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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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75年那一年我们一块儿入学东方红小学时，全班一共有三十来个，不管是男生还女生，到现在我已记不清同学们的名字，但他们笑起来时的模样，安静时的神情，走路时的姿势，说话时的声音，包括生气闹翻时那副气急败坏的嘴脸和眼神儿，也都能亲切地回想得起来。
小祥是我们的班长，负责在上体育课时给我们排队、喊队。原地踏步走时给我们喊“一、一、一、二、一！”走步、跑步时领着我们喊：“一、二、三、四！”或者“一二三四！”有时也喊“提高警惕，保卫租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父亲是个厂长，这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眼里，是个大干部，也让我们觉得很神气，连带着，我们对小祥也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尊重和崇敬。当时我们想，老师让他当班长，可能与他父亲是个干部也是有关系的吧。
小兰是我们班上长得最高的女生。她家的阶级成分好，属于根红苗正的，一上学就当班干部。放学时，她负责给我们排队、喊队、先是“稍息，立正，向前--看！齐步---走！”然后是“一、二、一！一、二、一！”嗓音洪亮得很，一字一句，字正腔圆。唱歌时，她负责给我们打拍子指挥，往前头一站，双目炯炯有神，双臂抡抡打打，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小红是我们班上身份最特别的学生，她是金老师的侄女。但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权，在课堂上也是喊金老师而不是叫姑姑。她也是我们班上长得最俊的女生之一，两根细长的辫子梢儿上，常缯着两朵用粉红色的尼龙绳扎成的蝴蝶结，很好看，而别的女生是没有的。
小文是我们班里最会造句的。有一次，他用“像……一样”来造句，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秋天到了，地里的棉花像雪一样白。”金老师在课堂上狠狠地夸奖了他一顿。还有一次，金老师让我们用“憨厚”来造句，我们都造不出，还以为“憨厚”是“脸厚”呢。只有小文造出来了，他说:“我不会用‘憨厚’来造句。”把金老师说得一愣，想了想，说这个不能算。我想，如果小文一直上到高中，或者上了大学，说不定这家伙会写小说玩儿的。
还有，小军在写字时有个毛病:写完一个字就在后边用笔尖儿厾一下点儿，再写一个字，再厾一下点儿，怎么也改不过来这个习惯。小华家是离学校最近的，夏天天热时好口渴，我们就在大课间的时候，跑到他家的厨房里，拿起那把扣在瓮盖子上的大铜瓢，从水瓮里舀凉水喝，“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惊心动魄。小海的嘴巴简直可以当乐器使——他嘬起嘴唇来，能打出很响的口哨儿。他一会儿咧嘴，一会儿鼓腮帮子，能模仿出风吹过树林子的呼呼声，模仿出马蹄子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直到消逝，惟妙惟肖……
学期又一学期过去，班上的同学一直是三十来个，面孔却不断有新的变化。可能是因为考试成绩不过关吧，有的没跟着我们一同升班，留到下一年级了，有的则是从上一年级留到了我们班。有的同学在我们小学毕业时，还在三四年级里蹲着。
“留级生”一般都比我们大上一两岁，个子大，力气也大，除了不怎么用功学习，干别的都有一套，可谓“各领风骚”。有的上课不好好听讲，专好在课堂上捣乱，金老师刚一背转身去，他就朝着别人做鬼脸儿、发怪声、出洋相；有的光好玩儿，书包里成天装着弹弓子、石头子儿(用来作弹弓子的子弹)、玻璃球儿，还有香烟空壳，一有空儿就鼓捣这些玩意儿，四处拉着人比赛，乐此不疲；有的被金老师称作“凳子上有针屁股坐不住”的活动分子，他们很少能在课桌前安静住十分钟，一会儿捅捅前桌儿，一会儿抗抗后桌儿，弄得前后左右都不得安生；还有的爱惹是生非，几个捣蛋鬼联合起来，在班上称王称霸，推倒仨抗倒俩的，动不动就瞪着眼跟人挑衅:“你还想跟我动武儿？”一副不服气的样子。有时还专爱欺负长得好看一点儿的女生；也有的让人闹不懂:上课时安安静静地坐着，两眼大大地睁着，可是，眼睛明明是看着黑板的，心思却早不知跑到了哪里。忽然，金老师点他的名儿，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如大梦初醒，磨磨蹭蹭、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却一脸不知今夕何夕的神情，一个劲儿抓自己的后脑勺儿，不知道金老师叫他起来干啥，金老师就失望地叹口气，说:“你又‘走神’了吧？"。
读书的年岁，青涩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一直是男女同桌的，男女生之间是很少说话的，要是谁和谁说了什么话，就有可能遭到好事者的背后议论，好像这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好像谁的思想就不干净了，就好像会闹出什么丢脸的事似的。
但同桌之间，有些话在有些时候是非说不可，或者是不得不说的。二年级时，我和小英是同桌，常常是小英主动和我说话。因为她的座位在靠墙的里边，每回她要坐进去，或者是要出来，必须先得跟我说，让我给她让开一下。她常说的是:
“起开一下儿，让我过去。”
我便从凳子上站起来，给她让开一道缝儿，让她挤过去。她还给我说过:“借你的刀儿用一用，我的铅笔尖儿断了。”我便把我的小刀儿借给她。
她还给我说过:“借你的橡皮用一用。”我便从文具盒里把橡皮拿给她用一下。
说这样的话，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语气也颇为“义正辞严”，好像还有些不耐烦，所以，即便别人听见了、看到了，一般也不会议论什么的。
我也曾欺负过她。有一回，我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枚乾隆铜板钱，拿到学校里交给她，非让她拿着去校门口店里买块糖。她说，这是古币，不能花。其实我也是知道，只不过是恶作剧，拿这个不能花的古币来难为她罢了。为这件事，我留给她很坏的印象，好长时间里，她再也不和我说话。
三年级时，我和小芳作同桌，我们常为一张课桌谁占的地方更大而争吵，吵来吵去的，就在桌子中间画上一条分界线。记得小芳龇着牙儿，恶狠狠地对我说:“小心着点儿，过了线我就拿笔尖儿扎你！”我也记不清为这事儿挨过几回她的扎，反正不止两三次。当然，我也扎过她，只是好像就一次。——她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不怎么给我“报仇”的机会。
四年级时，我和小秀同桌，和她的名字一样，她是个很内秀的女生，和她同桌相处最和平。我们之间也很少说话的。小秀是用眼睛跟我说话，比如，她想坐到座位上去，就悄悄地站在我的旁边，也不吭声，只是两眼眨巴眨巴地望着我，我便乖乖地站起来，给她腾开地方。有一次我做算术题，不会列式子，就把本子往她那边一推，她看看我，明白我是在“求援”，便把本子扯过去，在上边把式子列出来后，又把本子推回来，稍稍歪着头儿，望着我笑了笑，仍是一句话也不说。又有一次，我正在自习课上偷偷地看小人书，她忽然低声说了句:“金老师来了！”虽然她没有冲着我说，但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的，便赶紧把小人书藏了起来。当时，我心里很感激她，便扭过头去，满怀好意地望了她一眼。
小珍是我在东方红小学时的最后一个女同桌。人很厉害，做派有点儿不像女孩子。她不是不和我们说话，而是懒得或不屑于搭理我们。比方她要让我给她让开地方，常常就“腾”地站起来，也不说话，而是横眉立目、咄咄逼人，好像谁招惹了她什么似的，那阵势也好像能推人一个跟头。她从不像小秀那样，悄没声地站在你的旁边--那是一种央求；她不，她是以势压人，既是一种威逼，又有一种不无做作的矜持态度，仿佛有些瞧不起男生似的，男生其实也是很留意女生的，却故意做出大大咧咧不在乎的样子，风一样从她们身边跑过去，表现出没心没肺的快活。班上的男女生只要一说话，马上就会成为班里的"新动向”、掀起风浪来，一日被起哄，人缘就变得很差，让人孤独而又难堪。所以，我现在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曾经跟小珍说过些什么话。——天天在一个课桌上坐着、却彼此回避着不说话，这该多么别扭啊！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男女同桌都已人到中老年，星散各方。离开学校这么些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假如现在再遇见她们，我一定会主动走上前，热情地向她们问一句:“老同学，你现在好吗？”
时光匆匆流逝，从我们上小学开始，屈指一算，四十多年了。在我们那一届的同学中，有的小学一毕业就不上了；有的上到了初中，上着上着就看不见人了，原来是中途退学了。还有的女生，我在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在我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她们当中有的嫁出去了。曾经的同学们各自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有的进工厂上班，有的外出打工，有的作了瓦匠，有的当了木匠，有的在开出租车，有的开商店，有的办着小企业，人人都操劳着自己的一份或咸或淡的日子。
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童年啊，多么美好的时光！一群小学的同学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一起上课、念书、写字、唱歌，虽然彼此之间也常常闹些别扭，三香香、两臭臭的，甚至还会为个什么不值当的事而闹翻了脸，打上一架，好多天见了面不说话，跟生死活对头似的，但过上一阵子就又没事儿了。毕竟，在一起的日子里，更多的是那些单纯而又快乐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