应该说是象征性的。因为沟西二妈的两只手，一直没有离开孩子。仍在懵懂之中的父亲，正要抹秤砣称，却见二妈忽然把孩子抱上了炕。随之沟西二妈就喜气洋洋地说：“十斤，整整十斤，这个又大又结实的小伙子，就叫“十娃子”吧！”于是，这个本该排行老四的婴儿的我，就有了这个特殊的名字：“十娃子”。

这时候，懵懂之中的父亲终于彻底醒明白了。争气的母亲再一次为他生下了儿子。在父亲的眼里，尽管这个“十娃子”是那么的瘦弱，像猫娃叫唤般地这哭了几声，就打住了。也尽管在父亲的眼里，这个像是一只剥了皮的兔子似的红兮兮的瘦而又小，最多就三、四斤，但一经沟西二妈那一向巧舌如簧的渲染，这个男孩子似乎真有了十斤那么大、那么壮。因而，父亲的精气神儿就一下子升了起来！足了起来！

称完儿子的父亲，像是办了一件大事似的，赶紧回身出门，将这一天大的好消息首先报告给了我的奶奶、以及我的三个姐姐。随后，进了奶奶屋里的四妈也知道了。虽然不是她生的，但四妈仍是那般地兴奋。父亲又给奶奶说：“我才将称过了，整整十斤。何姐（沟西二妈娘家姓何，父母就叫她何姐）给娃娃起了名字了，说叫‘十娃子’！”奶奶听了，不由张大了嘴巴。奶奶肯定在奇怪，母亲的肚子并没有多大，娃娃咋能有十斤？再说，那么大的娃娃，瘦弱的母亲如何能生下来呢？但奶奶仍像平常一样，一旦碰到她无法理解的事情，就会主动给阻碍她理解的那方，找一个甚至几个能够解释得通的理由。于是，奶奶想到，怪不得母亲呻吟了一夜，原来是娃娃太大了！太大了就当然无法顺利地生下来！

虽然母亲在这之前已生过四个孩子了，应该说，生这个孩子就没有多么地费劲了。正如杨家寨子里的杨三妈，在生她的三儿子‘羊圈儿’的时候，本来是刚从炕洞里掏出来了一筐子灰，准备去往羊圈里倒。谁知刚把灰提到了羊圈里，才刚刚倒出多半筐时，忽觉下身处一热，孩子已掉入了裤裆里了。而此时，家里所有的人，上地的上地、上学的上学，知道喊人也无用。因而，杨三妈就势一屁股坐在干爽的草木灰上，然后一口咬断脐带，绾个死结。拿灰将孩子“缠”干净，再一把扯下头上的方巾，把孩子包上。临了，还不忘给孩子起了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羊圈儿。这个跑步来到人间的羊圈儿，也是杨三妈的第四个孩子。羊圈儿的前头，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因此，相比于母亲这次养娃娃的不易，奶奶为自己的不解找出的理由，当然是娃娃太大了！太壮了！都整整十斤呢！唉！这个十娃子！

第三天，按惯例要给孩子“洗三”，要“烧汤”（我们那地儿，把做顿好吃的，叫‘烧汤’），要答谢老娘婆。而在此前一天，正好是早我一天出生的、二妈家四哥的“三天”。可一向爱在父母面前显摆的二爹二妈的家里，却静悄悄地。同样是给四哥接生的沟西二妈，既未见二爹、或二爹的某个儿子来请她，而在借口来我家看母亲及我的沟西二妈，又未见二妈家有“烧汤”的举动，就很对着四妈、母亲及我的奶奶，将她满嘴的白铁色亮花花的板牙“呲”了多次！相比之下，父亲的兴奋却一直延续着。甚至在第二天，就听沟西二妈的吩咐，去向沟西二爹借了十块钱，作“烧汤”的准备了！

虽然一向手头宽裕的沟西二爹，非常地吝啬，但这次，却异常地大方。身揣巨款的父亲，刚出门时的计划是去镇上买几斤猪肉，还要给虚弱的母亲买点补身子的羊肉，还要准备我次日“洗三”的其余零碎。但一向好赌的父亲，行至中途，却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利用他独特的方式，先为我的出生“庆贺”一把！于是，父亲轻车熟路地来到镇子旁的一个赌徒家里。

此时，屋里的四、五个赌鬼们，正在满屋的乌烟瘴气中“摇碗子”，父亲手里的那张十元大票，让几个输红了眼的赌博轱辘子，刹那间信心倍增。几把碗子开下来，父亲的身上已一文不剩了！天将黑时，自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空手回家的父亲，就向其中的一个赢了钱的赌友借钱。而按赌场上约定俗成的规矩，父亲这算犯忌！作为老资格赌徒的父亲，当然知道场子上谁若给人借了钱，接下来谁肯定输的规矩。赌友不借，父亲就直接说了“火烧眉毛”的紧急情况。并且不能再玩下去了。至此，这些个还算有义气的赌友们，才知道父亲刚刚生了儿子。纷纷庆贺之后，刚才不愿给父亲借钱的那位，不仅痛快地给父亲借了十块钱，还顺手又给父亲添了两角的毛票，算是贺礼！

其他赌友们，也他一毛、你半毛地纷纷“上礼”！输掉了十块钱的父亲，捧着不到一块钱的“大礼”，感激得热泪盈眶！被“礼”送出境的父亲，并没有失魂落魄的神情，依然兴致高昂地一头奔向了镇子东桥头处的小肉铺。他十分大方地称了五斤猪肉、三斤羊肉。又赶紧到临将关门下班的供销社的门市部里，买了半斤粉条、一两调和，一盒双羊牌卷烟。望着柜台里、货架上花花绿绿的各种商品，心情依然亢奋的父亲，绝对不会想到，整整二十年之后，他的这个儿子，小名儿十娃子的我，会留个小分头，穿一身虽旧却也干净整洁的蓝布中山装，站在这阔而大的门市部的栏柜里，当了一名营业员。

回来的路上，又碰上了刚从另一个赌场上下来的、父亲的一位“挑子”（连襟），我该叫姨夫的一个人。而姨夫这天手气绝佳。手里还提着以物顶账赢来的十个鸡蛋。听到父亲报出的喜讯，这位既是父亲的老赌友、又是父亲的“挑担”，而且对父亲非常赏识的姨夫，大手一挥，大方至极地将那十个鸡蛋作为贺礼，递到了父亲手上。

这一天，是我出生的第二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十月一日。而年代则是平平常常的一九六四年。

2016年8月2日于额济纳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