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村草木依然绿,他乡旭日同辉煌。
旅憩的民宿外晨鸟,叽叽喳喳、喜气洋洋的欢叫声把我吵醒。我揉开惺忪睡眼,睥睨阳光透过素雅纱帘淡遮的窗户,数支金色光束,翻卷微尘照进卧榻,轻柔肌肤暖煦洋溢,撩拨心弦惬意盎然。
浏览手机屏幕,方知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便匆匆用过早餐,快速把家还。虽然错过了前晌,还有下午与傍晚,绝不耽延陪伴妈妈欢度母亲节,无论妈妈是否在意这个节日。回到居住的小城,太阳正西斜。
妈妈上车后突然对我说,
“儿子,给我一支笔和本子哈。”
我惊问,“妈妈,您要纸笔干什么呢?”
“我学写字。”妈妈淡淡地说。
“啊?”我惊讶得张开的嘴忘了合拢。
“我把我的姓写得来了,学写名字很难,正在练。”
原来,几天前,妈妈给我说,她最近一次准备到城里公园走走逛逛,门口保安却要求她在入园登记表上签字。妈妈平时只认得很多字,但是一个字都写不来。她感觉很不好意思,没有向保安表明原委,只说,这么麻烦,不去了。
听了妈妈的诉说后,我开始琢磨着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像妈妈这样的老年们既合符情理又遵守政策规定的前提下进入公共场所游玩娱乐或锻炼身体,拟向城市管理者们提出建议。然而,做梦都没想到妈妈竟然会选择自学写字来弥补她人生的短缺。我对妈妈那份自尊和要强好胜的精神,敬佩得词穷语塞,感动得眼眶湿润。
儒雅实诚的爸爸和伶俐干练的妈妈,于1960年代初期,两颗生命之树皆已长到芳华怀春的季节。他们经过媒妁之言,结下百年之好后,妈妈几乎以大约三年孕一个、六年生一双孩子的速度,先后把我们五个兄弟姊妹送入凡尘世界,我们却给父母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
在我能够辨认父母且开启朦胧记忆的时候,爸爸舂米推磨,常常将我背在背上,母亲割草捡柴以及做其他农活,往往把我带在身边。
当我可以读懂父母并知晓敬畏的时候,沉稳持重、冷静寡言、怀才内敛、仪态端庄的爸爸始终释放出高贵典雅的气息,为近邻远村乡亲父老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敬仰;妈妈则处事利落、身手敏捷、智慧机灵、为人善良、疾恶如仇,像永动机一样勤奋劳作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那些年月,妈妈包揽了家庭所有事务,照顾我们冷暖温饱、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养殖家禽牲畜、为全家老小缝制衣服鞋帽等等,满满的都是操心费力不已。
妈妈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是一把好手,比如上山割草,只见镰刀在妈妈右手飞速地来回切换,她左手几乎每五六秒钟就是一大把青草往背篓里抛。妈妈割草的重量与同她一起的婶婶孃孃们相比,多出一两倍。难怪村里妇女们无不妒羡地说妈妈所到之处,连风都抓得住一把。
集体生产的时候,农村也有贫富之分,农村分粮食,以人均分配基本口粮为基础,另外按照家庭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挣工分多少折算分得口粮的比率,亦即多出勤做工就多分粮食,反之亦然。妈妈为了我们不受冻挨饿,家里不补钱给队里,专挑苦累重脏之类能挣高工分的活干。
每年到了秋季,地里的红苕初长成时,生产队就要安排农民挖嫩红苕分给大家接续生活。妈妈就会选择挖黏土或干田里种的红苕,因为与沙土里红苕的单位重量比,工分要高一些。天气如果下雨或者遭遇连绵阴雨,队里除了妈妈以外,没有其他人去挖红苕,即使有的家庭揭不开锅,他们不仅不去劳动,有的人反而含着阴阳怪气地大声对妈妈说,“你喜欢挣高工分,继续去挣噻,下雨天的工分更高!”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了能人也会遭人忌妒。妈妈被雨淋成落汤鸡似的,我们劝妈妈歇息一下。妈妈却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不多做活路,你们几姊妹就得挨饿,身体饿坏了,以后怎么办?”
妈妈的勤劳和在艰难困苦日子里的那份坚忍执着以及拼命挣扎地生存的独特个性,反倒成了我心情悲伤的阴影。直到现在,我都不敢轻易回望父母荆棘载途的曾经,否则,我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涌上眼帘的泪,会止不住向外流出,包含在公众场所,无惧被人曲解。
“儿子,今天这衣服,质量好,价格低,很好,否则,我就不得让你买。”
勤俭持家,厉行节约,成为了妈妈的习惯。我在传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