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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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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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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提问的大学老师


 我的老师陈琳,在我读大二时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她是我大学四年来遇到的所有老师中对我最赏识的一位,我对她印象很深刻。

 两年前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第一次来给我们上课时,我们便被她镇住了。倒不是因为她的严厉,而是因为她的喜欢点学生回答问题。这样,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敢随心所欲了,而只能硬逼着自己认真地听她讲课。大家都明白,倘若被她抽到回答问题而又答不上来,那场面是很难堪的。

 喜欢点学生起来回答问题,这是她讲课的一个习惯。对于一些有表现欲的同学来讲,这无疑是一件好事。而对大部分不喜欢发言的同学来说,这只能是令人惶恐的考验了。对于我自己,我是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对于老师提的问题,我一般不会主动举手发言,但有时叫到我回答时,我也不会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只是尽我所知道的回答罢了。印象中她叫我回答过三次问题,前两次我的回答似乎颇令她满意,她笑着夸奖了我,第三次是要我背诵北岛的《回答》,因为我课前没有做功课,所以当然是背不出来。她也没有批评我,只是让我以后要重视老师布置的任务(她在前一次上课期间布置了背诵《回答》和《致橡树》的任务)。

  我想,在大学课堂里,经常让学生回答问题的老师应该是很少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多一些像陈琳老师这样的老师。因为这有利于老师在课堂上检验学生的水平,让学生有一种“每堂课都是测验”的意识,而不只是在期末考试前一段时间才抓紧复习考试内容。

 我们的老师陈琳,除了喜欢向学生提问,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她喜欢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故事。因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小说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她才会根据课程特色给我们讲讲故事。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Storyteller(讲故事者)。她讲故事时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魅力。许多平常不爱听讲的同学每逢她讲故事,都会竖起耳朵来静静地聆听她讲的每一个好听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她在给我们讲方方的《树树皆秋色》和《出门寻死》、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时的场景。尤其是讲到《定西孤儿院纪事》里面一个母亲想把自己的女儿煮吃的情节时,大家都发出了惊恐的叫声,好像那个可怖的女人要把我们也吃了一样。

 她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好的Storyteller,她的讲课水平也很高。据她自己讲,她曾获得学校举行的一次公开课比赛的一等奖。她讲课确实很生动,她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融入了一些自己的独特元素。比如,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或是她自己的研究成果,她会在黑板上板书出来。记得她给我们讲余华,总共用了五个课时。平时讲一个作家她最多也就两三个课时,为什么讲余华要讲这么久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她喜欢余华的作品,其次是她对余华有过专门而较深入的研究吧。后来我在学校的学报上发现了她的一篇论文,写的正是余华。板书是很传统的教学方式,但她除了板书还会讲出一些很有新意且让我们欣然接受的观点来。她是从来不用多媒体教学的,尽管学校配备了多媒体设施。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教学手段的多样化。记得她曾经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每位同学到讲台上朗诵一首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作品,也有两个人合作或几个人合作朗诵一首作品的。记得我当时朗诵的是梁宗岱的《晚风》。此外,有一次她还特地把三节课的时间留给我们自己,让我们写两篇类似读书随笔的东西。她说想通过这种方式更多、更好地了解我们。我深以为然。

 那时候,她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打扮都不是很新潮,很有一种古朴之风。我有两次看到她骑自行车来给我们上课。这些都很给了我一种亲切之感。上个月毕业论文答辩时,我悄悄地溜进答辩教室里(因我的毕业论文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这次是专门去旁听),看见她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时不时地问学生一些问题,我感到她还是当年的陈老师,神采依然。

 近两年来,我偶尔会发信息给她。记得有一回她给我的回复是“我记得你……”,然后是一些鼓励我的话。作为学生,我为自己当年能得到她的欣赏感到幸运,尤其是她的鼓励,增强了我在求学路上的信心。我想,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也不会忘记曾经有她这么一位好老师。当我遇到挫折或意志消沉时,我会想起她,她会像夜空中明亮的星星一样照亮我,让我继续昂扬而意气风发地走在人生的金光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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