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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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凋谢了，叶儿枯黄了，灰色的云笼罩了天空，树木忧伤了，随后雪落了下来。
冬天来了，我又想起了父亲。
到今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
父亲一生刚强，那年初冬突然间就病倒了。那时我还在县人武部工作，赶紧送父亲去住院。可一月之后，父亲还是离开了我们。对父亲的突然离世，我除了哀痛外，更多的是震惊，生命的无常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无奈。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民，文化不高，但却是村里数得上的有威望的人。打我记事起，他就当村干部，生产队长、大队民兵连长、大队主任，等等。大到带领群众开展生产劳动、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小到处理村民纠纷，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在我的眼里他的形象光辉而高大。特别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带领几十个民兵，背着长枪，骑着自行车，一字排开，沐浴在晨光里，去公社集训的场景，像一幅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打开记忆的相册，都会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干部就会得罪人。虽然大多数人拥护他，但也有个别人反对他，说他不讲人情。为此，每当吃饭时，爷爷总会拉着脸数落他：“要会说话、会做事，少惹人，惹下人是自己的……”父亲不耐烦地说：“干事哪有不得罪人的？你看那些反对我的都是啥人！懒人、私心重的人、品行不好的人……”爷爷气得花白胡子乱颤，手里的筷子叭地往桌子上一放，转身走了。
说归说，事后父亲还是会注意很多。记得那年，有一个被公社定性为“坏分子”、绰号“狼”的男子，因“犯事”逃脱了组织监管。公社指示大队，派民兵迅速追捕归案。父亲带人在相邻公社跑了一回，找见了“狼”但却没有带回来，给大队汇报说“狼”被控制后翻墙跑了。其实是他私下把“狼”给放跑了。因为 “狼”之所以被定性为“坏分子”就是说了几句不讲政治的话。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那时确实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公私分明，从不占队里一分钱便宜。有人为了巴结他，私自送队里一些东西给他，他不但不要，还要把来人说道半天。天大旱，地里庄稼长得像猴毛。收上场，必须先交公粮，才能给群众分口粮，可有些人家粮食早就断顿了。父亲背负“犯政治错误”的危险，私下作主先给大家分一点，然后再交公粮，让很多人家度过了饥荒。以至于时隔30年后，我回乡见到一位故人时，他还感慨地说父亲是个好人，当年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
1976年，爷爷在祖籍的泾河南岸走了一回亲戚后，极力让我父母亲迁回河南面生活，理由是河南面川地多，生活条件相对好。尽管父母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最终架不住爷爷的威逼，只好迁回了老家，两年后，我们3个子女也相继脱离爷爷奶奶的照顾，回到了父母身边。
迁回老家，父亲不再担任大队、生产队干部，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社员。生活极度拮据年代的农村，艰苦的劳动、陌生的环境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宗亲极少的情况下，一些人对外来户的欺视。那好像分食了人家口粮而产生的怨恨眼神，像刀子一样会扎得你心里鲜血淋漓。父亲很苦闷，但却不向那些人低头，耿直的秉性不改，话里见不得虚伪，眼里容不得沙子，嫉恶如仇。为此，有些人一直想找机会整治他。结果那年大包干时，终于有人以当年合作化时我家没有给本队入过耕地耕牛为由，不同意给我家划分承包地。并且牵走了在生产队组织的抓阄中我家分到的一头耕牛。父亲受到的打击空前激烈，坚决要求返回河北面去生活，爷爷却始终不松口。后来，公社派出工作组，才给我家补划了承包地。
父亲教育子女身教重于言教。特别是年岁大了以后，对待我们很少温言细语，学习成绩差了，他不会说你要如何如何学习，而是板着脸问“别人咋学的”；和别人打架了，他不会问你谁是谁非，而是板着脸说“你看人家谁谁，谁见了都喜欢”。他把正直善良、好学上进的标准形象到了具体人身上，让我们在模仿中自我感悟、凝炼、升华。
14岁那年，我考上县城高中，准备去30里路外上学，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犹豫再三，脱下那双破的已经露出大拇指的胶鞋，穿上母亲新做的布鞋，没想到父亲突然发火了：“明明天下雨哩，还穿布鞋？念个书讲究啥哩！”看他一脸冰冷，我鼻子发酸喉头发热，强忍着眼泪换上破胶鞋，自己背上行李去学校。快出村子了，委屈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就在我孤单影只踏上官道时，父亲骑自行车从后面赶了上来，夺过我的行李挂在行李架旁边，让我坐上车，送我去学校。也可能是看到了我发红的眼睛，30里路，父亲破天荒说了一路的话，解释他发火主要是让我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忘了做人的根本，不要和别人比吃穿，要比学习、比出息。口气不像解释更像是训斥。
日子一天一天地从眼皮下溜走了,对父亲的怨恨也在时光的流逝中没了踪影。那周星期六回家吃过晚饭，父亲突然对我说：“我这些天在公社粮站往粮垛上背粮食，一天能挣五块钱，明天你上学时跟我一块先去公社，我给你买件背心。”我心中一暖，嗯了一声。第二天一大早，我随父亲来了公社街道。商店还未开门，父亲让我等一会，他先去粮站干一阵活再来买衣服。
粮站在街道的东头，一栋有五六间房大的粮仓门口，码着几百麻袋粮食。粮仓里，黄得眩目的小麦堆得有几人高，粮堆上斜斜地搭着一张当梯子用的的木板，每高半步钉有一防滑的木条。几个来的早的人已经开始在往粮堆上背粮食。父亲在门口粮垛旁先蹲下身子，然后猛然发力，扛起一麻袋近200百斤重的粮食，往仓内粮垛上走去，沉重的粮袋从体积上看，都比瘦弱的父亲大了不止一倍。等父亲踏上那斜搭在粮堆上的木板时，那颤颤巍巍的木板不堪重负的咯吱了起来，父亲两手紧紧地抓着搁在肩上的麻袋，吃力地平衡着身体，努力向上面爬去，粗重的呼吸声听得我非常揪心。几趟下来，汗水湿透了父亲身上的背心，正在褪皮的肩膀上又被麻袋磨得发红并肿胀了起来。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当父亲从商店给我买好白棉背心，叮咛我上学路上当心时，我再也兜不住眼泪了，颤声叫了一声“爸”，就转身跑开了。
我高中毕业时，全班60多人只考了5名大中专生，我没考上。只好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着16岁的我身材矮小单薄，父亲叹息着说了一句“房檐水照窝窝滴哩——跟我一样！”
他想让我跳出农门却又无能为力。我想去当兵，体检合格了，却因为年龄不满18岁而被刷下了。当得知同村一初中还未毕业而且手指还有些残疾的青年，因给接兵的送了一箱苹果而入伍时，我发誓再不会去当兵了。村上招考民请教师，初中毕业生都接到了通知，我却没有，后来才知人家早有内定，考试只是为了走形式。父亲一头黑线，眉头皱成了疙瘩，但却说：“现在政策好了，当农民也不见得不好。咱不求人！”
后来，我因为农闲之余写一些文章，被县广播电台招聘当了记者，父亲的眉头才第一次舒展了开来。也似乎随着我的“出息”，父亲的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心了。 特别是5年后，我通过考试被招录为国家正式干部时，父亲终于露出了笑脸：“你确实给咱家争了一口气！”
父亲51岁就离开了我们，让我们至今愧疚不已。父亲在世时，我们总觉得父亲身体健康，而没有抽时间带他去体检过一回。总想着等自己情况好点了，好好孝敬一下他，可却最终陷入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心痛沼泽里。
“十月一”，送寒衣。凛冽的寒风在山尖上呜呜地吼叫，冰冷的雪花刮到脸上像刀割一样。我们兄妹3个又来到半山腰的父亲坟前，给父亲送“寒衣”，摆好供品，上好香烛，跪在坟前，点燃冥纸冥币，望着被风吹起如黑色蝴蝶般漫天飞舞的纸灰，我的眼泪兜不住了，爸，我们看您来了，您在那边还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