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在世的时候,常爱在清早起床为她的儿孙们做饭的时候,用她那无牙的、关不住风的扁嘴,轻轻地、含混不清地哼唱她解放以来学会的第一首歌曲——“东方红”。事实上,姥姥是唱不完这首歌的,她通常只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哼唱前面那几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但姥姥是执著的,也是深情的,她只需唱这么几句就足以表达她对“大救星”的无限感激。
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一九零六年,姥姥出生在川中遂宁桂花乡一个农民家里。因为家贫,又因为聪明伶俐,姥姥十二三岁就被乡里的林姓大户人家看上,买去做了二小姐屋里的丫鬟。刚进庄园那天,姥姥被庄主家的朱门粉墙、前庭后院,一溜儿的青砖大瓦房看直了眼。姥姥何时见过这般殷实的人家?想着自己家里那两间摇摇欲坠的破草房,姥姥心里就非常难过。姥姥就想,我家要是也能住上这么一间——哪怕是门旁那间小小的但总归是砖砌的耳房也好。
但那是不可能的,那时才民国六年呢——距她这种劳苦大众能住上青砖大瓦房的时间,还有差不多三十年呢。但姥姥从不气馁。
姥姥天性活泼开朗,执著地追求美好生活,对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有一种天然的反叛精神。就像缠足的事。本来,拥有“三寸金莲”是那个年代上至千金小姐,下至贫民女子都引以为自豪的事,可我姥姥就不这么认为。我姥姥生性活泼,爱蹦爱跳,哪里肯接受那种灭绝天性的残酷行为——当下就乱蹬乱踢,拼了命地抵抗。但很显然,那是徒劳的。最后,姥姥还是被她的大姑小姨们按在草床上结结实实地缠了。
可奇怪的是,每年祖姥给她两个闺女量做过年新鞋时,那尺码总要比预计的长过许多。但祖姥因为心疼女儿,也就没太在意。谁知到了姥姥十五六岁该谈婚论嫁的时候,她那一双隐藏在裙子下的赫然大足竟被那第三个提亲的媒婆一眼看穿。原来呀,姥姥自打缠足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地下”抗争——她一有机会便同妹妹一起,把那长长的裹脚布全部松开,让她们那粉红鲜嫩的小脚丫子,自由舒展地浸泡在后山那条小河沟里。至此,姥姥索性一把火烧了裹脚布,彻底地解放了她的双脚。
然而,姥姥的脚倒是解放了,可此后几年,再也没有人给姥姥提亲了。就连她妹妹我姨姥姥也受了牵连——年满十八岁了也无人问津,只好托人远嫁贵州。
当然,我的大脚姥姥最后还是嫁掉了。她先是勇敢地自作主张,把自己随林二小姐陪嫁到城里,然后就嫁给了林二小姐夫家的穷长工。她对那穷长工说:你别嫌我脚大,脚大有啥不好,脚大走得稳,干活麻利!缠脚害人呢。我要有了闺女,绝不让她缠足,我还要让她像林二小姐那样去学堂念书呢!
姥姥说话算数。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姥姥不仅没让她的女儿们缠足,还节衣缩食,让她们都到学堂去念书。她还时常规劝我那好着一口大烟膏子的姥爷,说:“都新社会了,赶紧把你那大烟戒了,省点钱,让娃儿们都念书去,多学点本事,也好有个主人翁的样子。”
1949年底,川中解放了。姥姥的理想终于名正言顺地得以支撑和实现。
首先,姥姥一家终于分得了三间上有楼阁下有地板的青砖瓦房;其次,姥姥把她所有的子女都送去学堂,学到了本事,分别当上了干部、工人、教师等。尤其是她的大闺女,竟当上了“妇女主任”,简直令她欣喜不已,也羡慕不已。她总说:“要早些解放,我也一定能当上的!”
再有就是,我姥姥以她四十六岁的“高龄”,毅然走出家门,成为县城第一批进入集体单位“为公家办事”的人。这也是让姥姥一生都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你想啊,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丫头,竟在八十岁时还有退休金可拿——不靠别人养活,这在上一个世纪,那是件多么稀罕的事啊!
姥姥一辈子开朗、开明,有主见,有脾气。姥姥总对我们说:“人要活得有志气,有信心。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别赶上了好日子倒没个好德行……”
我擦拭着姥姥的照片对她说,放心吧姥姥,我们不会忘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