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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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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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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思念


花儿凋谢了,叶儿枯黄了,灰色的云笼罩了天空,树木忧伤了,随后雪落了下来。

冬天来了,我又想起了父亲。

到今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

父亲一生刚强,那年初冬突然间就病倒了。那时我还在县人武部工作,赶紧送父亲去住院。可一月之后,父亲还是离开了我们。对父亲的突然离世,我除了哀痛外,更多的是震惊,生命的无常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无奈。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民,文化不高,但却是村里数得上的有威望的人。打我记事起,他就当村干部,生产队长、大队民兵连长、大队主任,等等。大到带领群众开展生产劳动、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小到处理村民纠纷,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在我的眼里他的形象光辉而高大。特别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带领几十个民兵,背着长枪,骑着自行车,一字排开,沐浴在晨光里,去公社集训的场景,像一幅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打开记忆的相册,都会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干部就会得罪人。虽然大多数人拥护他,但也有个别人反对他,说他不讲人情。为此,每当吃饭时,爷爷总会拉着脸数落他:“要会说话、会做事,少惹人,惹下人是自己的……”父亲不耐烦地说:“干事哪有不得罪人的?你看那些反对我的都是啥人!懒人、私心重的人、品行不好的人……”爷爷气得花白胡子乱颤,手里的筷子叭地往桌子上一放,转身走了。

说归说,事后父亲还是会注意很多。记得那年,有一个被公社定性为“坏分子”、绰号“狼”的男子,因“犯事”逃脱了组织监管。公社指示大队,派民兵迅速追捕归案。父亲带人在相邻公社跑了一回,找见了“狼”但却没有带回来,给大队汇报说“狼”被控制后翻墙跑了。其实是他私下把“狼”给放跑了。因为 “狼”之所以被定性为“坏分子”就是说了几句不讲政治的话。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那时确实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公私分明,从不占队里一分钱便宜。有人为了巴结他,私自送队里一些东西给他,他不但不要,还要把来人说道半天。天大旱,地里庄稼长得像猴毛。收上场,必须先交公粮,才能给群众分口粮,可有些人家粮食早就断顿了。父亲背负“犯政治错误”的危险,私下作主先给大家分一点,然后再交公粮,让很多人家度过了饥荒。以至于时隔30年后,我回乡见到一位故人时,他还感慨地说父亲是个好人,当年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

1976年,爷爷在祖籍的泾河南岸走了一回亲戚后,极力让我父母亲迁回河南面生活,理由是河南面川地多,生活条件相对好。尽管父母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最终架不住爷爷的威逼,只好迁回了老家,两年后,我们3个子女也相继脱离爷爷奶奶的照顾,回到了父母身边。

迁回老家,父亲不再担任大队、生产队干部,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社员。生活极度拮据年代的农村,艰苦的劳动、陌生的环境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宗亲极少的情况下,一些人对外来户的欺视。那好像分食了人家口粮而产生的怨恨眼神,像刀子一样会扎得你心里鲜血淋漓。父亲很苦闷,但却不向那些人低头,耿直的秉性不改,话里见不得虚伪,眼里容不得沙子,嫉恶如仇。为此,有些人一直想找机会整治他。结果那年大包干时,终于有人以当年合作化时我家没有给本队入过耕地耕牛为由,不同意给我家划分承包地。并且牵走了在生产队组织的抓阄中我家分到的一头耕牛。父亲受到的打击空前激烈,坚决要求返回河北面去生活,爷爷却始终不松口。后来,公社派出工作组,才给我家补划了承包地。

父亲教育子女身教重于言教。特别是年岁大了以后,对待我们很少温言细语,学习成绩差了,他不会说你要如何如何学习,而是板着脸问“别人咋学的”;和别人打架了,他不会问你谁是谁非,而是板着脸说“你看人家谁谁,谁见了都喜欢”。他把正直善良、好学上进的标准形象到了具体人身上,让我们在模仿中自我感悟、凝炼、升华。

14岁那年,我考上县城高中,准备去30里路外上学,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犹豫再三,脱下那双破的已经露出大拇指的胶鞋,穿上母亲新做的布鞋,没想到父亲突然发火了:“明明天下雨哩,还穿布鞋?念个书讲究啥哩!”看他一脸冰冷,我鼻子发酸喉头发热,强忍着眼泪换上破胶鞋,自己背上行李去学校。快出村子了,委屈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就在我孤单影只踏上官道时,父亲骑自行车从后面赶了上来,夺过我的行李挂在行李架旁边,让我坐上车,送我去学校。也可能是看到了我发红的眼睛,30里路,父亲破天荒说了一路的话,解释他发火主要是让我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忘了做人的根本,不要和别人比吃穿,要比学习、比出息。口气不像解释更像是训斥。

日子一天一天地从眼皮下溜走了,对父亲的怨恨也在时光的流逝中没了踪影。那周星期六回家吃过晚饭,父亲突然对我说:“我这些天在公社粮站往粮垛上背粮食,一天能挣五块钱,明天你上学时跟我一块先去公社,我给你买件背心。”我心中一暖,嗯了一声。第二天一大早,我随父亲来了公社街道。商店还未开门,父亲让我等一会,他先去粮站干一阵活再来买衣服。

粮站在街道的东头,一栋有五六间房大的粮仓门口,码着几百麻袋粮食。粮仓里,黄得眩目的小麦堆得有几人高,粮堆上斜斜地搭着一张当梯子用的的木板,每高半步钉有一防滑的木条。几个来的早的人已经开始在往粮堆上背粮食。父亲在门口粮垛旁先蹲下身子,然后猛然发力,扛起一麻袋近200百斤重的粮食,往仓内粮垛上走去,沉重的粮袋从体积上看,都比瘦弱的父亲大了不止一倍。等父亲踏上那斜搭在粮堆上的木板时,那颤颤巍巍的木板不堪重负的咯吱了起来,父亲两手紧紧地抓着搁在肩上的麻袋,吃力地平衡着身体,努力向上面爬去,粗重的呼吸声听得我非常揪心。几趟下来,汗水湿透了父亲身上的背心,正在褪皮的肩膀上又被麻袋磨得发红并肿胀了起来。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当父亲从商店给我买好白棉背心,叮咛我上学路上当心时,我再也兜不住眼泪了,颤声叫了一声“爸”,就转身跑开了。

我高中毕业时,全班60多人只考了5名大中专生,我没考上。只好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着16岁的我身材矮小单薄,父亲叹息着说了一句“房檐水照窝窝滴哩——跟我一样!”

他想让我跳出农门却又无能为力。我想去当兵,体检合格了,却因为年龄不满18岁而被刷下了。当得知同村一初中还未毕业而且手指还有些残疾的青年,因给接兵的送了一箱苹果而入伍时,我发誓再不会去当兵了。村上招考民请教师,初中毕业生都接到了通知,我却没有,后来才知人家早有内定,考试只是为了走形式。父亲一头黑线,眉头皱成了疙瘩,但却说:“现在政策好了,当农民也不见得不好。咱不求人!”

后来,我因为农闲之余写一些文章,被县广播电台招聘当了记者,父亲的眉头才第一次舒展了开来。也似乎随着我的“出息”,父亲的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心了。 特别是5年后,我通过考试被招录为国家正式干部时,父亲终于露出了笑脸:“你确实给咱家争了一口气!”

父亲51岁就离开了我们,让我们至今愧疚不已。父亲在世时,我们总觉得父亲身体健康,而没有抽时间带他去体检过一回。总想着等自己情况好点了,好好孝敬一下他,可却最终陷入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心痛沼泽里。

“十月一”,送寒衣。凛冽的寒风在山尖上呜呜地吼叫,冰冷的雪花刮到脸上像刀割一样。我们兄妹3个又来到半山腰的父亲坟前,给父亲送“寒衣”,摆好供品,上好香烛,跪在坟前,点燃冥纸冥币,望着被风吹起如黑色蝴蝶般漫天飞舞的纸灰,我的眼泪兜不住了,爸,我们看您来了,您在那边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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