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诗音乐性的缺失

二十大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便带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赴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著名诗人贺敬之写的《回延安》随即上了热搜。这首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著名诗篇中的不少句子近40过去了，我仍能背出来。相信象我这样岁数的人能背出不少诗句的也不在少数。其艺术魅力除作者火热的革命激情汪洋恣肆外，与他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朗朗上口的音乐性有很大的关系，易诵易记。

前两年单位组织活动，有两个90后小伙子朗诵的是食指的巜相信未来》。我很激动。事后我问这两个年轻人，知不知道食指，他们说不太了解。只是感觉这首诗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又琅琅上口。我指了指窗外远处的吕梁山，说那地方有个盛产美酒的地方，他们马上说，是杏花村。我给他们讲，食指本名郭路生，北京人。大概50多年前，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十七八岁的郭路生从北京来到吕梁山下的山西农村插队。对插队这个词怎么解释，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于是我简单解释说，就是首都的小年轻人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编外农民，跟农民一样天天下地劳动。很受苦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磨炼中，郭路生写出了《相信未来》，成了日后的著名诗人食指。他们很惊奇，说要好好读读这位诗人的作品。50多年过去了，食指的《相信未来》仍然感动着年轻一代。反观当今诗坛，䑃胧诗以来，像这样的诗作有几首呢？一大堆名号的大诗人不少，各种诗赛如火如荼，给读者奉献出了什么不朽之作呢？我觉得诗人们该反省反省了，新诗远离读者原因很多，其中音乐性的缺失是个大问题。

鲁迅先生在1934年11月1日夜致《新诗歌》杂志编辑窦隐夫的书信中写道：“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见《鲁迅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毛泽东同志对新诗是怎么看得呢？1957年1月14日，在与诗人臧克家和袁水柏谈话时，他指出：“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传统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致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58年3月22日，他在《中国诗的出路》的讲话中说：“我看中国诗歌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1965年7月21日，又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其中“押大致相近（同）的韵”是两位伟人一致的看法。

新诗要不要押韵涉及到这个文体怎样区别于其他文体，如散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都有规则，蓝球的规则不能用于足球，否则比赛毫无意义。作为文体的一种，诗怎么能没有规则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道理人人都慬，怎么一到诗歌文本上就成了另一回事？有人说只要文字分了行，就是诗。我不这样认为。分不分行其实与诗本身没多大关系。中国古代书籍是竖排的，那来分行一说？但五言七言诗读者阅读时会自动分辨，这就是韵的作用。把新诗仅靠分行而与其他文体做简单形式上的区分，只能说这种文体上的不成熟，百年过去了，现在却越来越乱，有了电脑、手机更简单成回车键写诗，这是对诗这一严肃、高贵文体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