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子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今晚8点，埃菲尔铁塔亮灯五分钟。
向巴尔扎克致敬！我说。
不，导游剜了我一眼，这眼里满是对无知之人自作聪明的鄙夷，说，今天是为了向一个摇滚之父的国葬致哀。
我问，您一路上说了很多作家艺术家，为何不说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
导游总是厚道之人，耐下心来说，这人老说政府和社会的坏话，当地人不喜欢他；由于他晚年生活不检点，当地人甚至将他的灵柩移出了先贤祠。先贤祠里有包括卢梭、伏尔泰、雨果等75个名人灵柩。
我白了一眼，不针对导游，是针对周围。不仅仅是巴黎，还有世界。这一次，轮到我深深的惊讶了。不仅仅是我，还有同行的应锦强先生。我们是电大中文专业的同学。这个惊讶源于我们当年的教材，因为巴尔扎克是我们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巨星。一辈子写出的小说达到91部，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2472个，那些小说合称《人间喜剧》。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世界级代表，那部《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
偶像被冷落啊。我的内心卷起滔天巨浪，脸上的表情别人看不出，被夜色和埃菲尔铁塔投来的光彩埋没了。那些光彩有几米厚，似乎能遮蔽一切，但遮不住真理的光芒。
戏子被热捧。一个能提供大众娱乐，为集体狂欢提供能量的人。
不喜欢说坏话的人，喜欢唱赞歌的人，包括喜欢给人带来暂时感官享受的歌手，东西方文化是一致的。而今天借机向巴尔扎克致敬，只是我私自的行为，明显的有假公济私之嫌嘛。我的言行，包括思想，属于人类中的异数。
我这人没有见过大世面，肤浅。只识得东方文化，或者，只局限于中国文化。说坏话就遭人不喜欢，我的可爱的中国圣贤们，可不是这样说的。我最崇拜的中国古代史学家，西汉的司马迁先生，在他的煌煌传世之作《史记·留侯世家》就说：“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他的这一言论，《战国策》就能证明，有一个叫邹忌的依靠忠言让弱小的齐国变强的故事：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此文通过邹忌以自身经历对齐王进行类比从而得出直言不易的道理，讽劝齐王纳谏除弊的故事，从而说明国君必须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兴利除弊，才可以兴国的道理。
齐国兴了。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古今中外，案例很多。法国人，包括总统在内，都是清楚明白的。问题是，真理也有被人忽视，被人误解，甚至于被人曲解的事。犹如美丽的孔雀，在多棱镜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心理学家分析人在几种状态下听不得批评。其一者，为处在逆境之中的人，最听不得批评声音。任何批评意见，都会被认为是落井下石；其二者，为虚弱幼小之人。按照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分析，当人处于人格的本我时，人就不顾现实，只要求满足欲望，寻求快乐，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时，会呈极度的厌恶；其三者，为自以为事业有成以至于狂妄自负的人，也不听批评和反对意见。特别是封建时期的皇帝及以真理自居的人。
接受批评与否也与人的度量胸襟有关，《三国演义》里有一句知名的话，是周瑜说的，“既生瑜，何生亮？”说这个话的周瑜最终因诸葛亮的才高一着活活气死。而能够受胯下之辱的韩信，由原来的草民变为统兵一方的将军。一般来说，度量胸襟大者，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反之，则难以接受。
再看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拿破仑在家815年彻底败于滑铁卢之役；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的七月革命仅仅三天就推翻了人民恨之入骨的反动王朝，由金融资产阶级掌权的七月王朝也只是18年的历史；复辟时期，重由国外返还的贵族掌权，新上台的路易十八实行君主立宪，妄图与新兴阶级资产阶级相抗衡，维护摇摇欲坠的复辟王朝，但劣势明显。这一个时期，明显的是新旧交替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社会人心恐惧不稳，舆论走向飘移不定。
再看看巴尔扎克逝世时，谁是总统？竟然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资料显示：拿破仑三世(英语:NapoleonIII）真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英语:Charles-LouisNapoleonBonaparte）(1808年4月20日——1873年1月9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他简单的履历：1848年2月，巴黎爆发革命，七月王朝复灭，第二共和国成立。4月，开始英国警察部队服役。6月，当选巴黎、荣纳、科西嘉、下舍朗特议员。9月，返回巴黎任职。12月，当选共和国总统。1851年，发动政变成功，旋即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1852年11月，被元老院尊为“拿破仑三世”。1852年12月2日元老院宣布恢复帝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到底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啊。先是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再是巧妙地恢复帝制。
这就能看出巴黎轻视巴尔扎克问题的端倪了。由于皇帝的狂妄，哪里容得下一个经常向政府挑刺的穷文人；由于社会的动荡，忽视了一个在他们心目中尖酸刻薄的人，法国社会的正义感，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回避而淹没。
法国人早就忘了巴尔扎克了，如果没有我这个刁钻的游客，导游也不会提起这个话题。
先贤祠！深深的刺痛了我的来自遥远东方的心。我本来大可不必去理这个旧帐，而且是别人家的旧帐，碍着你什么事了？但是，确实是碍着我，碍着我的心灵了。我的高洁的心灵受到创伤了。
导游说本来巴尔扎克的灵柩入先贤祠，后来又被以晚年生活不检点移出了。这话我当时信，后来离开巴黎时，查找了好多资料，发现没有这样的记载。我半信半疑，导游的话，资料上的记载，总有一方是错的。转而一想，导游的话，代表了当地说法，可能是口口相传的；记载是历史，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丫环。
如果导游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记载的历史是假的。我一般相信民间的传说，因为这里受控制的因素相对少，而历史是官方的，就受官控制。按照现在时尚的话说，一切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形势大好局面影响稳定以及维护稳定（简称维稳）的话，尽量少说，基本不能说。可能法国的官不如我常见的官。但法国官的人性，与我常见官的人性，相同的。
如果说，真的如传说的那样，他是由于晚年生活不检点，而被移出先贤祠，可为何同样是生活不检点的大仲马能够，而巴尔扎克不能？全世界读者熟知的《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是大仲马非婚三个生子中的一个。难怪他才入葬才两年多，可墓室门外镌刻的名字已经被脏东西抹得黑黢黢的。谁抹黑的？
如此说来，官方的记载表明，官方对待巴尔扎克，不是一般的恨，而是恨之入骨了。进入先贤祠，是官方的事。移出先贤祠，又是官方的事。且连历史的记载，也把他从根本上抹杀了。而民间由于早期的集体无意识而没有反对，也可能反对了也没用。但最后民间的良知未泯，且以传说的形式留传于世。
现在，就要看看巴尔扎克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法国的朝野皆视为平庸，而不愿意提及他的伟大？
我看过巴尔扎克许多的小说，尤以《欧也妮·葛朗台》为甚。书中的主角是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葛朗台的父亲。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中国的守财奴是《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严监生临终之际不肯断气，家人看着他始终伸着两根指头，直到家人为他挑掉灯盏里两茎灯草中的一根，才断了气。他是嫌灯盏中的两茎灯草浪费钱财。
而《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郎台是法国索漠城一个最有钱、最有威望的商人，但他为人却极其吝啬，在他眼里，女儿妻子还不如他的一枚零币。贪婪和吝啬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玩、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尽管拥有万贯家财，可他依旧住在阴暗、破烂的老房子中，每天亲自分发家人的食物、蜡烛。“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此书出版于1833年，主要描写资产阶级发家史，却不免讽刺了当时的人情关系。财主是少数，人情关系却是全社会的。
《高老头》，是我喜欢的另一部小说，出版于1834年。该书讲述主人公高老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中年丧妻，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为了让她们挤进上流社会，从小给她们良好的教育，且出嫁时给了她们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可他的两个女儿生活放荡，挥金如土他的爱轻而易举就被金钱至上的原则战胜了。这书的讽刺，也是社会性的。当时的法国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的畸形。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作家的敏锐，让其成为讽刺对象之一。
其它的，在《农民》深刻的反映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在整个《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纽沁根银行》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他的小说，真实的展示巴黎社会的方方面面，揭露金钱侵蚀下的人性的罪恶。
而巴尔扎克的伟大是不容抹杀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情调的伟大作家。我的偶像之一。我的肯定来的太晚，但也是谁也无法否认，一个极为重要的肯定。
当时，他的法国同行也是轻视的。文人相轻嘛。但随着他重要作品的不断问世，戈蒂耶第一个站出来热情地赞扬巴尔扎克的天才。此后乔治·桑、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对他赞誉有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雨果甚至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属于头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才智是惊人的，不同凡响的，成就不是眼下说的尽的……”
够了。有了雨果和我的肯定。但有人拿出雨果和巴尔扎克的比较，来反驳我的观点。有人认为，法国是个重理想的社会。连许多人们熟知的名人如路易十四、拿破仑大帝、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至今都未能在先贤祠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已经进入先贤祠的名人，一旦发现有品格上的问题，也要被迁出。
雨果和巴尔扎克如何比较？有人认为，巴尔扎克是个天才的社会解剖家，又是个无所不知的神。他发掘恶习，解剖热情，描绘情欲，痛斥虚伪，探索人，行走于灵魂、心、脏腑、头脑与各个人内在的深渊，剥除假面具，与现代社会展开殊死肉搏。他对人性剖析得入木三分，对世界了解得一清二楚，比伏脱冷还要深刻全面。有人研究雨果，则认为：雨果强调“诗人担负着灵魂的责任。”文学问题之中有着许多社会问题，每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作家与文学“负有一种民族的使命、社会的使命、人类的使命”。他把文学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和改造社会的武器，热烈地介入最敏感最前沿的生活与政治，长期投入反专制独裁的斗争，他敢于伸张正义，以个人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与整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对抗，向一切奴役人的规章制度开火。
答案出来了。这是一个世俗平庸的答题：冷与热的问题。巴尔扎克是冷的，雨果则是热的。
巴尔扎克的冷是他作品里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却不告诉人们黎明在何处？而雨果则是向人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但巴尔扎克将社会的黑暗揭示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不是在告诉这个社会必须抛弃吗？这个道理该是稍有智商的人都懂的。作家必须要装扮成巨人一样，弯下腰来，满脸笑容，唱着儿歌，牵手携扶一下尚处于幼稚状态的民众吗？
巴尔扎克的冷，犹如中国鲁迅的冷，同样具有不可比拟的革命性。
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闻名全世界的美国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赠送给美国的礼物。
法国著名的启蒙哲学家笛卡尔主张理性和思想的自由，把怀疑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
经过笛卡尔启蒙的法国，也是经得起批评的国家。
不是巴黎没有巴尔扎克，而是巴黎不喜欢巴尔扎克。
（2018年9月6日 南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