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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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打电话给我：村上动员拆空心房，你是县里工作的人员，要是带了头，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空心房”在农村比较常见，基本上都是风雨飘摇残破不堪的危房。我老家的房子是83年建的，土砖构造，因为建得比较早，在当时，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是很不错了的。
哥哥在城里务工，我参加了工作，兄弟俩相继离开农村后，家里只剩下父母守着房子。父亲走了，母亲随我们移居城里。老屋子空了，房间没有了人气，没有了笑声、没有了烟火，只剩下周围疯长的蒿草和满目荒凉。
这所老房子，是父亲留给我们唯一的遗产，也是他一辈子的心血。虽然已经不值钱了，但毕竟是我们曾经的家，是我少年成长的乐园，真正要拆掉它，心里总有一种不舍。
房子要被拆了，我似乎听到父亲心碎的声音。父亲带着我们盖新房的画面又重新定格在我的眼前。
80年代初期，在我们当地，能盖上新房，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父母都是农村人，养育着三个子女，常常为无米下锅而烦恼，生活过得异常艰苦。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父亲决定盖新房，这对很多家庭来说，那完全是属于一种奢望。
那时候，普遍家庭都比较穷，基本温饱问题都难解决，要拿出闲钱来盖新房，是件很难的事。父亲决定建房子，也是迫于无奈，父亲对我们说，不管有没有钱，房子是必须要建的。
父亲说，老大20岁了，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不把房子盖好，难找老婆。
父亲说的“老大”，是我哥哥。哥哥学了三年的木匠，而且手艺不错，刚一出师，就有不少人请他去做木工。当然，介绍对象的媒人也有不少，但女方见了我家那潮湿阴暗的房子，个个摇头咂舌，打了退堂鼓。
我们住的是大屋堂。大屋堂很有历史年份了，门框是麻石条，门前摆着二个石鼓，大大小小上百间房子，几十户人家连在一起。我家三间正房连着一间厨房，房间阴暗无光，一到春节，地面能踩出水来。大白天的，硕大的老鼠到处乱窜。喂猪和上趟厕所，要走过300多米小巷子，碰上刮风下雨的日子，必须戴斗笠或打雨伞，下雪打霜，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我记得还没分田到户的时候，农民是凭工分吃饭，我们一家五口，父亲体质不好，尽管是拼了命的劳碌，所挣的工分还没母亲多。一到年终决算，算盘一响，我家不用问，肯定是超支户。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怕我们饿着，背地里她吃的是碰上雨天没有来得及晒干的红薯丝，闻着都有一股腐烂的味道。我们虽然能吃饱，但打开锅盖的时候，基本上也都是红薯丝，里面难得见到几粒米。
直到分田到户，我们家的生活才有所改善。但仅靠地里的生计，一年到头难得存上几块钱。就我们上学，几块钱的书钱费有时候也要欠着，碰上有个什么病痛，父亲还得找村里头的一些富裕户去借新谷钱。（稻子还刚下秧田或刚栽下秧苗，就先去别人那里拿钱用，等到稻谷收了，用稻谷作抵扣。）
好像是80年吧，一场大冰雹，这么大的冰雹，房子都差点倒了，屋顶上的瓦片不是被大风刮走，就是被冰雹打烂。母亲怕屋子倒塌，拉着我躲进床底下。经过冰雹洗劫后，天顶上的瓦片基本上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以至房顶上还有多处被冰雹打坏的地方盖着沥青膜。
经过那一声冰雹之后，大屋里的人都像是被霜打过一样，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忙着整修房子。那个时候，没有人敢想建房子的事，整个大屋里，想过盖新房子的只有父亲一人，但要想建新房谈何容易。为了来钱快点，猪圈里的几头小猪是家里建房的唯一希望。家里除了用打米剩下的糠头，地里种下的基本上都是红薯，把红薯藤晾干挂在墙壁上和楼道里，那是冬季为喂猪储存的粮食；把红薯刨成丝晒干，既是我们家的口粮，有时候也用来喂猪；没钱买猪饲料，母亲带着姐四处寻猪草。
有一次，父母亲去走亲戚了，交待只有13岁的姐姐把猪喂好。小孩喜欢贪玩，这是天性。猪正是长膘的时候，一天三顿不能少，姐姐玩到下午半晌的时候才想起去喂猪，姐姐个头不高，提着一个大木桶的猪食去喂猪，因为猪圈护栏过高，姐姐不小心把木桶连同猪食一起倒进猪槽之中，木桶被几头猪拱得是四分五裂。父亲回来后，那火气大的，随手就拿起一要扁担，赶得姐姐满大屋跑。最后要不是被大屋里的长辈们给拦下，姐姐肯定会挨揍不轻。
为了盖房子，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母亲就纺纱，做鞋，到山打毛粟，下河去捉虾米，一分一角，一点点地积累资金。母亲很勤劳，起早贪黑，忙里忙外，但她身体不好，常常犯气痛病，一痛就是好几天，一痛就是死去活来，但只要有一点点力气，她就会拼命地干活。
村里的郎中说，气痛病没有什么正单方，原因可能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太过潮湿，阴气太重，阳气太少。
于是，父亲发誓一定要尽快把新房子建起来。
大概是在83年底，父母手头上差不多存了几百元钱，他们盘算着找亲戚借点，欠点工匠钱把新房子建起来。按照父亲的设想，建一间正厅四间房子，两边再外加厨房、猪圈，将来我和哥分家，一人一半，不分彼此。建房子最大的耗材就是木材，门窗、横梁要求木材质量要好，价格也都不便宜，最关键的是有钱都买不到木材。那时候，各个乡镇路口都设有木材检查站，没有手续的一旦被拦截，就直接没收。我们村里有两户在山里买了一些木材，半夜里请劳力去搬运，被检查站发现了，结果木材没有搬到家，钱也打了水漂。
父亲决定把家里几间老房子拆了。大屋堂住的几十户人家，都姓彭，都沾亲带故。我家的老屋子是全木质结构，二根大梁是木匠一斧一凿雕刻出来的龙凤。据说，雕刻那二根大梁，木匠师徒花费将近一年半的工夫，雕刻工艺精美，栩栩如生，龙凤像是在相互嘻戏。正厅两边都是檩条、柱子、椽子夹着鼓皮（木板子），虽然时代古远，但能触摸到那些木柱、木板岁月坚硬的骨骼，那些用的都是上好硬木，加工一下就是盖房子的材料。我问过一些长辈们，他们谁都说不清这大屋堂是什么年代建造的，我爷爷说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出生在这大屋堂里，其跨越的时光应该有几百年或上千年吧。后来又听说被日本兵烧掉了正厅，最后只保留了我们住的大屋——横厅。
要是放到现在，我们的大屋算是一种古迹，应该早就被保护起来了。我参加工作后，去看过很多古式建筑，除了建筑面积，我们的大屋不及他们，但从建筑格局和雕刻工艺上来讲，还没有哪一栋古建筑超越我们大屋的。
可惜，为了盖新房，大屋被拆得七零八落的……
父亲是读过书的人，他知道这大屋堂的不凡和价值，但在那个时候，他也是被逼于无奈。
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独苗，为了父亲，奶奶靠砍柴采摘棕叶送他读书，沈阳中专毕业，分配在株洲市的一家冶炼厂工作，当了师傅，带了徒弟，本来应该是前程看好的。听父亲说，58年的时候，很多地方闹饥荒，父亲在工厂里经常吃不饱饭，奶奶知道情况后，担心他受苦，又是找人带口信，又是让爷爷去厂里找他，谎称自己生病，想尽办法让父亲回了老家。丢了工作的父亲，在爷爷奶奶的安排下，最后只好是在农村娶妻生子，种田种地。家族负担早就压得他弯了腰，为了孩子们，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咬着牙，准备把老屋给拆了后，用老屋拆下的木材作建新房的木料。
大屋的房子是筋骨相连，祖辈们世代聚居于此。大屋对称的两侧的房屋，我家那一边拆了，势必会影响到另一边。对父亲的这个决定，在大屋里的长辈们反对声一片。当然，他们担心的不是日后大屋会成为文物古迹，而是担心他们住房的安危。
对大家的担心，其实父亲早有考虑，为了不影响大屋的整体，父亲用土砖墙替换了老屋的鼓皮墙和木柱，用这些材料做新房的门窗。
父亲把我家的老屋子拆了，把天顶上的青瓦片和墙壁上的烟砖都利用起来，用于盖新房子的材料。鼓皮和木柱，经过哥哥的加工，门窗也都做好了。
新房子地基选址在我们家的竹林和菜园子。竹林是一个斜山坡，竹林后面是一个山包；但菜园子面积不大。整平地基没有机械设备，全部是靠人工挑。家里人没有一人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去挑土平地基。我和姐姐放学、放假，父亲也不管我们有没有作业，全部被赶到地基上挑土。那时候我12岁，有些不理解父亲。我好几次我都撂挑子不干了，躲起来偷懒。
为此，我挨了父亲几次狠揍，心里别提有多委屈，但也没办法，毕竟他是我父亲。
为了一个地基，我们一家起早贪黑，至少挑了有半年多久土方，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肩膀不脱皮，手上不长茧的。
邻居们和一些关系较好的乡亲都来助工，他们都不要工钱的，只要管他们一天三顿饭。家里拿不出好东西招待，夜里磨点豆子打点豆腐，加上母亲捉的一些河虾，同时又让我每天一大早去村部买两斤肉，打两斤烧酒，每个助工的人发一包廉价香烟，就是一天的开支。
建新房除了木材，屋顶上盖的瓦片是父亲早就找烧柴窑师傅下定金订好了的。建房需要大量的砖砌墙，拆了老屋有一部分烟砖是做砌墙基脚用的，主体墙面家里买不起烟砖或红砖，只能用比较原始的泥砖。做泥砖重点是要把坯料做好，用铲好的田泥加上稻草段，水与泥相和，不停的踩熟踩均匀。泥土来自自家的水田，稻草则是在收割稻子时早已预留好的。我家没有养牛，踩泥时就借别人家的牛，踩了一天，人家心痛牛，不干了。父亲没办法，我们便光着脚下到田里踩泥巴去了。牛都踩得吃力，我们经常踩得脚打葳，眼发黑，头转晕……
做泥砖是很有讲究的，泥巴踩得越熟，做出来的砖才越牢固。做砖有个模具，模具长方，尺把长，七八寸宽，五六寸深，上头有盖，下头无底。将模具下面垫一块木板，将泥挖来，投放模具，人站在里头踩，踩紧，踩牢，踩结实，上头抹平，两人提起，置于平地，一人踩盖板，将土压出来，晒干便成了一块土砖。
晒砖也是很有讲究的。父亲带着我们先是把一块空田杂物清理干净，然后按照比砖长尺把的比例做成一道道像田埂一样的垄，垄的两边都做好排水，砖错落的放在垄上，保持既可晒到阳光，又能通风透气。
父亲大部分时间花在翻晒土砖上。为了防止下雨，每一道放砖的垄边都放有薄膜。每逢下雨，哪怕晚上睡到半夜，正在做着住新房的美梦，只要听到父亲大喊，我们就马上起床，睡眼惺惺地奔向晒砖场。我们冒着雨把一垄又一垄地盖上薄膜，又因为雨来得太快太突然，有时还没有全部盖好，会有一垄砖墙忽然坍塌。这时候，父亲一屁股坐在那条垄上，雨水和眼泪糊在一起，全身被雨水淋透了，他还傻傻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个场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晰。
农村盖房子讲究吉利，先要请人选个黄道吉日（时间），也就是启动仪式，工匠们都要打红包，家里没钱，父亲又跑去拿新谷钱，他说，这些礼节是不能省的。动工的那天，父亲摆了三桌情席（酒席），每个工匠封了6元钱的红包，外加一包香烟。房子盖得很顺利，到了上梁的那一天。父亲又摆了几桌情席，又给每个工匠封了红包。
屋梁好比人的脊梁，安放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典仪式，噼哩叭啦的鞭炮声中，在众人的帮助下，将屋梁拉到墙垛上。工匠们一唱一合，说了一大堆赞美、祝福和奉承之辞。父亲还买了葵花籽、瓜子、糖果、花生、和小红包等物往上抛撒，大家一窝蜂去抢，有大人也有小孩。在地上我还抢到二个一元钱的红包，那时，谁抢到谁就开心。
盖房子建成了，当年，我们就在新屋里过的年，虽说是土墙房，但很大气，房门一字式排开，从最东边的房间可以看到最西边的房间，房间宽敞明亮，外面地坪也很大，旁边还挖了个小鱼塘。父母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新房子建成后，父亲把后山栽成一片林海，前面栽种的是枣树、枇杷树、金桔树，房子旁边是一片竹海，到了开花的季节，特别漂亮，阵阵微风吹过，就能闻到清香扑鼻的味道。
哥哥结婚的时候，房子墙面像城里人一样，全部用石灰刷白了一层，门窗都做了油漆。所在房间的地面，房子前面的地坪也都打上了层水泥，楼脚下全部钉上花色纹理的薄膜。
尽管是土砖房，但从外观上看，房子漂亮且洋气，住着也很舒适。太阳一升起，屋子就能照进阳光，收割稻子、挖回来的红薯，不要像以前一样，老早就要去抢占公用地坪，直接往门前水泥坪上一倒，就能从天亮晒到天黑，与住在大屋相比，住在新房子里就像是是住进了豪宅。
自从住进新房之后，折腾母亲二十多年的气痛病再好没有犯过了，哥哥带了徒弟，姐姐学了修理钟表……我们家的生活过得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9岁那年，我当兵去了，姐姐嫁出去了，哥哥一家也进了城。宽大的房子里只有父母亲一直在那里守着，等着我们回家团聚。在部队十多年，我难得回家陪父母住上一晚的，2002年我被部队保送到国防科大读军校，回家探亲的时候，我看到父亲把我在部队立功的喜报装框悬挂在家神的地方，那是家里最显眼的位置。父亲说：只要看一眼墙上的喜报，他做事就有精神。看到父亲额头上像刀刻一般的皱纹和双鬓的白发，当时我的眼眶就湿润了。
历史翻新，时光难留。我和哥哥都在城里买了新房，有了自己的新家。我家的新房子随着父亲一年一年的衰老，父亲临终前，把我们兄弟喊到面前，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什么能耐，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建了这一栋房子。建这房子你哥吃的亏比你大，你现在又有了工作，房子就少分你二间，正厅东边的房子分给你哥，你那边厨房、烤火房、猪圈我是没能力帮你建了，等你将来退休了，想回来老家住，你自己建。你母亲跟我没过几天好日子，你们一定要善待她……
父亲离世之后，母亲进了城，哥哥也在城里买了房子，老家的房子再没人住，屋中七七八八的瓦缸盛满厚厚的尘土，窗户上的钢筋生了老厚的锈，似乎轻轻一碰就要脱落，墙角挂满了蜘蛛网，整个房子似乎在风雨中摇摇欲坠，我也想过翻新修缮，但谁去住呢？村里人住土砖房的基本上都没有了，再投钱改造，似乎也没有实际意义了，而是我也只能是唏嘘和叹息了！
时下，农村的房子早已被一栋栋小洋楼取代，在城里，我的住房也从楼梯房子再次换成电梯房。乡村在振兴，拆除危房，我们家的空心房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拆除了，也像大屋里的那些飞檐翘角、回廊天井、厢房子一样，成了记忆。每每想起那起起伏伏的陈年旧事，像梦演绎在繁星闪烁的夜晚，撩拨着惆怅与挂念，最终，都掩埋在了遥远而深邃的拐角。
（字数5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