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三月

我记得那是个阳春三月，大地上的梨花、李花、油菜花以及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儿都尽情盛开，蝴蝶、蜜蜂飞绕其间，好不快活。和煦的阳光洒满每个角落，到处都暖洋洋的。

我们这些小孩子在蛰了一个寒冬之后，迫不及待的脱掉厚厚的棉服、毛裤、棉鞋。那个时候，镇上是没有羽绒服一说的，我们更不知道世间还有这样温暖又轻盈的衣物。被我们穿了一个冬的棉服，胸前脏得都起了“锅巴”，勤劳的妈妈们一边骂一边拿去摊在洗衣台上，拿水润润，把肥皂抹上去，再泡上几分钟，随后拿上衣刷用力的刷刷刷。伴随着“唰唰唰”的声音，妈妈们身体一起一伏，黢黑的脏水也顺着洗衣台留下来。隔一会儿，停下来，翻个面，再继续。完了以后，放在一个大脚盆里面，放上一半冷水，再把火上烧开的热水倒进来一半，一遍又一遍的透。最后，那件棉服就像一张刚刚剥下来到牛皮一样，热气腾腾、湿哒哒的搭在晾衣竿上，棉服内层里的棉花全部滑到了下摆处。待到第二年冬天，再将这件棉服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时候，妈妈们就用衣架拍拍打打，将其勉强恢复到原状，我们嘟哝着嘴穿上身，凑合着又是一年。

但这个春日，我脱下来的棉服，妈妈还没有时间清洗。她和爸爸在前一天晚上回老家去了，听说爷爷病了。走的时候，他们留了十张一元的钞票放在了茶几上，那是姐姐和我的早饭钱。

那天早上，我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个油饼，那饼子垒在向老板的玻璃柜上，我递给他五角钱，他用一张纸把那油爆爆的饼子包起来递给我。我迫不及待的咬下一口，暖暖的，口中净是油和肉，来不及细细咀嚼，我便咬下第二口……，很快，一个油饼塞入腹中。

我心满意足的走进教室。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身材瘦削、皮肤白皙的何老师今天穿着一身西装，打着领带，金色的近视眼镜在阳光下泛着光茫。在过去的冬天里，他总是穿一件厚厚的呢子大衣，一条白色的围巾系在脖上，看起来像闻一多的样子。何老师与这个小镇上的老师是不同的，除了讲究的衣着，还有标准的普通话、隽秀的毛笔字、大杀四方的棋艺，当然，更闪光的还是他传授给我们的知识。

此刻，他把课本丢在一边，正声情并茂的朗读着《月牙》，读着读着，何老师的声音哽咽了，他从兜里掏出手帕，取下眼镜擦拉擦眼睛，然后继续往下读。此刻的我，觉得温暖，为一个老师能够如此动情的去读一篇小说，为一个成年人在我们这些小孩面前展露自己的真性情。

何老师总是在课上给我们读这样一些文学作品，带给我们很多课外的东西，每节语文课都让我们沉醉。

正当我也为小说中的任务悲伤不已的时候，父亲出现在教室门口。随后，何老师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又进来了，示意我出去。

我三步并作两步跳出教室，走到父亲面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和父亲的感情笃厚，每逢他出差，我都会依依不舍的送他。待他下楼以后，我还会迅速跑到卧室里，把窗户打开，爬到窗台上目送他走远。所以，尽管他和母亲才离开一晚上，我也感觉他们走了很久。

“幺儿”爸爸喊了我一声。

“吃早饭没有？”他接着问，神色凝重。

我收住了喜色，回答道：“吃的油饼。”说话的时候，我看到父亲上衣口袋里露出一截麻绳，少不经事的我没理解那是什么信号。

“幺儿，老爷走了。”在我们老家，称呼祖父为“老爷”。我抬头看父亲，眼镜片后面闪着泪光。

听到那句话以后，我瞬间反应过来麻绳的意义，于是，我和姐姐连东西都没收，就跟着父亲一起下了楼。

头脑一片空白。

我们是怎么回到老屋的，搭乘的什么交通工具，我全然没有印象。

此时的李家沟，漫山遍野都是花。可此时的我，却与以往不同，完全没有任何心情去理会这些。换做以前，从小在镇上生活的我们是极其盼望回到老家的，可以跟着浩哥一起捉竹蜂、搬螃蟹、寻地瓜，在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时代，这些就是我们最欢快的娱乐。

我走进堂屋，那儿已经被布置成了灵堂，祖父的遗像正对着屋外，平头、衬衫，显得年轻又精干，眼神中笑意盈盈的，温暖的看着世间的一切，他永远都是那么的温和，对待所有人都是如此，跟我更是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们堂兄弟几个，齐刷刷的跪下，磕头、上香、烧纸、作揖，然后起身来到屋中，祖父安详的躺在那儿，嘴唇微闭、双眼微合，好像正在午休似的。

那些来帮忙的妇人些，此刻都涌在堂前来，七嘴八舌、嘻哈大笑，我心里泛起一阵不快。其中一个大声说道：“长盛爸，你的几个孙子回来了哦。”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喷涌而出，全身忍不住的抽搐，我们喜爱的祖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与世长眠了，我没有办法接受。

在那之前，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祖父在几个月之前查出患有癌症，而且是号称“癌中之王”的胰腺癌。

最初，祖父没有任何症状，农忙的时候干活，农闲的时候下祭。他是曾祖父唯一的儿子，所以少时念过书，能读能写，加之嗓音也好，后来就跟人学了这样一门手艺，在十里八乡还比较出名，谁家里有了白事都会托人来请他去写、唱祭文。但后来，他走路越来越费劲，感觉脚拖不起。换洗下来的衬衣，婶婶拿到河坝去洗，透出来的水都是黄的。

于是，祖父被送到镇上医院来检查，父亲还专门托了他在医院的同学。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判断是肝炎。在接了下的一周里，祖父被安排在镇医院一个新病区里输液。我和浩哥在上学路上去看他，爷爷面无喜色，一个人若有所思的在发呆，看到我们去了以后，就很亲热的迎上来，关心的问这问那，然后便主动的赶我们走了。

可是后来，一切都没有任何好转。父亲几兄弟一合计，决定送到县人民医院去做个检查才放心。什么时候去的，怎么去的，我一概不知。只记得晚上回到我家的铺子上，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县城打电话回来了，告知爷爷得的是癌症。

我一个人坐在铺子门口的小板凳上，感到天都塌了，开始昏天黑地的哭，无法控制的哭，我感到害怕，一种无助、无力、恐惧袭来，那两个字对我来说，有千斤、万斤般沉重。它就像一团乌云一样，一团巨大的乌云，无论我怎么跑，无论我使多大的劲，我都无力挣脱。

我亲爱的爷爷，怎么可能跟这两个字扯上了关系。

那些路过的街坊四邻都好奇的看着我，心想这娃儿是又挨了他妈的打吗，但今天偏就哭得这么伤心，继而把疑惑的目光扫到我舅舅脸上去寻求答案。舅舅半是怜爱半是尴尬的跟他们解释道，他爷爷病了，他在怄气。

那之后，爷爷的事就像一只靴子一样，在我心头悬着，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害怕、难过。

中途，父亲带上祖父的病历到成都问诊过一次。我因为经常心跳过速、心律失常，也随同一起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在达州上车，坐上了一趟从万州开过来的绿皮火车。车上人少，很多座位都空着。火车尚未开动前，我心里甚是期盼，也很紧张，因为在电视上听到的“呜，哐当哐当哐当”的声音就要成为现实了，我相当激动。而当火车开动起来以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父亲放在小桌板上的茶杯，我在想，火车行驶起来这么大动静，茶杯一定会被颠到地上的，我得看着它。然而，我看了一路，那个茶杯都平稳如初。

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座位上，头枕在父亲的怀里。

成都真大啊，那些骑得飞快的电瓶车，如流水一般，让我不知道该怎么穿过去。人生地不熟，要去那家肿瘤医院，我们只能打车，虽然车费就像割肉一样让人心疼。

我和父亲坐上一辆绿色出租车，告诉司机我们要去某某肿瘤医院。那司机头也不回的问了句，在哪儿？父亲又说了一遍，去某某肿瘤医院。司机回过头，很不耐烦的又问道，在哪儿？父亲很抱歉的笑着回答说，我们也不晓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司机又很不耐烦的从腰间掏出一个移动电话说，号码是多少，我打去问看。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移动电话，它竟然比电视上的大哥大还要精致、小巧。

那次去成都，父亲给祖父买了几千块钱的药。至于有没有效，大家心里都有个基本的判断，但谁都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而父亲，更是无论如何都会跑那一趟的。

我无从知道上了年纪的人是怎么去预判一个人很快就会离开人世的，但那天晚上，我的祖母以及老家的乡亲们做到了，他们及时的通知了父亲几兄妹返乡，陪伴着祖父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当听到祖父的喉咙里传来一阵声响后，他们断定他已经走了。但父亲仍旧不相信，他把祖父抱在怀里，切切的唤“爸爸，爸爸！”直到后来，众人劝他，再不放在门板上就穿不上老衣了，他才承认这个事实。

我知道，父亲大小就失去了亲生母亲，他生性要强、上进，真的就跟他的属相一样，如一只雄鸡般敢打敢拼，从一个生产队会计最后成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但事实上，在他心里一定是渴望父爱母爱的，既然母爱从小就缺失了，所以父爱就弥足珍贵。

但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走了，辛苦了一辈子还没享清福的老人家就这么走了。父亲心里一定是万分不舍与悲恸的。

从堂屋出来，我行到屋后的竹林里。那里地势较高，可以俯瞰这山沟里的一切。几十年前，祖父买田买地来到这里，在全是李姓的山沟里安家、扎根、繁衍，知道如今的人丁兴旺，实属不易。

隔河相望，对面的山林里埋葬着我的祖母。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据说生得高高大大，头发总是扎成麻花辫放在身后，栽秧打谷、犁田跨田没有哪样不在行的，关键是她还扎得一手好布鞋。我的幺姨婆，也就是祖母的妹妹，每次谈论起她来，都是啧啧称赞，毫不掩饰的说到，你们夸我能干，但我跟我二姐比起来，硬是脚趾母丫丫都赶不到。

长眠于此的祖母应该从不寂寞吧，毕竟河对岸的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她都看得到，听得到。我们放牛的时候时常都坐在她的坟旁边，一边看着牛吃草一边相互打趣，我们几兄弟摆的什么她应该都在认真的听。过年过节，谁来我们家走人户了她应该也知道，而且她站得高看得远，恐怕客人才走拢几里路外的十二潭她都已经看到了。她一直无言的看着这个家族的兴旺，看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成长、成熟、成家、生子、立业……。

那条河，不过一条小溪罢了，确实我们兄弟几个的乐园。小时候，我们跟在大哥大姐的后面，用石头将小河拦腰筑断，只留一个很小的缺口，将事先准备好的竹篓放置在那儿，然后就去捉竹蜂、搬螃蟹、摘桑葚了，待再次返回将竹篓提起来时，里头净是鱼虾、黄鳝、泥鳅，活蹦乱跳个不停。

河对岸，住着很多户姓李的人家。为避水患，我们都把房屋砌得离河很远。虽是小溪，可谁都不能小觑它发洪水时候的威力。

两岸的人们，通信就全靠吼，打招呼、传信、吵架都是扯起喉咙吼。中气足的，那声音就翻过草树，踩着秧苗，跨过小溪，再爬几道田坎，飘到对岸人的耳朵里。中气不足的，那声音飘到中途就懒眉日眼的落在河面上，一条小鱼跳起来将其吞进腹中，从此，河对岸的那个尖起耳朵听的人，到死都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

那些中气不足，但又要隔河吵架的妇人们该怎么办呢？

莫慌，搬一条板凳，寻一个开阔地带，比如屋后的梁上，这样就避开了苞谷林、草树垛的层层过滤，彼此的叫骂声就像乘了一条溜绳一样，直抵对方辩友的耳朵里。双方你来我往，一去一回，日娘翻天的要骂大半天才收得到场。

我们家的人，不与沟里人吵架，我们是教师家庭，不能做有辱斯文的事情。父辈们，除了干农活以外，就是教书、打算盘、写毛笔字、唱车车灯。但三叔三婶两个人要打架，有年腊月二十几还为推汤圆面的事情打了一场，但两口子从来不破口大骂，而且打完以后又各自干各自的，推汤圆、点豆花、做豆腐……。

但这回，父亲几兄弟，为祖父下葬的事情，却几乎跟沟里一户李姓人家干起仗来。

出殡的那天，下着小雨，来帮忙的乡亲们很多，爷爷的棺木在十多个叔叔的合力下，稳稳的朝着目的地前进。

吆喝声、鞭炮声、锣鼓声、人语声汇在一起。

我身着白衣，头戴白布走在队伍中间，无限悲恸。

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一块才劈出来的油菜地成了爷爷的临时落脚处。一方面，出殡日子不能更改，另一方面，风水先生看的地是那户李姓人家的田，人家又不同意置换，所以祖父被暂时安放在了这里。

到处冷冰冰的，天又下着雨，爷爷一个人在这会不会冷啊，天黑了他会不会害怕啊。我的心里像是被人打了个死结，低沉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人们怕影响学习，不让我们在老家耽搁太多时间，于是便派人要送我们回各自的学校。我们几兄妹失魂落魄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在大雨中跪下来，在祖父的棺木前磕头、烧纸、作揖，然后泪流满面的转身离去。

那之后的事情，我们小孩子都不知道，只是从大人们之后的闲谈中得知，无论我们出多少钱，拿多好的地，那户人家都不愿意把地转让给我们，双方谈得剑拔弩张，我姑父都急得揪住人家衣领要动手了，幸亏父亲们拦下才没让事态恶化。后来，也许是冥冥中注定，那户人家的亲戚病危，于是全家出门了。兵贵神速，我们趁势就安葬了祖父。待那户人家第二天早上回来的时候，女主人还没走拢屋就发现木已成舟，于是寻了块开阔的地方，拍脚打掌的骂了我们大半天，我们谁都未予理会，偷偷乐着。几年以后，那户人家的男主人生病了，需要到县城里求医问药之类的，我们家就主动托关系帮其联系医生，还到医院去看望，彼此的关系也逐渐重修于好。

现如今，每年腊月二十几，我们都会选一个天朗气清的好日子给祖父上坟。我们从四川的各个地方返回老家，挂着川A、川T、川Y、川S的越野车、小轿车排很长一串。大家有说有笑的回到生我们养我们的李家沟，停好车，从各自的后备箱里取出鞭炮、香烛、纸钱等，然后一人分一点，人多力量大，大捆大捆的家什也被轻松解决了。二十出头的堂弟们年轻力壮，从田坎上一路小跑，飞过几近枯竭的小河沟，冲向对面的小山坡，哼哧哼哧的就爬到祖父的墓前，然后扭头笑呵呵的看着气喘吁吁往上爬的众人。

走到祖父的墓前，方觉时间的力量，当初的新坟如今已经长满芦苇、墓碑上结满蛛丝，四下周围净杂草荆棘。于是，有些人用手，有些人用工具，齐心协力把墓前打扫一番，然后铺鞭炮，烧纸、点香、磕头、作揖，然后退到十多米以外的安全地带，几个堂弟和永远长不大的辜负留下来放鞭炮。

随着“噗呲噗呲”的声音响起，姑父像一匹马一样腾空跑将开去，鞭炮继而在他身后炸开，声音清脆响亮。不一会儿，这些鞭炮就多头被引燃了，响声震天，烟雾腾腾，不时还有一两颗鞭炮飞溅过来打到某人的身上、头上，我们便戏称，这是爷爷在打那些不听话的人。但我们都知道，老人家生性温和，从不打骂人。

鞭炮声停止，山谷间愈加静谧、幽深，我们一家人笑着聊着，朝祖父挥挥手再见，然后朝山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