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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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记，又叫日志，实际是古代史官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的一种载体。发展、繁衍和“进化”至今，大到国家，小到单位，微到个人，多有日志。
日记，每天的记录。
将自己当天所经历的、所感受的记录下来，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坚持不懈，那是要有毅力的。一个人从会写字就写日记，到寿终正寝时，就不能用“著作等身”来衡量了，完全可以“著作淹身”。
日记下来，闲暇之余，或若干年之后，翻出来游历，是一种不错的回忆。当然可以修身养性。
日记，是记忆忘却的载体，起到备忘录的作用。凡人告老时，除了供回忆、感叹人世外，别无多大价值。而名人，其史学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及传播价值，则相当可观。
蒋介石写日日记的持之以恒，很多人是不能企及的。蒋从28岁那年即1915年起，一直坚持写日记，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三年即1972年，50多年从未间断；即使生病住院，也要写。大到理国治政，小到个人隐私，包括年轻时荒唐好色、逛妓院的劣迹，包括他对官僚政客、文化名人不满的发泄（骂人），都一一写进日记里。后人从被保存下来的量达1000万字的“个人历史”中，可以找到他个人思想对他治国修身的影响的痕迹，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二）
日记，日志，史志，历史；真实的记录，过去的再现，昔日的痕迹。
国志、省志、市志、县志、镇（乡）志，专司其职者，叫史官；纪录历史，保存下来叫史志。
史志，是原貌的真实记录。但从古以来，多有修改历史者，那叫杜撰真实、“创作”历史。
史官所记，当朝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的。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夏桀因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见《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司马迁因秉笔直言，得罪了汉武帝而受宫刑。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见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圣上做的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所以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的载言载事，都是要字斟句酌，斤斤计较。
但到了唐朝李世民时代以后，这种“秉笔直书”传统，就开始“发霉”了，因为当时史官所记，李世民是要看的，不允许“不合格”的内容载入史册。 “史官何所录， 曼倩恨偷难” ，所以才有古代史官这样的不满与怨言。
从那时起，“君举必书”的好传统，却有选择、有条件地“书”。有功绩，做了好事，则大书特书。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粉饰成好。唐代以后史官对当朝皇帝所记，大多有“注水”，真实性应打折扣。
而就蒋介石个人日记而言，早期的日记，反映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因为当时他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透露，蒋个人日记，从抗战后，他下笔之间略有分寸。因为他已经成为世界知名人物，必将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所以他下笔，凡会影响他身后形象的字句，他都要吟哦、推敲，再下笔。
无论是个人日记，或是国志、省志、市志、县志、镇（乡）志，未必百分之百真实。
（三）
我是不写日记的。没兴趣，没功夫。恒心不足，杂念牵扯所致。日记本倒有好几个，没写，不写。
不写日记，但我记忆力好，孩提时、学生时、踏上社会时，过去式、现在式，悲欢离合事大多历历在目。只是不知前世，后世。
不写日记，可“忘却”经历过的一切不快和快，全身心投入新的事业中去，不见疤痕和热泪，平静坦然待现实，少痛苦多轻松。
不写日记，不等于不写自己。不写日记，不等于做人做事缺诚少信、问心有愧。
这就够了。
2012-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