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轼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乌台诗案”发生945周年之际,一位后世仰慕者从一千多公里外的京城赶回来,驱车沿着他被放逐的路线,自北宋时的黄州、光州、蔡州、陈州向八朝古都汴梁(开封市)逆行而上,从南到北一路体悟他当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时光隧道中寻访、问候并慰藉一颗苦涩、纯净和不屈的灵魂。
楚天辽阔,风轻云淡。私家车奔驰在长江北岸平直宽绰的高速公路上,掠过一派稻穗灌浆、荷叶翻转的荆楚大地,沿途上青葱逼人、热浪滚滚,透过车窗遥望缠绕在青山间的崎岖山路,在历史的时空中一路蜿蜒前行,仿佛听到了苏轼诗词《浣溪沙》里的鸟音从古朴书页中轻盈地飘起,在兰芽溪水、沙路无泥和一派潇潇暮雨之中,传来了一声声杜鹃的哀怨啼鸣。或依稀看到了“千年英雄”、人间绝版的苏东坡父子正竹杖芒鞋,一蓑烟雨,捻须吟啸,聆听穿林打叶声,艰难地跋涉在江淮苍翠的山林小路间,向人们演绎着咸鱼翻身的精彩。
一路上群山瓜瓞绵绵,如黛似画,半山坡上矗立着乳白色的风力发电机群,一如当年苏轼拄着的楠竹拐杖,挑着山头上悠然盘旋或时有闪电的白絮云朵,湛蓝底色的白云朵中似隐居着神秘含笑、慈悲为怀的佛祖。后来人才懂得,苏轼从万丈深渊里攀上的险峰绝顶原来是一个民族文学的高度。
我祖籍在弦山故国大苏山的北麓,是望着大别山苍翠巍峨的项背长大的,而今阔别当年苏轼移情别恋的故乡,来到京城工作。斯人独憔悴,而青山仍不老,东坡精神如青山般孤峰突起,在梦里引领着离乡子的人生导向。
苏东坡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是一个被频繁调任的官吏,一生不是在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之路上。他飘萍羁旅,兜兜转转,胸膛中藏匿着星辰大海,足迹踏遍北宋的大半疆域。曾任八州太守、三部尚书,他四次被贬,一生三起三落,官运跌宕起伏,极其坎坷,而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他第一次在官场上轰然跌倒。树大招风,才高见忌,德高致谤。“新进”宵小不肯放过他,不遗余力地逼迫宋神宗给他定罪。时任御史何正臣等人联名上表告发苏轼,奏其在移任湖州谢恩的表奏中,措辞藏匿有揶揄朝政之语,继而又搜罗出其诸多的诗文相印证,做足了为其罢官的籍口。该案先由监察御史检举,后交由御史台狱吏审断。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经历100多天审讯的痛苦煎熬。御史台中有阴森蔽日的数棵柏树,黑压压的乌鸦如日夜聒噪的苏轼的政敌栖居其间,他因文字狱而身陷囹圄,度过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宋神宗惜其才华,采取折中方案,将其降级使用并调离京城。时称御史台为“乌台”或“柏台”,史上“乌台诗案”就由此而名。苏轼遂携长子苏迈,走上了500多公里的贬谪之路,整整一个月后,经过一路辗转,才来到“井底”之地的黄州赴任。
小人挑拨,政敌攻讦,皇上蒙聪,苏轼因言获罪,高洁受辱。这熟悉的戏码竟然又一次在历史的朝堂上堂而皇之地上演了,而昧着良心说话,缺底线地逢迎讨好,无原则地结党营私,苏轼是断然做不到的。虽藏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还是讲究生存策略的,偶尔以退为进,决不为了保全自己而做违背人间良知的事情。如果真的那样做了,他就不可能是苏轼了,他的良心会疼的。
“乌台诗案”是苏轼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文学创作。纵观苏轼一生,他不向威权摧眉折腰,骨气够硬,志气够豪,胆气够烈,不甘沉沦堕落,欣然地接受命运的磨砺,终于圈粉无数,荣膺文学史上金牌大师的桂冠,赢得了人世间王一般的尊崇,成为大宋的国宝级人物,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了,故其才能持续地绽放出人文的璀璨光辉。
然而,苏轼被命运之神玩弄于股掌之上。封建皇权是他仕途的绵长而结实的操线人,苏轼充其量只是政治舞台上的一具牵线木偶而已,无论他的心地多么良善、才华多么横溢、本性多么正直,他都要受囿于权力游戏的无情捉弄,最终也逃脱不了从庙堂之高跌落江湖之远的命运,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集品德、才华和厄运于一身的文学巨匠。
极目广袤楚天,似乎看到了南飞的大雁在天空中划出了最凄凉的“人’字,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悲鸣,至今在苏轼流放途中呼吸的空气里还弥漫着他的浓郁气息,他的每一处打卡地都能出圈出彩,变成了当地耀眼的文化符号和高耸的精神地标,一路上走走停停,给沿途馈赠了一笔笔宝贵而丰盈的文化遗产。
黄州是苏东坡真切的人性实验场、深厚的精神滋养地,苏东坡是黄州独特的思想象征、鲜明的文化记忆,他在此地任职时间最长,写作状态拉得最满,产生沈博绝丽的作品最多,对世人带来的影响也最大,打造了中国文坛最绮美的传奇。他贬游黄州间,经历了三个迥然不同的阶段,我踟蹰于定惠院、临皋亭和南堂,仔细探寻一代文化伟人当年的真实心解。
一是定惠院的自闭阶段。我停车盘桓,四顾黄冈中学老校区操场看台后的那片高地,当年从神坛跌落的苏轼借宿狭窄阴暗的寺院中,眼充血,泪决堤,尘满面,含辱忍诟,承受的压力山大。他咽下这一切,将苦难变成生命的养料,绝对有一颗委曲求全的大心脏。他依山而巢,逐水而住,躬耕东坡,问农于野,俯下身子甘做人民的学生,把黯淡的日子镀上鲜亮的暖色。他与众多文化先贤一样,柱擎南天。虽是当时群丑喉咙中的一根刺,却撑起了荆楚大地、乃至大宋朝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坚挺脊梁。那时,“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孤鸿寡鹄,惊慌失措,未知出路在何处,寂寞、孤独、彷徨,苏轼的情绪确实有点儿崩,但难移其清白高洁的品性。他用独自的苦酿就了后世之甜,以人生之低垫就人格之高,凭自身之朽奠定文学之荣。
二是临皋亭的自醒阶段。我移车徐行,在苏轼曾乔迁的工商局职工宿舍楼前流连。苏轼达到的文学高峰与他经受的人间苦难是成正比的:越孤独,越思考,越受挫,越奋发,越挣扎,越成功。此时,我前来寻芳不遇,他是否遍访黄州名胜、饱览鄂东美景去了,以至于处处留下了让后人铭诸肺腑的印迹。他掇菁撷华,创作力爆棚,佳作如浩荡春水滔滔流出,获得的文学成就登峰造极,体现出自我醒悟、豪放豁达的文风,这是岁月赏赐给他的一簇晶莹剔透的珍珠。从“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寄情诗旅人生,遗失在风尘中的洒脱之趣跃然纸上。其“二赋一词”与寒食书贴是世间悼古文学之王和书法极品,真挚地播扬了黄州的美名,使黄州成为中国东坡文化的发源地,并跻身于我国文化名城之列。黄州也知恩图报,在此谪居期间,苏轼不仅保全并滋养了生命,还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登上了文坛巅峰,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乃至中国文坛里程碑式的人物,其生活、创作与贡献,为黄州增添了诸多的神秘色彩,自然地抬高了他的身价。黄州搭台,东坡唱戏,相互成全,相得益彰。无疑,苏东坡是黄州耸立云天的精神地标和显赫的文化符号。
三是南堂的自勉阶段。我漫步当时的夏澳,静静地体味苏轼超越旷达的人生体验。在长江北岸上,苏轼高度地放飞自我:生活习惯了,气候也适应了,他全身心地置身于人间烟火的温暖中,恣意地享受着寻常人家的小确幸,或游山玩水,或结交朋友,或寻觅美食,或喝酒唱歌,或写信发朋友圈,传递互相照亮的生命之光,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情又回来了。日子中充盈着笑声和乐趣,作品里荡漾着明媚的阳光,萦绕着洒脱与豪迈之气,倾注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禅味。他经历了从落寞到欢愉、从晦暗到豁亮、从沉沦到奋起的心路历程。苏轼在适应了逆境后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创作热情,他的诗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展现了独特的文学才华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尽管遭受了重重困难和挫折,苏轼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不懈追求,他的诗词作品流传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基因库中的瑰宝。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量移汝州”,离京城汴梁更近了。在黄州时间里,苏轼洋溢着通透的理念,养成豁达的态度,扩展坦荡的胸怀,淬炼无悔的人生。他低配生活,高配学养,顶配灵魂,把苦难当做一碟佐饭的小菜,将生活调理成自我喜欢的频道。静心观察,聚散随缘,从容淡定,看淡得失,在自己的世界里留下了不可拷贝的美好。
我驱车自黄州北上,对苏轼第一次被贬经历有了新的感悟。他将痛苦的贬谪化作诗意地游走,一路上播种文化、传扬文明并泽被后世。他一生在16个城市里工作过,不仅找到了安放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故乡,更使每一座城市蓬荜生辉、扬名立万。此次他一路南下,一路妙笔生花,稍不留意,就写出了千古传颂的佳作,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卓杰的行吟诗人和流放作家之一,为贬黜之地作了近千年的免费广告。如果说,汴梁是苏轼人生的大型翻车现场,在黄州才登上文学的金顶大殿,那么,光州、蔡州、陈州等被贬的经历之地就成了他通往文学高峰的一节节阶梯。
毫不讳言,苏轼是黄州最亮眼的一张历史名片,让黄州的光芒有幸能辐射到全国乃至整个世界。苏轼当时沿着光黄古道南下,在麻城写下了《梅花二首》,心境愁苦凄凉,手法遗貌取神,描写关山春风岭的腊梅开疯了,呈现其疏影横斜、清香浮动之盛况,用轻松和调侃的语调,抒发了他在被贬期间的内心感受,展现了他对梅花的独特体验和审美情趣,折射出他在逆境中的坚忍和对美好事物的挚爱,清高之志与失意之悲瞬间跃然于纸上,读来凝重隽永、催人泪下。
无论苏轼在被贬路上有多么疲惫和沮丧,光州大苏山对他总是温柔以待,这里不仅是人们休闲的森林氧吧,更是苏轼修身养性的心灵氧吧,是他人生的驿站或加油站。静居寺娴静而热情地恭候着他,让他靠着它的肩头喘口气,舒服地歇息一会儿。这里的菩萨像是他家养的,也格外地庇佑他。正值新雨乍晴,山风潮热扑面,满峰绿荫耸动,四围蝉声蜂起,爬到半山腰上的读书堂,我打量着端坐于正门处气韵儒雅的苏轼等身坐像,听热心、博学的女导游讲解,苏轼与司马光是光山籍的双进士,苏轼尤钟爱大苏山,一生造访静居寺多达40余次,或赏景,或祭拜,或参禅,或读书,或写诗,或会友……而面对小苏山上碾出道道绿墨的古茶园,他的一句“豫南茶,光州上”,让所有赞扬豫南神奇树叶的广告语黯然失色了近千年,为山水茶都平添了一缕袅袅馨香。她评价说,就是在今天品读苏轼的诗文,仍然能让人瞬间燃起来,达到如醉如痴的仙界。苏轼在蛮荒的山林里点燃文化的薪火,照亮官渡河的潋滟波光,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静居寺超尘脱俗的修行,使苏轼有了挣脱平凡的必然性,具备了通往伟大和不朽的可能。无疑,大苏山是一座文化高山。它因苏轼才有了灵魂,也锁定了文化圣山的尊贵。苏轼就是站在高山之顶的文化巨擘。在一轮骄阳的眷顾下,山顶上重建的紫云塔直插蓝天、熠熠生辉,昭示着苏轼的精神高于天齐,与峰媲美,随山永固。
古息国的濮公山位于淮河南岸,它其实并不算挺拔。因从人生的巅峰滑下深渊的苏轼到此一游,赞之为“东南第一峰”,才赋予了它巍峨的精神高度,而使名不见经卷的濮公山才名扬于天下和后世,是苏轼的不经意间的口吐莲花才给它佩戴上了绚丽的光环,成就了它的名山之高,从此成了当地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圣地与风景名胜,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让息县人感动了上千年。
在汝州,苏轼所作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情感世界,将汝州也纳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对汝州情有独衷,遂萌生归葬之意,在66岁这一年,最终在郏县结束了生命的轨迹,从此世上再无苏东坡,他与苏澈相继安葬于风水宝地、形似家乡的小蛾眉山上,将其子嗣托付山下,并在此安身立命,开枝散叶,烟火鼎盛,也算是赐予了这块土地无与伦比的恩荣。面对他的坟冢虔诚地祭拜,后人毫不掩饰地献上对他的欣赏与尊重,并由衷地表达敬意。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路驱车奔驰到龙亭区潘杨二湖畔停下。此时,当年繁华似锦的东京汴梁早已灰飞烟灭,脚下十多米的地层中深埋着大宋王朝无边的死寂,而历经千年风霜的苏轼却精彩地活在人世间,而且愈活愈有精气神。我打量满眼的富丽堂皇,沐浴着北宋扑面而来的词韵诗风,走进苏轼当年从容踱过的古街旧巷,与他同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旷世之约。
对苏轼而言,都城汴京是人间天堂,也是九层地狱。在同代际大宋的天空里可谓群星闪烁,而苏轼是最亮的星宿之一,其风头之劲,甚至盖过他的老师欧阳修。这里是苏轼春梦开始、年少成名之地,是他步入政坛、文坛的第一站,是他人生的洞天福地,也是他的折戟沉沙之地。22岁的苏轼,文学才华首先在这里得以崭露头角,他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恩享“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殊荣,受到了文坛泰斗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也得到了皇帝宋仁宗的青睐,预言其将来必官至宰相。这里是他实现报国为民政治理想的盛大舞台。苏轼在开封府任推官,于包龙图之侧案牍劳形、日理万机。都城汴梁是成就他唐宋八大家之一称谓的发迹之地,也是这位文化巨匠的加冕之地。他四次被贬的命令都是从这里下达的。他一生的荣辱祸福都是与此地紧密相联的,应该说,他对此地是有强烈的归属感的,那里才是他安居乐业的桃花源。以《醉翁亭集》为代表,苏轼在这里的诗作和散文,折射他对生活洞察的深刻性和情感表达的多元性,为时人和后世所啧啧称赞,也给这座积淀厚重的古都增光添彩。
探询苏轼第一次贬谪的心路历程,他不仅仅是一时的官场失意,更是一种执着顽强、奋发向上精神的象征。“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被贬途中的俊山秀水、野草闲花、飞禽走兽和达官布衣,都饱受苏轼崇高精神的浸染。它向我们揭示了,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要秉持家国大义,厚植人文情怀,学会自我疗愈,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一直坚持到一息尚存,终能战胜前进路途中的一切艰难险阻。
这就是历史上苏轼倍受世人推崇的真正原因。因此,他才能成为人们心中永恒不朽的精神丰碑!
注:首发于《海外文摘》2024年第12期,原题目为《苏轼初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