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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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一座城市的含义极不稳定。在连绵不绝的丘陵地带，几条粗劣的公路通往不可知的远方。没有铁轨，没有列车呼啸或缓缓而过，城市就是一潭死水。多数时候，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热闹的乡村集镇。白天在教室看书，文字创造的是另一个空间，不仅与现实无关，还需要耗费脑力去捕捉那些虚无缥缈的玩意儿。而晚上经常做梦，梦见的依然是乡村的生活。每天起床之后，我都要重新解释生活中面临的事物。南充，对一个读书人而言，更像是乡村道路上偶遇的一个客栈：狭小的院落，几幢楼，有限的人和树木被围墙隔离在世界之外。除了白天，我几乎没有向外张望的动作。
在这座城市的一个角落生活了一年，它的街道、商店就像肮脏的汽车站一样，因为拥挤而杂乱无章，不值得留下丝毫的回想。我是一个学生，现实与未来的生活场景是一致的：从教室到教室，永远是开着巨大窗户的房间，日光灯喷射出的光线像瀑布一样，把所有的寻常而渺小之物抛落在地板上。很多事物已经陈旧，在它们被消耗之后，没有重量，没有声音，没有意义。密密麻麻的桌子和椅子，在座无虚席的时刻，它们的价值被一群虚妄的学生消费，却被无情地忽视。然而，一个倍感舒适的屁股无法让生活获得圆满的安定，椅子里的身体正在生长，岩石和土壤正在坼裂，空气张开巨大的裂口，弥漫着胡须和汗腺分泌的气味。荷尔蒙充斥在感官和言语之中，任何简单而明确的信号都容易被误解。
在年青人的脑袋里，一个词语就像一棵充分发育的树，应该拥有无数枝繁叶茂的的歧义。繁体字和古典名著不能提供这样的契机，在大学学究的讲义与汉语词典之前，年青人的脑袋像挤牙膏一样，挤那么一点儿带有想象味道的语言出来。若是用以回答填空题或问答题，这种状况或许可以口齿生风。而大学里，考试分数的含金量骤减，并不能暗示什么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之类的东西。年青人必须随时解决的是身体发育产生的张力，一个人突然变得需要与其他人亲近——仿佛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自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最初对友谊或爱情的理解都是一种狂热的自恋，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强迫自我要在现实世界复制一个真实的自我——像我一样说话，像我一样微笑，像我一样采取行动，把一切陌生而不适的事物排除在生活的经验之外？
从班级小组活动到老乡会，再到周末舞会，甚至是文学社或大型体育运动会，因为日常生活把人与人距离拉近，再拉近——直至像一面镜子，可以清晰地看见眼角眉梢，感触空气中的游丝或尘埃，为一个无聊的故事而哄堂大笑，然后，相互之间获得信任，一个人真的就像从镜子中走到现实世界来了。然而，一旦分开，这没有边际的镜子瞬间破裂，一个人沉陷于无法突破的隔离和裂隙之中，怎样才能成功地逃离这种尴尬的处境呢？天气阴沉，心情不怎么样好，捧起镜子照了照，匆匆出门，除了惦记着镜子里长着青春痘的那张陌生的脸孔，目光转向大路、食堂或操场上那些茫然或极度自信的人，觉得别人不一定比自己的境况好。走着，走着，心情就慢慢变得释然了。
满街响着的流行歌曲大多是从收音机和收录机中发出来的。一种叫电的物质，不可见，却时时刻刻支配着城市里的生活。如果经历过隔三岔五停电的日子，就会把电称为物质世界的上帝了。学院里最不起眼的师傅掌管着闸刀，他们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准确地划分出昼与夜的界限。所有的房间在同一时刻充满电光，又在同一时刻消失了电光，那是一种超常的能力，我们习惯的生活就这样被拥有超常能力之手操控着。电的能量改变了夜晚的本质，我们活在疑似白昼的空间，将惶惑的目光从事物漆黑的部分撤退回来，停留在油光可鉴的事物表面。世界已经很古老了，尽管我们还特别年青。
坐在寝室读书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的青年熬过寒夜或暑气熏蒸的正午，一种固定不变的天气会让我们感官迟钝而至于麻木不仁。收音机和收录机可能是拯救一个青年心智沉沦的机械设备，我再一次感叹电的伟大，它无中生有制造了另一个看不见的空间，我们单凭一双耳朵就可以脱离单调乏味的生活。听着音乐的耳朵可以飞起来吗？当然可以。我们经过商场、饭店、大街、小巷，身体疲惫不堪，躺在一个准备休息的被窝，摁一下按键，空气里布满了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漩涡，耳朵开始飘飘欲仙了。肉身的歌星只有一个，声音世界里的歌星却有无数个，他们寄生在小小的金属器械里，突破了视觉的壁垒。在一个暗黑的空间，歌星的嗓子像扇动着黑色翅膀的鸟儿，它们羽翼丰满，带着喘息和最有肉身感触的悲欢情绪，扑面而来的是呼吸的热气流。躺在懒惰姿势之中的我们受到感召，纷纷起身，有如醉饮迷狂，翩翩起舞……
像山又不是山的地貌，绵延不绝，村庄重复着村庄，道路重复着道路，事物充斥着亘古不变的气息，令我感觉到丘陵地带事物的贫乏和空虚。这是城郊的景象：年年生长年年收割的庄稼，千篇一律的节奏和格调。城里，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景象：学院里的学生，来一批，走一批，没有谁例外。正因如此，在校园停留的日子才显得更加漫长。我从校园高大的树木间穿过，它们支配着天空，一动也不动。看它们身上的伤痕，应该有几十年没有动了。树下有一个池塘，春草长得比水深。月亮清晰地出现在天空，有些光线遗漏下来，好像悬崖之上孤独的瀑布。校园仅有的一点儿自然气息遭到学生破坏，他们又弃之而去。
如此沉闷乏味的地方，据说有一群青年写诗，他们自称莽汉，喜欢酒和女人。莽汉写的诗与图书馆里的诗不一样，更不同于教授口中的古诗。如果大学教授拒绝承认这些家伙写的文字是诗，他们就是一群欺世盗名的坏学生。我行走在校园漆黑的树林之间，偶尔一盏猩红的路灯摇摇欲坠。这些地方被莽汉们践踏过，但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校园一如既往的宁静和温和。
男生们顶着一头鸡窝状的乱发，从廉价的理发店新烫了出来，冒着火星，随时都快要爆炸的样子。个别人还要染一染，好像散发着烧焦的气味。男女都爱穿军便服，抖动着松松垮垮的裤子，踩着甩尖子皮鞋，哐嗤哐嗤，远远地碾压而过，如同一辆又一辆小型的农用车在崎岖不平的机耕道上行驶。女生最时髦的穿着是一件彩色毛衣，花蝴蝶一般，穿梭在绿军装和蓝色中山装的人群之中，惹人眼红。无论男女，摆阔的派头就是一件长长的风衣吧，飘飘然，飘飘然，摇曳来去，嘴里哼着谭咏麟或梅艳芳磁带里翻来覆去演唱的歌曲。迪斯科，的士高，霹雳舞，抽筋舞。电视和电影之中，偶尔会出现疯狂的一幕，如闪电掠过。
当漂白的牛仔装开始流行的时候，太多绷得紧紧的屁股和大小腿们好像从泥地里拔出的萝卜，批量涌向各式各样的舞会。到了周末，教工俱乐部，食堂，灯光球场，系办公室前狭窄的走廊，或者绕着几棵榆树，都是彩灯闪烁，音乐飘渺，人头攒动，整个学院简直成了廉价舞会的批发市场。一支又一支动人的舞曲响起之后，男女之间的界限仍然难以打破。男女泾渭分明，自觉站成了两个阵营，中间空出的场地，仿佛是一片埋着地雷的隔离带，谁也不敢轻易往前踏一小步。文质彬彬的男生，婀娜多姿的女生，拘谨而焦灼地站在一侧，好像在等待一辆突然到来的长途汽车，一有机会，他们将头也不回离开此地。
劣质口红点缀的那些暗黑的嘴唇几乎不会与陌生人说话，她们亲密地攀着肩，或故作轻松地相视而笑，对任何一个贸然到来的异性充满警惕和鄙视的态度。收录机里的磁带咕噜噜咕噜噜地转动，好像一堆辘辘蠕动的饥肠。这是多么可笑的校园舞会啊，男女生公然站队，在巨大的敌意之中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格局。战壕越挖越深，男女之间戴上了钢盔，披挂上了铠甲，还穿上了防弹背心，随时准备将某个冒失鬼置之死地，粉身碎骨而后快。那一群自称诗人的莽汉呢？那一群自称莽汉的诗人呢？笔杆上冒险的英雄，纸上冲动的莽汉，文字之间流窜的快意，一切都是妄人的喧嚣和聒噪。
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了这座城市最不可靠的地方在哪里。嘉陵江。一个地理学上较为显著的名词，其存在意义超过了历史版图上的另一个不太显著的名词：南充。两个名词碰在一起，自然有一种巨大的撕裂感。南充是读书的暂居之地，每一个学生到来的目的仿佛就是为了离开，没有人把南充与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大学毕业正是一种极为正式的集体告别仪式，不需要个人努力和确认，它必然会发生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对于命中注定的事物，我们会放心大胆地将它从生活中剔除。在生活中，我们愿意耗费时间和精力在一些不太确定的事物之上。嘉陵江是不确定的事物之一，从源头到终点，它仿佛是一把水的尺子，在测量着人的心理距离。当我最靠近嘉陵江的时刻，我觉得内心像一条河流开始流淌起来，我的世界因为一条河流变得开阔，变得不切实际。一条嘉陵江可能会给青年们一些暗示：事物只要没有失去流动性，它的意义就一定不会消亡。亲身体验嘉陵江水，在它没有被人施加任何规定的状态下，它的流动会给人带来快乐甚至更为长久的意义吗？
在江畔，目力所及，嘉陵江的水好像一块污染了的玻璃，虽然完整，却根本没有流动的迹象。生活污水昼夜排放，弄脏了干涸的沙滩，刺鼻的气味像一块抹布笼罩着岸上的黄昏。白昼里，沙滩上躺着洪水泛滥而来的鞋子和彩色布片，在旋转着黄色泡沫的水上，小猪和狗的尸体正在急速膨胀、溃烂。所有这一切，令人望而生畏。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嘉陵江，谁也不敢靠近。只有这个时刻，我才理解到一个道理：水也像人一样，有生有死。死去的水不再是水，而是包含了其他事物死亡的信息。水的诞生也许时刻在发生，在远方，在山巅，在幽谷，在岩石缝隙，在某一个下雨的天气，率性而为。然而，水的死亡却要比人缓慢得多。
公元1987年，中央电视台首播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那可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时间，在中国大江南北催生了彩色电视机消费狂潮。首先刺激的是人的听觉器官，一支支电视连续剧插曲如泣如诉，唤醒了沉睡在人身体之中青春意识。男女爱情不是一种恶劣的欲望，而是一种极为奢侈的精神需求。当欲望的合法性得到新媒体的认可甚至鼓励，每个人心中立即打开了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宅大门：只要你承认爱情是美丽的事物，你就可以穿过深深的庭院，在想象的国度过着贾宝玉和林黛玉那种无忧无虑恋爱的生活。奢华的物质消费，高雅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情感体验，最适合的消费群体就是在校的大学生。不过，电视机可不是谁都买得起的家具，尤其是彩色电视机，简直是高消费支撑着的魔幻世界。学院的阶梯教室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青年男女们的眼球被来自舞台演出的灯光和绚丽服装刺激，再古老的爱情故事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是新鲜的，情欲勃发，五官炽烈。他们以在场人的身份进入别人的叙事状态，他们取代了演员，最后又取代了并不存在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有限的时间尺度获得了关于恋爱的知识和经验，哪怕是作家和导演的做作和掩饰，他们也宽宏大量，照单全收。
中世纪贵族社会无比精致的生活在近代以来彻底坍塌，贾宝玉生活的家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国家和社会，自然法则统治的世界有着令人无限怀想的牢不可破的信念，当然也充满决定论色彩的宿命论思想。古典社会的废墟里，灿烂的诗词曲赋文就像秦砖汉瓦一样，吉光片羽也令人遐想不已，学院的教室和图书馆成为现代社会存留这些文物的城市博物馆。而现代社会的城市，到处是粗鄙和恶俗的事物。荧屏上的《红楼梦》不仅是令贾宝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种末世心态，也是所有渴望和向往古典社会精致生活的人无法逃脱的一种厄运。从某种角度说，中文系恐怕是因此产生幻灭感最强烈的一个专业。《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字存在的生活方式，在青年学生的身体中建构了一幅绚丽夺目却不堪一击的心智图景，最终导致的是青年自我的人格冲突和创伤。
进入大学不到一个月，我加入了文学社，并随着二十来个青年在嘉陵江畔搞了个篝火晚会，据说是共赏中秋的月亮。实际上，直到篝火熄灭，天上都没有出现什么月亮。为什么月亮没有在嘉陵江畔升起？没有任何人质疑和追究这件事，大家都热爱文学，忙于相互认识，忙于倾听某个文艺色彩极为浓厚的个人叙事。嘉陵江畔长满了芦苇，秋天时节，总是飘絮如雪，但是没有莽汉，没有酒，没有女人，甚至没有诗歌。
一个纵欲主义者从我身边经过，他不是贾宝玉，她不是林黛玉，他们的爱情以最快的速度释放了身体的欲望，却像气球一样迅速破灭，陷入幻灭的泥沼。他的诗歌为他获取了名声，甚至为他获取了女人，但并未获得爱情。她的爱情为她获取了欲望，甚至获取了诗歌，但并未获得爱情，也未获得渴望已久的名声。没有爱情的世界，男人和女人还得继续生活，继续写诗，继续追求理想，继续在欲望的泥淖里沉沦和挣扎，长吁短叹，庸人自扰。一个禁欲主义者从我身边经过，他好像贾宝玉，又好像林黛玉，他们的恋爱以最缓慢的速度消耗了青春，最终，像动物尸体上掉落的牙齿和毛发，同样陷入了幻灭的泥沼。在衰老到来之前，纵欲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一直在世界上进行着最无谓的抵抗，节节败退、丢盔卸甲的生活是一种常态。不狼狈，不罢休。
多年以前，坐在学院的一间破教室里，也许我更愿意把教室想象成一辆设计失败的公交车。是的，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这辆公交车就沦陷在泥泞深处。砖断裂了，漆剥离了，青瓦碎落，它门窗宽敞，随时洞开，诱惑着好奇的人。可是，置身于其中，才感觉到时间一直处于停止状态。所有的桌子和椅子都是一个模样，它们可以互相替代。周末，教室里的人全部离场，天花板上的日光灯还亮着，越来越暗淡的桌子和椅子表面流淌着刺眼的光线。这样的物质状态其实适合阅读《红楼梦》或其他表现伟大爱情的文学作品，也适合在下雨的天气拿起笔来写一封肉麻的情书，犹豫不决，最后揉碎了，烧毁了，让文字一个一个慢慢烂在心头。
在写完一封情书之后，一位倒霉的禁欲主义者马上写了一封遗书，离开了学院。整个中文系的学生全部出动，到处寻找，唯恐禁欲主义者将自己的生命也禁止了。在寻找该禁欲主义者的路上，我们拿着长长的竹竿，专门往那些污水沟或粪坑里乱捅，其实是害怕禁欲主义者失去了禁欲主义崇高的美感。嘉陵江依旧臭不可闻，不过，秋天到了，芦苇一如既往长得像森林一样茂盛。我们摘了一把芦花，在芦苇荡里奔跑，芦花漫天飞舞。秋天的嘉陵江也许不像春天那样肮脏，至少，它的天空是有一些美感的。我们朗诵着《诗经》里的句子，为古代消失的秋天而悲伤不已。
参与拯救禁欲主义者的行动让我认识了南充整个城市及其郊区的事物。南充很小，小到一个县城的规模。城里的水泥是珍贵的，有一点儿就要抹在显眼的地方。偏僻的小路堆积着鸡鸭牛羊的粪便，风一吹，空中便蔓延着充满粪便气味的尘埃。可以想象，下雨的时候，这样的道路全是泥泞。城里，巨大的建筑物少得可怜，南充城里肯定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了。无非就是晚上多亮几盏灯，白天多一些自行车，街道上，多一些泥泞或飞扬的尘土。而且，那时候，城市与乡村的界线是模糊的。同样是晴天，城里的阳光不见得比乡村要少。城里的树木油绿油绿的，泛着光，懒散的人在树下溜达，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很容易被一团团斑驳的树影吸引到郊区，发现到处是麦田与臭水沟，时隐时现的小路，常常令人无所适从。
1988年，春天。我站在南充郊区一块青色的麦田边，附近是线条极为柔和的丘陵，它们像通俗易懂的辞典，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解释着山的含义。多少次，我拒绝承认那些低矮的丘陵——它们是失败者才肯登临的山。真正的山在远方，被迷雾遮蔽着，有什么办法可以抵达呢？我戴着草帽，像农夫一样辛勤地穿行在绿油油的田塍上。此时此刻，麦子竟然成了我欣赏的景物。
一个纵欲主义者从我身边经过，他拥有一切值得自己倍感骄傲的资源和条件。纵欲主义者像经验丰富的猎人，任何能满足欲望的事物都会被他毁灭。由于猎杀无度，空气中散发出的血腥味纷纷引起周围事物的警觉和恐慌。纵欲主义者站在我身边，他衣冠楚楚，洁身自好，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一朵花什么时刻最美丽？我正在专心致志研究田野上生长的奇异生命，它与哲学家们探讨的事物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纵欲主义者说，一朵花应该获得一百个美好的名称，如果你是舍得赞扬美的诗人的话。我心里想，在麦田里，我还是当一名农夫吧。农夫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挑着粪桶，扛着锄头，挽着高高的裤腿，赤着脚，身上沾满阳光……
到了五月，麦子熟了。麦田一片金黄，土壤之上竟然产生这样一种奇迹。我戴着草帽，弯下腰，像农夫一样，一把又一把地收割着阳光。是啊，在麦田里，阳光也会成熟的。这时候，一位纵欲主义者从我身边经过，她戴着草帽，穿着一条花布裙子，唱着哀伤的歌曲。当她的手接触到金黄的麦穗之时，麦芒刺击了她的神经。她突然垂下头，双手捂住眼睛嚎哭。她是早晨吃了食堂的面包出门的，在路上，她看见一辆牛拉车翻倒，车上的麦子倒了一地。车夫告诉她，麦子要送到城里，做成面包，给城里人当早饭。城里人吃了面包，会长得白白胖胖的。吃面包和吃其他食物一样，最大的代价是要蹲在厕所里拉一泡屎。哦。可怜的农夫，可怜的车夫，他们黧黑的手像是被太阳烤成了煤炭，他们的身体仍然流淌着汗水，他们是种植麦子的人，他们是收割麦子的人，他们是否会吃麦子呢？
在麦田边，女性的纵欲主义者变成了生活的艺术家。她们不会拿起镰刀收割麦子，也不会在厨房里做面包或馒头，她们捧起梵高的画册，在已经暗淡的画面上发现了梵高的麦田。疯子。梵高，他是被麦田逼疯的。梵高不相信阳光会变成麦子，他就守在麦田边观察。麦子熟了，梵高就用手掰开麦粒，啊，阳光从里面照射出来了。真是不得了啊，梵高就是这样画出了麦田的秘密。女性纵欲主义者在麦田向艺术家转化，她的美学是一堆金黄的麦粒。不经意间，从坼裂的土壤缝隙爬出一只蚂蚁，悄悄拖着一粒麦子进入洞穴，正好被她发现了。她把蚂蚁捉了起来，悬挂在空中，蚂蚁死命挣扎，无济于事。赶快欣赏麦田的景色吧，小蚂蚁！它倒悬的身子好像从宇宙坠落到麦田里，它的重量将会消失在麦子的重量之中。看啊，它眼里的麦粒比梵高眼里看到的还要多呢。她惊叹着，纵欲主义者的美学需要一只小小的蚂蚁来理解，她正好可以伟大得像梵高的星空。这时候，一位衣衫褴褛的农妇挑来了粪便，臭气熏得纵欲主义者赶紧捂住了鼻孔。农妇拿起粪瓢，把粪便泼在田塍上，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纵欲主义者在杂草丛中发现了蜗牛和蚯蚓，再仔细观察，发现了鲜嫩的豆苗。
正午时分，麦田里空无一人。农民都在家里生火煮饭，炊烟从村庄上空飘来，麦田上满是麦秸秆燃烧的烟火味儿。饥肠辘辘的纵欲主义者决定独自爬山——她认为轻而易举的丘陵其实也是有难度的。比麦田位置高的地方长着一排桉树，树上丛集着嘁嘁喳喳的麻雀。麻雀们在等待炊烟里的麦子芬芳，它们的鼻子是在天空生长起来的。农民端着土碗，麦子磨出稀粥与阳光混合，熠熠生辉。吃麦子的嘴巴打了个饱嗝，吓坏了院子里散步的田园犬。田园犬浑身毛发耸立，狂奔着冲了出来，一路上，只见鸡鸭腾着翅膀，嘎嘎嘎嘎，哥哥哥哥，窜入了茂密的麦秸秆之中。
纵欲主义者登上山顶，看到了绵延不绝的麦田：麦子是受时间支配的事物，尽管有丘陵阻碍，它们却是同等程度的颜色。桉树上的麻雀突然掉落几十只，好像挨了枪子的袭击。麻雀的身子跌落在麦田，变成了一些晃动的黑点。就在纵欲主义者长长地舒缓一口气的时候，麦田的麻雀似乎受到什么惊吓，哄的一声，它们的身子腾了起来，迅速蹿升到桉树的树冠之上。然后，继续上窜，直到丘陵的顶部——就在纵欲主义者即将完成她的美学理论之时，麻雀在她头顶纷纷扔下稀溏的粪便。
纵欲主义者成功地展示了向艺术家转身的最后一个华丽的动作，她对着远去的麻雀骂道：所有的粪便先前可都是麦子啊，为什么一定要飞起来拉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