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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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不知道房后林子里传来的声音是蝉鸣。一个夏天的午后，蝉声密集、高远又急促，在炎炎夏日里让人分外焦躁，我问正忙着出门的五姐是什么东西叫？五姐说，老蛇。好几年我都不敢单独到房后去，以为有很多蛇。然后，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没听过蝉鸣声，某一天一帮朋友去一个植被特好的寨子，正值盛夏，蝉鸣声一片。 朋友说，这里的蝉好多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朋友说，你没听到这么多的蝉鸣？我一惊，这就是蝉鸣？那时候五姐不是说这是蛇的叫声吗？她随口一说，竟让我错信了几十年。
那时候，我们经常自己做鸡毛毽，家里的布被我们剪小了，铜钱被用来做垫子了，垃圾堆里的鸡毛也被捡完了。这天中午，蝉正叫得欢的时候，四姐喊我一起出门，我们俩来到大院里乔叔叔家门口，他家关门闭户的，门前那一排冬青树下栖着几只鸡，也在躲阴凉。四姐说，你看见那只公鸡没有，毛色好漂亮，我们逮几匹来做毽。我们在树脚围着抓鸡，终于逮住了，鸡的毛色金黄里交杂着白花，做成毽一定好看。欣赏够了，四姐正准备从鸡脖子处下手，不知什么时候乔叔叔站到了我们身后，透过眼镜片的目光冷冷的道：你家俩姊妹在做什么？可能他以为我们想偷鸡。四姐赶忙松了手，脸红到脖子根。被丢掉的鸡在树脚扑腾的刹那，我们吱吱唔唔的一溜烟跑了。
那时候，我经常和小敏敏在一起玩。我们一起去把人家晾晒的面条偷藏起来，让人找不到，准备选个时间拿去野炊煮吃，结果被狗偷吃了。热天，我们一起去杨柳水库游泳，她胖，每次我们划水她都能把轮胎压到水下，一上一下，一不小心水就淹到了脖子处，刺激又好玩。上岸后还可以去摘梨、摘刺梨，偶尔偷摘一盘刚熟的葵花，然后回到水里躺在轮胎上吃。
那时候，我们很羡慕王东家，她家三姊妹每一个都像朵花，隔段时间还去贵阳玩。有一次回来买了雨鞋，那时雨靴是很洋气很稀罕的东西。她家旁边有一个公厕，有时候她家洗了雨鞋晾在公厕的房顶上。那天，不知什么原因我和夏兰兰跟王东吵架了，夏兰兰就说，她那么讨厌，我们把她家的雨鞋丢到厕所里。于是我们俩个真的这么做了，后来见她家在那里气哄哄的，不知把那些丢在厕所里的雨鞋怎么办，不要呢，贵，要吧，又臭。
那时候，我们在院坝里走东家串西家，这天，见张老三家来客人了，我也好奇地凑热闹。她家的这些亲戚不知从哪里来，穿着长衫，最主要的，带来了豆豉。张老三的妈妈给我们炒了两碗豆豉饭，红红的辣椒油，我从没吃过这种豆豉饭，那个香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没吃到过。吃完了我们跑到她姐的房间玩，她从枕头下拿出两封信，打开来让我一起读。那是她在部队的未来姐夫写的信，我们在信里读到一个词：海枯石烂不变心。她姐进来见我们在看信，骂我们两个是坏蛋。我们大笑着一溜烟跑了。
那时候，好像每家的孩子都多，比如玩得好的几个朋友，马老三霍老五余老四毛老三，个个都已经是排行老几了。大院里数我们家孩子最多，多得父母亲都懒得改名字了，前面四个是花了心思改了像样的小名的，比如小花小英晓宏，到了我们下面几个就按顺序喊老五老六老七，以至于我上小学了，母亲只拿了学费却忘了给名字。去报名时老师问叫什么名，我答许老六，老师说，不对，这个是小名，要你的学名。我懵了，什么是学名？老师解释了几句，见我还是不清楚，就说下一个先报。这时，哥从后面答说：她叫许迪梅。我一听，梅和妹不是差不多的音吗？这个名字不好听。可是不好听的话，那我该叫什么？哥是什么时候来的啊？来不及反对，老师已经写下“许迪梅”这几个字。上到一年级下学期，我终于想好自己的名字了，于是报名时和作业本上都写着许阿芳。老师在班上点名，一喊许阿芳，全班大笑，尤其那几个经常和我打架的男生，把这个名字当作笑话喊。其实这个名字是有来由的，父亲是广东人，他说我有个堂姐叫阿兰，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听，再加上我的玩伴霍老五叫霍瑞芳，我就想，好朋友就该有点相同的、一样的东西，于是改了这样一个广东和贵州结合的名字，没想到成了个笑话，幸好那时用的是铅笔，用橡皮擦一下就改回来了，但是大家还是喊我许老六，也没喊许迪梅。哥大我六岁，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偶然改的名字让我用了一辈子。
那时候，我们爱去毛老三家玩，她家有个院坝，搭着葡萄架，秋天还有葡萄吃。毛老三家爸爸经常在家里写毛笔字。有一天，见他家墙上挂着一幅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问毛老三这是什么意思，她说不知道。我在她家沙发上坐着，心里一边琢磨：老大应该就是毛老三的大姐，是不是说她学习不努力，所以现在伤心难过，晚了，毛老三的爸爸才说她“老大徒伤悲”？
那时候，自行车是件稀罕的物件。有一天，王老四家来了一个亲戚，骑着自行车来。我们一帮孩子正在树下玩，一见有人骑着车从路那端来了，全都盯着看，王老四赶忙喊他叫某某哥，然后得意地坐到了自行车的前杠上，我也喊了那人一声哥，可能他有点勉为其难，但还是把我抱上了后面的货架，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单车上坐不下太多的人，其它孩子就一路跟着跑，我弟就是其中一个。谁知才跑上坡，王老四家的狗就来了，追着这帮孩子叫，弟一着急，跑不快还被一块石头跘倒了，头磕了个包，那个哥赶忙把狗打开，把弟抱起来，后来，弟的头上就永远的有了一个不明显的小疤。那天他偶然想起，对我的自私一通骂。其实当时他三四岁，我也就五六岁，怎么会想到让他坐我跟着跑呢？
那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春暖了花便开，开得都一样的肆意。在农场里里最多的是梨树，每至春来，大片的梨花开满了房前屋后，开满了一个个山岗，开满了我们必经的每一条路旁。那样的春天里，我们在花下荡秋千，丢沙包，跳皮筋，跳大海。荡秋千的时候，经常把花摇得满处飞，落在我们的发上，落在秋千上，落在我们心底。或者，就挖了扁担花来栽，我在家门口围了栅栏，可是总是被鸡钻进去刨掉，种了几年就不再有兴趣了。
那时候，农场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教室那一片有很多棵樱桃树。春天，樱桃开花了、挂果了，开始变成黄色了，某天早晨一看，树尖上有几颗红透了。我们坐在教室里，迫不及待地等着下课，课间十分钟，以最快的速度上树摘樱桃，三口两口吃了又跑回教室。放学后，又跑到操场旁边去继续爬树，可是采摘的人太多，已经很难摘到一颗红的了，那也不管了，还没熟的也顺便进口，吃多了牙巴酸得饭都吃不下。有一天放学我又去到那几棵樱桃树下，没想到低头捡几颗掉到地上的樱桃时，面前出现一条蛇，吓得我掉头就跑，边跑边喊“蛇、蛇”。有几个犯人正在旁边砌房子，他们拿着几棵铁棍跑来，我跟着去指位置，见那条蛇正往一堵旧墙洞里钻，速度迅疾，眨眼间只剩了一小点尾巴在外面，他们用铁棍去捅，但是老蛇已经收了尾巴钻进洞了。这几个犯人嘟囔着：这天气怎么就有蛇了，莫不是也想吃樱桃？
那时候，场部的大礼堂是个热闹的地方。农场的大会要在那里开，排练的节目要在那里演，还有毛主席的追悼会也要在里面举行。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跑进去玩，尤其喜欢在台子上跑来跑去，那空空的木楼的声音很特别，或者，在台上高歌，声音空阔。上小学后，去学校每天都要经过那里，见大门没关，就从里面穿过去，其实也没走什么近路，可就是喜欢到里面晃一下。有个夏天的傍晚，狂风呼啸，下了好大一场雨，第二天一早，弟弟第一个去上学，才出门却又跑回家来了，他无比激动地喊我们，快点快点，大礼堂的房頂被雷击跨了，我们赶忙去把那些椅子搬回家，等其它人看见，就要搬完了。我们一听到大礼堂的屋顶塌了都大吃一惊，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弟弟的意见去搬椅子回家，椅子都是连排的，搬来有什么意思呢。再后来，我们几姊妹陆续出去读书，大礼堂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时候，每天下午3点以后，我们就在期待住在五队的田伯伯家的卤肉。他几天才卖一次，而我们家也不可能每次都买，可一到那个时间点，就希望在大院里的槐树下，能看到田伯伯的身影。田伯是农场的职工，四川人，不知是从哪天起，突然想起卤猪头肉卖，而他的卤肉“面世”以来，几乎没见有剩余的拿回家，总是一售而空，有时去晚了还买不到。田伯的卤肉色香味俱佳，虽是小生意，但他讲究。一个竹篮提着，里面有刚出锅的猪头，他把猪耳、猪舌头、猪嘴各部位分开，一个小瓶装着卤汁，另一个装葱、辣椒面，一块菜板、一把刀、一把秤，篮子外面搭着一块白纱布。有人要买卤肉了，田伯放下篮子，让人把卤肉挑好，他用一块备好的毛巾搽搽手，摆好菜板，麻利的给人切好，浇上汁，洒葱、辣椒面。那时没有塑料袋，每次都是拿着家里的碗或盘子去，路上总是忍不住边走边偷吃，那味道特诱人，心说只吃最后一片、最后一片，可是又吃了下一片，有一次回到家卤肉已所剩无几，那是母亲准备招待客人的，结果被骂了一顿。田伯做的卤猪耳是我们记忆里的一道美味，弟弟出去多年，每次回来说到想吃的东西，总是想起猪耳朵，后来田伯过世后，他的手艺几经辗转，也还算留了下来。想吃了，就回农场，好像全世界只有那里的卤肉味道才是正宗的，看见别处的卤肉，心里总挑剔，你看这颜色，你闻这味道，你看这卫生，还有，没卤透，太硬。只可惜现在农场要搬迁，那家人也不做了，我好像很久都没吃到卤猪耳了，看来猪耳朵的美味只能留存在记忆里。
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每天在农场的土地上奔跑、玩乐，偷摘瓜果，以为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简单快乐，直到永远。而农场，我们出门再久，也是我们的老家，随时等着我们回去，等我们回去怀旧，回去东瞧西看“说三道四”，那里是我们心灵的归属地，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没想到有一天农场会消失。从此以后，我将是一个没了老家没了故乡的人，那些童年片段像时间的花瓣，一点点散落在岁月的长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