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春天

最后的春天

二姐走了。

昨天，还握着她的手，想方设法把食物喂进她嘴里。

前天，听说母亲来了，昏迷中，她睁开眼，含糊又急切地跟母亲“说话”，一如小时候，终于等到母亲下班了，赶忙告嘴，第一时间告诉母亲她所有的委屈。

一周前，听说她病得不轻，我们去看，她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还能表达哪里不舒服、想吃点什么。我们走的时候，啰哩啰嗦说了几遍我们改天再来，她似有些不舍，又似有些不耐烦，把我的手甩开，扯被子盖了头，倦着身子，个子高大的她一下子缩小了许多，烦躁地说：走就走罢。像在赌气。我走到门口，回头见病床上孤零零的她，形销骨立，又回来守在旁边。可她却不“领情”，掀了被子挥手示意我们走，似乎很有力气的样子。

隔天再去，她眼里的光有些散，叫了她许多遍，她也无法把眼神集中到我脸上。她就那么不吃不喝也不说地躺着，最主要的是，不配合治疗，不吃药不打针也不输液。有时微闭着眼，睁眼时目光散淡、游离，却又似在四处张望。见她床头上的纸用完了，我们就自作主张拿她对面柜顶上的，她看见了，急忙摇手表示不是她的东西，是隔壁床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不占别人的便宜乱拿别人的物品。

算起来，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这样看着二姐将身体消耗到奄奄一息，直至，声息俱灭。这个跟我血肉相连的生命，就这样在天地间消失了，却留给我无尽的遗憾和无边的痛。总在想，如果......或许......那么，她是不是有生还的可能。一周的时间，脑子里不停地闪过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念想千回百转，各种画面层出不穷。不知，是不是所有生命到了最后，都是这般无奈、孤独与凉薄。

儿时的二姐也曾有一张粉嘟嘟的小脸，父亲每天下了班就抱着她亲，并叫母亲辞了工作在家带她，辞职报告都给母亲写好了，可母亲舍得丢工作，就请保姆来带。那时的保姆不好找，要看家庭成份，还要通过组织审查，最后找到一个年纪大的，抱二姐都有些费力。结果是，保姆逗她玩时把她从背上甩下去，伤着大脑。从此，二姐的一生都在与病魔抗争，一直吃着各种各样的药，民间的、祖传的、国药准字号的，总而言之，草药、中药、西药吃了个遍，而这些药，没让她的病有什么好转和起色，只是让她的脸和身体有些变形。

儿时的记忆中，二姐脾气坏。因为身体不好，母亲对她的愧疚转化成百般迁就，也让她有各种理由并以各种方式“作”，每一件不让做的事她偏要做，跟所有人对着来，唯独，听母亲的话。我们几姊妹不时跟她发生“战争”，可谁都没赢过，最后被责骂的都是我们。二姐不生气的时候，倒很顾家也很勤快，我和弟弟都是在她背上长大。她睡的床总是一尘不染，每件物品都收纳整齐。春天的时候，农场里修剪下来的梨树枝，她一趟趟地跑去拉来堆在煤堆上，以备冬天用，很多年如此。

现在想起，真不知那时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架要吵，似乎每天母亲下班回家，第一时间不是做饭而是“断案”，我们跟二姐非吵即打的事多得数不清，却又非要有个说法，判个是非对错。于是，得到的结果是更委屈，明明她都错了，母亲却总是“包庇”。记得那时用水不方便，缸里的水只够用来做饭，二姐却收自己的衣服来洗，随你怎么说她都不听，结果到做饭时间了，缸里没有水也无处挑，全家只好饿肚子等水来。可母亲从始至终都没骂她，只是叫她以后不要这样做而已。诸如此类的事时常发生。争着吵着，一个个大了，各自出去读书、工作、成家。一直以为我是不喜欢二姐的，直到她结婚时，我心里那份止不住的难过和担忧，才发现我在乎她，生怕她出去后别人迁就不了，受了委屈怎么办。可是，再多的担心和不舍，终究无法代替她要过的日子，要走的路，要去的远方。

二姐嫁到安徽生活的二十多年里，她所在的小城成了一家人关注的地方，每天的天气预报要看一下那里是晴是雨，入冬了要提醒一下穿衣防寒。父母亲去看过她几次，弟弟更是跑了无数趟，不去的时候不是写信就是打电话。五年前，姐夫病逝，二姐重又回到贵州老家，只是，那个吵吵嚷嚷的大家庭已然分散，二姐要呆在哪里呢？最后，她跟着女儿去了贵阳。此后，逢年过节，我们又陪着母亲奔跑在去贵阳的路上。每次见到我们她都高兴，尤其是见到在她背上长大的我，总是亲热地唤着我的小名。

二姐喜欢小孩，记得大姐有了侄儿时，她再怎么跟大姐赌气，一看见侄儿就笑了，所有的不快瞬间化为乌有。二姐还爱唱歌，每天都小声地哼着歌曲，一副独自快乐的样子。原以为二姐回来后呆在她女儿身边，没有太多思虑，寿延会长些，没想到，在这个春天来临时，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她却走了。她住的小院梨花已经盛开，她再也看不到了。

二姐一辈子节俭，几乎没为自己用过什么钱。她工作后，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交给母亲，结婚了，又都是用在孩子身上。姐夫在世时，但凡从他手里拿到钱，攒一段时间，二姐又全部拿给侄女，没想过自己花费。

听说她生病，在外地的弟弟打来电话，问她是不是又在跟谁赌气才不吃东西的，我说不是，弟弟说，之前她在安徽，每隔几年都要这样“作”一次，估计过几天就好了。其实，我没给弟弟说实话，她这次不是“作”一下而已，而是再也无力回天，我们都低估了她“作”的程度，二十多天没好好吃东西，她是铁了心想把自己“作”走。

那天看着她的眼神，亲戚提醒说，可能她时日不多了，迟迟不闭眼，想必是还有想见的亲人。果然在见到母亲、听到母亲声音后的第二天，她安静的走了。她走之前的2个小时，我们还在喂她喝牛奶，当时暗自高兴了一下，以为是母亲叮嘱她吃东西的话起作用了。没曾想，她只是最后一次听母亲的话而已，她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再给我们留下“作”的记忆而已。

在殡仪馆，二姐被装在一个纸质的棺材里，一家人看她最后一眼，作最后的告别后，殡仪馆的工人按下按钮，一下子推进了火化炉。闸门关闭，那个从小最“作”的人，就此和我们阴阳两隔，她再也不会和我们争吵了，再也不会到母亲面前告状了，再也不会捡了石头追得我们到处跑了。她的一生，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而所有关于她的一切，都成了我们不尽的回忆。

有时也想，二姐被病痛折磨了一辈子，她走了，也许真是种解脱。即便如此，心里仍是忍不住的悲伤和难过，仍是有太多的不舍，仍是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跟她说，还有太多的面要和她见。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她最后一次唤我小名时的声音，怎么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一直以为，我们可以相伴到老，没想到，她先走了。

从此以后，电话那端不会再有她的声音响起，而她所住过的城市，无论气候变化还是季节更替都不再与我们有关；侄女过来时，我们也不用再问她妈身体怎样、更不用叮嘱要给她添衣保暖；逢年过节，我们也不用相约去看她了。只是，我们和侄女之间没了二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时光？

二姐走了，我们对她的牵挂就此停息，再无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