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纪念章的母亲

今年，母亲入党69年。

1930年夏天，母亲出生在贵州省普定县一个布依族村寨，自幼家境贫寒，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过得很艰难。解放后，村里成立农会，母亲和几个小姐妹参加了农会组织的姊妹团，每当化处区委有活动她们就去表演，她们的节目是布依族山歌小合唱：“弯弯曲曲像条龙哎，社会主义花一簇呦，粮食年年得丰收哎，感谢中国共产党呦”。歌词好记调子特别，经常听母亲哼唱，我们几姊妹都学会了。

1950年冬，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陆续开始，农会的领导见母亲工作积极，人也活跃，推荐她加入到土地改革的队伍中。推荐后还要参加考试，只有3天的准备时间，母亲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拼命死记硬背，口头测试的成绩不错。土改工作要深入到每村每寨，向每家每户宣传政策，从而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县里组织她们培训，母亲像块海绵一样的学习吸收。

培训结束后，母亲分到化处区大用村工作组，只有她一个女同志，跟着几个组员步行去大用，普定离大用有30多公里，背着背包一路走着，又冷又饿又累。爬到毛栗坡时，山势高，放眼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母亲向着老家的方向张望，突然觉得想家了，于是呆呆的伫立着不走。组长见状赶忙说：小鬼，把你的包袱给我，坚持下，马上到了。母亲才又打起精神跟上组长。

到寨子里安顿下来后，母亲全身心投入到土地改革的大潮中。每天，他们挨家挨户摸查情况、宣传政策，再汇总上报。母亲记性好，土改政策背得滚瓜烂熟，宣传又到位，而且细心，对每家每户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时常得到领导表扬。

1952年，土改工作结束了。县里根据土改期间每个人的表现决定人员的去留。大家对母亲的工作能力和态度都很认可，通过推荐，母亲有了正式工作。接下来，县里让她们进扫盲班学习，母亲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每次测验都考第一，二十多天就可以简单地阅读报纸，看到不认识的字，她就画个圈打上记号，逢人便问。

参加工作后母亲分到了太平堡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通过普选，她当选为太平堡小乡的乡长。1953年，在化处区委开会时，母亲遇到了马委员，这位区委的组织委员一直很关心母亲，他知道母亲工作踏实，为人本份，就问她是否想在政治上也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母亲激动地连连点头。当天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写入党申请书。于是，由马委员当介绍人、母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太平堡工作2年后，因为母亲是少数民族，又调整到布依族聚居地的后寨乡，母亲前前后后连任了四届乡长。几年的时间，母亲不仅有了工作，当上了乡长，还成了一名党员。当时的女干部很少，少数民族女干部女党员就更少，母亲算是从她们那个寨子走出来的第一个有工作的女人。每每提及这些事，母亲一脸的骄傲和满足。

土改以后，很多人家有了土地却没耕牛，家穷底子薄，母亲怕他们误了农时，经常上门做工作，告知他们会由村里跟银行协调贷款买耕牛，减轻劳动，打消他们无处借钱的顾虑。统购统销工作开始时，全县41个乡，母亲担任乡长的太平堡完成得特别好，很多农户领到了光荣证，这种光荣证是有余粮交给国家统购、支援国家建设的一种证书，乡得到了县里的表扬。其他诸如缺粮户的摸排、购粮本的发放、上交农业税、成立互助组之类的事，非常琐碎，母亲深知有今天的日子不容易，再累也不曾抱怨，总是认真领会各项政策和会议精神，尽其力量给农户搞好服务。

母亲成家后，父亲在太平农场上班，他们虽不是离得很远，但是交通不方便，不通车，走哪里都靠一双脚。而母亲的工作走村串寨、不分白天黑夜，有时在县里学习有时在区里开会，孩子和家庭都照顾不周。母亲在后寨乡工作时，我的二姐出生了，父母亲忙工作没人带她，母亲只好请保姆。那时的保姆不好找，找到了要等组织批准，成份不好的、有小偷小摸行为的都不能要。后来找到个成份好的，但年纪有点大，二姐胖，保姆抱她很费力。一天，母亲召集大家在村办公室开会，保姆带二姐在门口玩，她把才几个月大的二姐举高了逗她，逗得二姐“咯咯咯”笑，保姆举了几下有些力不从心，突然一失手，把二姐从她的背上摔翻下去，摔在干硬的土堆上，二姐右手的指甲全部戳断一点不剩，而且还伤到头部，声音都哭不出来。保姆吓呆了，旁边的人赶忙跑去喊母亲，母亲跑出来一把抱起二姐，没有责备呆立着的保姆，又回到会场。只见二姐小脸铁青、气若游丝，母亲紧紧地抱着她，一边贴着她的脸不停的哄，一边犹豫着要怎么送去医院。后寨乡离县城有10多公里，不通车，路也不好。后来，见二姐慢慢的缓和下来，开始吃奶了，母亲才长长地舒口气。看着二姐一点不剩的指甲，有5个多月的时间母亲不敢带她见父亲。从此，二姐落下病根，一辈子都在吃药，都在与病魔抗争。

父亲跟母亲商量，让她调到农场工作，二姐的教训太惨重，于是母亲向领导提交了调动申请。领导觉得培养出一个少数民族女干部不容易，母亲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不错，不舍得放她走就没批准，母亲也不好多问。母亲一直认为领导代表的就是组织，组织代表的就是党，既然党这样安排了，作为党员就应该服从，有困难自己先克服，这样一晃又是几年的时间过去。这期间，我的哥哥、四姐，一个接一个的出生了，母亲背着他们奔走在村寨间，有时去县城开会，人多没地方住，母亲带着还在吃奶的四姐睡在石板上。

后来，随着外婆年纪越来越大，腿脚也不方便，母亲还要照顾她，只好再次提出申请，领导给她做工作，建议不调走，母亲说：不调走也可以，只要能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对我来说，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都要做好本职工作，才不辜负党的培养。听完她的这番话，领导考虑到母亲的实际情况，给她开了绿灯。

母亲调到农场后，又从头学起，监狱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于农村工作。母亲在农场的三队上班，每天面对的是犯人，她又抓紧学习关于劳动改造、思想改造之类的业务。农场是个特殊的环境，要看管和改造犯人，生活单调不说，工作上无论哪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大意。每天，犯人要从监房到田地里劳动，必须随时观察动向，看管稍有松懈就有可能逃跑。而有些犯人家属来探监时说话还不好听：我们家的人是有刑期的，几年就出去，不像你们，名誉上好听，是个警察，其实是无期。母亲听了不但不生气，还好脾气的解释说：监狱工作，就是为了让服刑人员改造好思想，早一天以一个新的面貌回归家庭和社会，所以，还要请你们配合，写信或来接见他们的时候，要帮助他们打消顾虑，让他们觉得还有个温暖的家庭在等待，好好的改造。确实，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母亲的初衷。

其实，母亲也有机会离开农场的，我的表哥给父母亲在广东联系了单位，那边已经发来调令了，农场的领导给父母亲做工作说：农场的干警本来就少，你们家两个都是党员，一下子走了我们去哪找人？尤其是老许，农场成立之初就参与建设，见证着这里的发展变化，还是留下来继续为农场的工作做贡献吧。父亲其实很想回广东老家，但想到农场的领导都跟他们谈话了，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听党的话的人，再三的犹豫和考虑后，决定还是听从组织安排，留下来。后来，母亲离开三队调到农场的政工科就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得到司法部颁发的一枚银星章和一个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授予廖玉珍同志司法行政银星荣誉章”，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红色大印。

小时候跟几个小朋友玩，不知怎么会争论谁家的党员多，听说我家有3个，他们不信，说怎么会有这么多，我数给她们听：我的爸爸妈妈和大姐都是党员。那时大姐已经当知青，上山下乡到太平堡了，在母亲一直以来的严格要求下，从没做过农活的大姐，在村里也一样的吃苦耐劳。太平堡是母亲工作过的地方，她格外看重大姐在那里的表现，其实大姐也像母亲一样政治上要求进步，在村里入了党。

那些年母亲爱念叨说：做人要老实本份，做工作要踏实听安排，我和你父亲这辈子政治上没有污点、没给你们抹黑，以后的路就靠你们自己走了。那时总嫌母亲啰嗦，什么叫抹黑啊？想了很久都不清楚。到我们有了孩子后，母亲又把她的这些理论隔三岔五给孩子们灌输，用几个孩子的话说是上“政治课”，他们经常抱怨，嫌母亲正统又唠叨。其实，他们只是嘴上烦母亲，潜意识里却又按母亲说的话做、指的路走，最烦母亲说教的侄儿去当兵后，在部队入了党，后来参加公务员考试，也成了一名狱警，算起来，连他的父母、即我的大姐和姐夫在内，侄儿已经是我们家的第三代狱警和党员了。

现在，母亲90多岁，脑子还很清爽，尤其说起以前的工作就如数家珍。昨天打来电话，满是骄傲和兴奋的口气说：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了，党中央要给在党50周年、未受过任何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颁发纪念章。真是想不到啊，我是黄土快盖到头顶的人了，组织上还记得我们这些老党员，还给这样高的奖励。获得纪念章的名单已经公示了，等我戴上纪念章时你给我照张相。挂了电话，我还沉浸在母亲的那份喜悦里。

随着“七一”建党节的临近，母亲连着几天睡不好觉，还感冒了。监狱领导考虑到老党员们的年龄和身体情况，采取了集中与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向老党员颁发纪念章。6月16日在太平监狱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颁发仪式之后，监狱领导再将纪念章送到未能到场的老党员家中。姐夫受委托给母亲把纪念章送来了，母亲一听到他进门的声音就激动地从床上起来，一下子精神抖擞的样子。她接过纪念章的盒子，微微抖索着打开，拿出来慢慢地看，纪念章熠熠生辉，母亲表情凝重、激动而又骄傲，真是无尚荣光的一刻。然后，叫我们把她之前备好的衣服拿出来，穿戴整齐，把纪念章戴上，孩子般盯着纪念章边看边弄，嫌我们没给她戴好，站到采光好的地方，拿好盒子才让照相，脸上的笑容像盛开的菊花。

好像，很久没见母亲笑得这么开心了，戴上纪念章的母亲，笑出了青春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