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我的麻黄湾

2平凉市崆峒区柳湖乡的麻黄湾村，一共有九个村民小组，我的家在第九组，村庄名叫扇子庄。我曾经品咂过这个名字，也问过大人，为什么我们的村庄它不叫个别的呢，比如说马家湾、柯家沟，或者是王家梁、马家嘴头。然而，偏偏她就叫做了扇子庄，听听，一个挺有意思的名称。

父亲说这是有因由的，你看看，往山下看，南面泾河蜿蜒曲折东去，东边虎山，犹如一只平卧在泾河边上的老虎，老虎头正伸进麻黄湾，老虎的躯干和四肢此东向西，在冬天落雪时从泾河南岸看的非常清楚。再往南，过泾河，一条南北轴线上依次是准备建设的市委，政府大院，绿地广场，柳湖公园，崆峒区区委，政府所在地韩王府，再往南是近年来新建的南山公园，南山公园的山势及建筑风格与南京中山陵及为相似，只是规模、气势上不及，左手向西是青龙村，显然符合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筑城原则，而这虎山正是当年王辅成兵变平凉，被清王朝镇压安放一百门红衣大炮的虎山。麻黄湾沟深有水，近几年封山育林，已经绿树成荫了，湾里的全都搬到新建的位于沟前的新农村了。现在城里人每年暑期，三五成群，拖家带口进麻黄湾休闲，避暑，也有三五家农家乐，车水馬龙，游人不断，从沟底有一条路可上塬上的大秦乡的东九村，那是一个回民乡。麻黄是中药，麻黄杆杆解表发汗，根根收剑止汗，小时候沟沟岭岭都长有麻黄，父亲只让拨，不让挖，说根挖断就不会再长了，拨的麻黄捆成一个个小把把，晒干后交给医药收购站，一斤能卖三毛前，沟里还有柴胡，黄芩，地骨皮，甘草等，每每放学后去挖药，好点可供一家人的油，盐及煤油针线钱。

文革时我六岁，六月天，麦子刚收割完，我们一家人在北山头上拔胡麻，这一年天气旱，胡麻苗从土里钻出来后基本上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水，所以胡麻和别的庄稼一个样，植株低矮，果实羸弱，麦子没办法用镰刀割，我们用手拔了。胡麻自然也用手拔。拔胡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二十天前所拔的麦子其实要好拔得多，胡麻枝干很坚硬，一根根从手心里捋过，地面干硬，拔一会儿就手心里火辣辣地疼，疼着疼着就起了水泡血泡，泡破了，疼得钻心。这样的胡麻，一亩能不能打半袋子都还是个疑问。父亲说把这收了个啥，一年苦白下了！依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收了，直接拉来牲口犁地就是了。母亲坚持要拔，其实庄里的人都在拔，没有谁家因为庄稼长得薄而放弃了收割，大家无不趴在各个山头山洼上，认真而失望地进行着收割。就在那个拔胡麻的午后，我们兄弟姐妹6人坐在高高的北山上，俯视着村庄的全景，按照父亲说的仔细去看，还真发现村庄的模样像一把扇子。山脚下那道深深的沟，沟分出的岔沟，多么像扇骨啊。依山势居住在北山南山脚跟的四十来户人家，房屋窑洞挨挨挤挤地排列着，杨柳杏树榆树绕着房屋生长，屋前屋后是一块块苜蓿玉米菜园子，再往远处就是庄稼地，组成了一幅笼罩在淡淡的黄土尘烟下的山居图。

我们对庄稼是珍惜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一遍遍教导一个道理：五谷杂粮养活了我们，万万不敢糟践五谷！所以对于五谷，刚刚懂事的娃娃也都知道尊敬，谁家娃娃将馍馍渣儿掉地上了，就得捡起来，吹了土喂进嘴里。那些实在太小没法捡起来的，还是不会浪费，家里养着鸡呢，鸡只要看着某个娃娃手里拿个馍馍疙瘩吃，早早就赶过来，在一边等着呢，落进土里的哪怕比尘埃还小的馍馍颗粒它们也会用灵巧的嘴巴捡起来吃掉。谁家娃娃要是胆敢用脚板将落地的馍馍或者饭粒踩踏，那么人人见了都会大怒，骂其不知好歹，糟践五谷，那就是吃屎的货色。干旱的土地清贫的生活，早早教会每一个人学会了珍惜。

从此我觉得麻黄湾这个名字好，贴切，在周围众多土里土气的村庄中，它的名称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麻黄湾几十户只有李姓和周姓，我家姓周，是大户，麻黄沟圈的半山腰，有一个向羊鼻子的小山，山前有一块之亩大的平地，靠山修一房子，似庙非庙，似祠堂非祠堂，房子内靠墙处有一土台，即无塑像，也无挂像，每年腊月三十，我们周姓的所有男人，不管是爷爷，孙子都去烧香，叩拜，我不知到底是纪念谁，父亲说，周家不是本地人，是清乾隆年间从河南逃慌而来的，本家在河南黄河边的孟什么县，祖先到底是谁，他也不知道，只是年年如此而已。我们小时候，麻黄湾没有学校，村上的娃娃只能到塬上的东九村去上学，东九村是个纯回民村，村里大多数人姓白，也是从河南来的，也许是乡情，两个村子山连山，水连水，小时候吃水都要到麻黄湾的沟里去抬和挑，我们平时去得最勤的地方，就是水沟。我们一庄人的吃喝用水都在沟底那眼泉里，水不会自己跑到每家每户的大缸里来，得我们去挑，用扁担桶子把它们担回家来。我家的用水除了母亲去担，大多时候由我和哥哥抬回来。一根长木棒，中间是桶子，抬起来晃晃悠悠走。记得我兄弟俩将我们生命里的第一桶水抬进门的那个下午，母亲笑呵呵说我的娃长大啦，能给妈抬水啦。当晚母亲在开水锅里为我们每人带了个煮鸡蛋，算是对我们的奖赏。

那时候我是很不愿意和姐姐一起抬水的，一根长木棒，等于把我和她拴在一起，她向左我就不能向右，她说快我就不能慢，我们必须节奏和步调一致，这样桶里的水才能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要是我俩中的谁闹别扭，那么等一桶水抬到家，肯定只剩下半桶，都洒在半路上了。大人当然希望我们能抬着满满一桶水回家。抬水时我就得处处受姐的约束，我多么渴望早一天长大，早一天摆脱姐姐的管教和训斥。直到有一天，母亲给姐姐做了个小扁担，一头挑起一把铁皮壶，一头挂的是大人换水用的塑料罐子。母亲不放心，一遍遍叮嘱，小心啊，千万千万小心，可不敢把罐子绊了，绊破就麻达了。姐姐兴冲冲跑出门，向沟里奔去。她长大了，母亲承认了她的长大，她能独自担水了！抬水的人换成妹妹，只不过她站在我原来的位置，我站到了姐姐站的地方。现在轮到我教训人了，妹妹脾气倔，为了抬水，我和姐姐间上演过的闹剧现在又开始在我和妹妹之间重复。

没留意，我也能担水了，后来妹妹还有最小的弟弟也能独自挑着桶子担水了。这时候，担水不再吸引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中，我感到了辛苦。担水真的很辛苦，一对大桶子，装满了水，然后挑在肩膀上，一步一步沿着黄土台阶往上走。从沟底走到沟岸，一共有九十五个台阶。我常常一边走，一边默默数着，这样能暂时忘记肩膀上的疼痛。这些台阶是沿着崖壁用镢头开辟出来的，很陡峭，如果站在最上面垂直向下看，有心惊肉跳的感觉。我常常看着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和很小的娃娃，不无担忧地想，万一有一天，谁一脚踩空，掉下去可怎么办？一定摔得粉身碎骨。幸好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平安。

要是不担水，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去沟里走走，看看，倒是很有意思。每一个台阶都被铁锨铲得平平的，上面被大伙儿的脚步不断踩踏，地面变得光滑洁净，随便哪一个，一屁股坐上去歇缓，觉得很惬意。从岸下走到沟底，再从沟底爬上岸，会发现这些台阶像艺术品一样美。然而，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会有。姐姐是村庄里第一个上过初中的女娃，我一有空闲就躲在后院柴窑里看书，抱着一本书一看就是大半天，往往将身外的琐事全部忘掉，动辄招致母亲一顿烧火棍便也成为家常便饭，母亲说姐姐不像个女娃娃，像个二流子，念书念出了一身好吃懒做的毛病，将来可怎么找婆家啊。

沟底的一眼泉，一直很旺，干旱的年景里，它也静静地渗出水来。冬天，水溢出来，泉口结起了冰，一层层累积，越积越厚，用铁锨也铲不掉，最后我们只能给水瓢按上几尺长的木把，还得趴在冰上，才能舀到水。开春的时候，泉边的冰消融了，沟底到处是稀泥，穿单鞋根本到不了泉边，人们穿着笨重的雨鞋弯着腰往泉边挣扎。这时候担一担水总能累出人一身汗。大伙儿就苦着脸抱怨说这水比油还金贵了。夏天是最好的时候，路面干燥，沟底到处是碧绿的野草。泉水清澈地流着，里面映出蓝的天，白的云，岸上的柳树，泉边的人影。我喜欢一个人担水，没人的时候，静静坐上一会儿，望着泉，碧油油一泓清池，水波安静地看着我，恍然中我会觉得它是一张面容，一定是我隔世的某一位亲人，它湿漉漉的目光摩挲着我，它要说什么呢？它什么也不说，就这么安静地醒着，看着一个个担水的男女来了又去了。对于麻黄湾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在沐浴着这眼泉的恩泽，真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它，在打不出水井的扇子湾，我们还怎么活下去。每一个婴儿出生后，都要用这泉里的水洗浴。每一位老人病逝后，都要用这泉里的人洗浴。

小时候上学，最热闹的是看东九村的清真寺，啥时修建的东九村人也不知道，在村庄最中间，东西南北的路在这里会合了，一个四方的小土台子上，清真寺最有威望和权力的是阿訇，是一位姓马的中年人，他中等个子，一张很和善的面，眼睛细细的，看人时喜欢微微地眯起来。每周五的时候，或者放假时我混在一帮娃娃中去寺里念经，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由阿訇写上经文，念会了，再写下一页。寺里的教学方式很随意，不像学校是统一进行的，寺里要零散得多，念多念少，全屏娃娃个人的态度和天性是否聪灵。那时的冬天似乎分外冷，阿訇房里生着一个小火炉子，一大早我们都挤在阿訇的小房子里，阿訇似乎不嫌人多，一个个挨个儿清经，就是将昨天阿訇写出的一页经给阿訇念一遍，要熟练，不能磕磕巴巴。女娃娃念会就行了，男娃娃还要学着写。不用功的娃娃就得伸出手，阿訇用一个大木板子在手心里打上几下。我好像挨过一次板子，却不怎么疼，孩子们也都不疼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挨打后脸上都笑嘻嘻的。等太阳出来，照在大殿的台子上，我们就一窝蜂跑出去，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念经，或者打打闹闹。阿訇就跪在小炕上的一个木桌子前念经，很大很厚的《古兰经》打开着，阿訇会戴上一副框子很大的眼睛，他念经的样子真的很吸引人，我常常躲在窗外偷偷看，看出了神，真是佩服他啊，那一页页满满的都是黑压压的阿文，他徐徐缓缓地念着，很少有磕巴，有时候似乎是遇上困难了，皱着眉头静静地想着。许久，可能累了，头歪在墙上靠住，休息一会儿，跪端正了，接着念。下午，天气暖和的话，阿訇会出来和我们一起玩一会儿。我们围成一个大圈子，玩丢沙包，似乎玩得最多的就这一个游戏，玩几个回合，他教我们唱歌，唱的是经歌儿，大意是劝诫人们作为一个穆斯林要及时做礼拜封斋散天课等功课，还要行善。我们那时候是不懂大意的，倒是那调子极为柔和舒缓，像山上人们吼的花儿，又有些不同，没有那么粗放，轻柔舒缓，带着淡淡的伤感。我们用嫩嫩的童音齐声念唱，阿訇微微笑着听。等到开春了，小学校开学了，地里的农活也开始了，一部分孩子上学去，一部分帮家里干活了，寺里念经的没有几个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经过寺门口，发现寺院里的小花园里开着一些花，乘着阿訇在大殿里礼拜的功夫，我们溜进去摘花儿，有灯盏花儿，七叶花儿，八瓣梅，都是些易于种活的常见花儿，我们每人摘一些，呼啦啦跑出寺门，不知道阿訇出来见了会作何感想。现在我朋友多，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是那时一块玩耍的回民朋友，我偷着学《古兰经》父亲是不知道的，要是知道还不打死我。

麻黄湾的沟底下的水泉边有一个山神庙，门向着东边开，出了门，前面一条路直直通往东边村口，一条岔路则通往了北山。就在这北山路上，离庙百十来步处有几棵老柳树。三棵，后来两棵死了，被挖掉了，剩下一棵顽强地活着。奶奶说自己嫁来的时候这树就长在那里，算来有一大把年龄了。树身得两个人合抱才能抱住，柳树皮粗糙狰狞，边长边破裂开来，里面流出黏糊糊的汁液，不知道是水还是树的眼泪。有人说树上窝着喜鹊，有人说树下的洞里有蛇，总之我们看着树有些怕，不敢去它下面歇阴凉。有两年，树似乎是要死了，枝叶干巴巴的，过了几年却又活过来了，枝叶铺展开来，像一柄伞，撑出一个圆形的绿荫。在村庄所有的杨柳树木中它是年纪最大的长者，早早晚晚它一直站着，用灼灼的目光看着我们的村庄。

村庄最东头一连四家，按辈份是我的堂兄，和我父亲同样大，弟兄三个，老大，不知叫啥，我们都叫他椿木腿，事实是下肢静脉曲张，我是有印象的，很老的一个老汉，眼睛有些怕人，一个眼皮破裂出一个豁口，而且他的眼皮特别红，里面的肉微微翻出来，充满了鲜红的血丝。姐姐说那是小时候放羊被狼逮住，一口扯豁了眼皮，我们看见他就害怕，老远躲着。老汉常年放羊，老汉有个毛病，见了狗就打，轮着鞭子狠狠打，很绝情，据说是幼年时候出门讨饭被恶狗伤过，所以一直恨狗。大伙就给他起了个诨名叫超打狗，在这里超就是傻的意思。超打狗自己落了个难听的外号不要紧，他的儿子们跟着遭了秧，被大伙喊成狗儿子，孙子便是狗孙子，我们说起那几家人时就直接说狗家的某某，不用解释大伙就知道指的谁。其实大伙并没有多少恶意在里面，就是喜欢给人起外号，比如有的人被喊作蛤蟆，他的儿子就成了蛤蟆儿子，还有人叫瘦猴儿，挤眼子，斜眼子，大舌头，狼嘴，矬子，瓦罐子……也有给女人起外号的，比如大白脸，一阵风，闲话筒，碎妖精，等等。如果仔细地去考究，就会发现这些外号实在是很妙，很形象，生动简介地概括出了一个人最大的特征，外貌上的，或者性格上的。实在说不上人们为何要这样，有时候叫着叫着，一个人的本来姓名倒是生疏了，外号就成了大家公认的名字。

椿木腿有四个儿子，三个姑娘，大儿子叫福成，二儿子叫福奎，三儿子叫福元，老四叫福钱，福成上了中专，毕业后在504厂任技术员，福奎也上了中专，毕业后在省建筑公司，官至付总，小儿子福钱只上了高中，但很有能力，算的上是村上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早年担任村里的生产小队长，包产到户后，又当了村上的文书，主任和支书，后来被年轻一辈接任，他在种地拉扯孙子之余，还给村庄里的人接骨还卯。大人干重活，扛一口袋粮食，抱一蛇皮袋洋芋，拉一车子粪土下山，或者其它的农活儿，免不了会拧了腰错了卯，脱了臼折了骨，一来离医院太远，二来花不起钱，就去叫福钱给摸摸，揣揣，捏捏，扽扽，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一般情况下经他手捏弄捏弄，还真会好转。娃娃们骨头嫩，玩耍时最易脱臼，疼得哇哇哭，女人们抱去叫马福有给捏一捏，卯就还上了。福钱还有个绝技，就是给牲口看病，尤其牛和驴。牲口是吃草的，草料中的二茬子苜蓿，别看嫩嫩的，却最容易胀牲口，牲口贪吃，吃的猛了，多了，就会胀住，一会儿功夫肚子就跟吹胀了气一样涨起来，嘴里泛出白沫子，如果不及时救治就会死掉。还有驴子容易害蹄癀，生口疮，牛也生一些说不清楚的病。牲口当然不会跟人说它哪里不舒服，这时候就得叫福钱看看了。福钱来了，摸摸肚子，拍拍脊梁，捏捏脖子，询问一番，就能下了结论，叫如何诊治。一般都是有效果的。后来才知道，福钱高中毕业后曾在县红专学校读过两年的书，后又凭着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摸索出来的。而他不管看了人还是牲口，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大伙儿说一声麻烦了，抽支烟就可以了。他只是和蔼地微笑着，似乎这样为大伙白白忙活于他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相对兄弟几个，福元的命最苦最差，小时候逃学，不念书，随父亲椿木腿放羊，最拿手的本事是学女人哭，把羊赶上山，坐在沟边，没事就开始哭，有时哭得惊天动地，常惹得邻村人观看，加上山谷的回声，现在回想起那种苍桑与悲伤好像与他命运有关。改革开放，土地承包，他有不会农事，种地，碾场都不行，二十八岁才结婚，媳妇是东九村的，曰子过的紧巴巴的，一九九二年麦收时，和媳妇吵了架，并动手打了媳妇，媳妇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救过来，留下三个孩子就这样走了，娘家人来闹了几场也没个啥结果。媳妇走了后福元更无话，见人也不打召乎，头发不理，胡子不刮，四十多岁的人像七十多岁，每次回家我送过香烟和旧衣服，但一直未见穿过。大概一九九五年春节时的三十晚上，福元和几个孩子吃过团圆饭，喝了些酒，一觉睡得再也没醒来，享年只有四十六岁，下葬时全村人都去了，这样三个学习很好的孩子都成了孤儿，当时村里自发组织，又向镇上，县上汇报后，由县镇民政部门出面，光彩事业帮助，最感人的是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一对退休的老教授主动承担了两个孩子的一切费用，从初中，高中直至大学，三个孩子也争气，一个上了天水师院，一个上了兰州石油职业枝术学院，最小的一个在北京上了学，现在北京一个县教育局工作。今年清明节那天，我去给父母上坟，曾遇见福元的三个孩子，也去给爷爷，奶奶，及他们父母上坟，一行开着车，十几个人，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福元在九泉之下，若有知，定会感谢党和政府，感谢众乡亲的。

村西的拐三娃，叫永奎，老汉是一位老志愿军。据说当年上了朝鲜战场，打坏了一条腿，上甘岭战役胜利了，朝鲜战争胜利了，只好复员，后来每年能拿到政府发的补助，虽然不多，不足以养活他和他的家人，他也得下地劳动，其实他是个很出色的农民呢，这还是很让他面上很光彩，永奎是积极分子，村上有啥活动都参与，小时候麦收时由他召集我们一大群孩子拾麦穗，按斤计工分，永奎叔有一女一儿，老婆当家，儿子上学后现在成都工作。女儿叫巧花，那时穷，十八岁嫁给了在县建筑公司的工人李和平，据说当时的彩礼是个农行存折，有一万多元，永奎叔的老婆信已为真，姑娘出嫁后三年，也有了孩子，急用钱去取钱时才发现折子上只有36.66元，当时气的一头栽倒，好在没发生偏瘫。本来木已成舟，好好过日子就行，偏偏李和平不学好，嗜赌，把家里弄的不像个家，大年三十，还被人索赌债到家，巧花一气之下，借酒性把李和平给用绳子勒死了，巧花也被判了十二刑，巧花的孩子被弟弟接到成都，永奎走了后回来过一次，再没见过面，如果好也该有孩子了。

我的堂叔，是个哑巴，年龄大我十五岁，我们从来没有叫过他大大，而是喊作哑大大。哑大大结婚时已经是三十好几了，媳妇也是个哑巴，是东九村姓白的回民，比哑大大大着几岁，不过这不要紧，我的哑巴婶子很攒劲，如果只是看外貌的话，她并不比扇子湾的任何一个攒劲媳妇差。哑大大成亲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晰，那间北房被拾掇了，布置成了新房，那是我记忆中最为漂亮的一间新房。姑姑还没有出嫁，哑大大的新房就由她给拾掇，父亲从村文书处拿来一沓画报，姑姑将每一本封面的一个女郎放在正面，沿炕上的墙面糊了一圈子，我数过一共十七位女郎，十七个不同面孔不同衣着的女人，一律面向着我们，目光炯炯地看着。新婶子娶来了，村庄的人都啧啧着嘴巴说攒劲得很，要不是个哑巴，那真的就很难得了。有一天我母亲和父亲为什么在打嘴仗，母亲气哼哼说你要是嫌我丑，何不早日娶了哑巴那样的，早晚看着多美气！父亲骂不过，低头吱吱地喝茶。后来想起来，那时候的哑婶子真的很俊美，连向来自诩长得不错的母亲也自惭形秽了。一年后阿姨生了大女儿，我随母亲去看。给一个坐月子的人做伴是很无聊的，尤其是哑巴。月婆子的房里味道很不好闻，门窗都捂得严严实实，孩子屎尿不断，就连婶子的水火也是在屋内进行，由姑姑把一个瓦罐子提进来，之后提到茅房里倒掉。后来因去要东西，我曾进过一次，坐在炕里，炕被姑姑烧得很热，简直滚烫滚烫，阿姨和孩子一直睡觉。我瞅着头顶那一排女子，她们也用灼灼的目光瞅着我。我觉得寂寞，就一个一个看她们，这些女人和我们村庄的女人是不一样的，不光长得细皮嫩肉，穿戴也不一样，头发不是烫着卷儿就是光溜溜披散着，没有戴盖头搭手巾。而回民的女人，从结婚那天起，就把头严严地包起来了，不管是多长的头发，有多乌黑顺滑，都得包起来，不能叫阳光和外人看见，这样一直到老都不能露出来。所以，村庄里的几个回民媳妇，我们是无法知道她的头发露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只有那些近几年嫁出去的女孩子，见到她们做了新媳妇羞涩的面容，头上的手巾，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她之前垂着辫子的模样来。其实戴上头巾并不是说不好看，有时候其实很好看，连一些原本长得难看的人，可能因为戴了帽子倒显得分外受看了。村庄的女人总是很苦的，一年四季总是忙忙碌碌，难得清闲。农忙了跟在男人身后劳作不息，即便在寒冬季节，男人们可以缓一缓，女人们哪里有工夫歇缓呢，老人丈夫娃娃一大家子的人等着她做鞋呢，每人三四双，都得一针一线才能做出来，敢偷懒吗，不敢，那么多的脚等着穿鞋呢，干活的人常年在泥土里打滚，鞋子费得出奇，哪个女人敢马虎呢。还有缝缝补补洗洗浆浆柴米油盐的事情呢，哪个女人有工夫保养自己的脸面和身材呢？村庄里的女人都是坚强甚而泼辣的，在生活的泥浆里打着滚儿，一路帮男人把日子往下撑，如果说生活是一首婉转惆怅的歌曲，填歌词的是男人，那么，谱曲子的就是女人。因为了有了她们，村庄的日月才有了温暖。

麻黄湾地方不大，扇子湾地方更小，大家舍不得将多余的土地开辟成院子，大伙儿居住的很紧密。常常是一家紧紧连着另一家，一堵墙的两边就是两户人家，这边鸡鸣犬吠那边孩子哭闹，这边晚饭吃的荞麦搅团那边早晨煮的洋芋，声音味道便在邻里间游窜。虽然免不了会有些家长里短的纠纷，但大多人家还是能和睦相处的，并且几十年里你来我往亲密无间。我家的左边就紧紧挨着另一家，男人嘴巴大，人送绰号狼嘴。狼嘴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平平凡凡的一个男人。值得书写出来的是他的女人，一个从陕西来的女人。由于她口语特别明显，很多年没什么改变，我们就叫她老陕女人。老陕女人爱笑，没事了趴在墙头上，喊我母亲拉闲。母亲往往是舍不下手里正干的活计，就一手做着活，一面和陕西女人东拉西扯地闲聊。一件小小的事情，也能叫陕西女人笑上半天。我记得她将头探出来，两个胳膊趴在墙头上，唧唧呱呱地说，笑，再说，再笑。有一天两个女人聊得兴起，眼看天黑了陕西女人还不舍离去，娃娃在那边催着要饭吃，她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长谈。有一天她忽然指着我们两家之间的这道土墙，说要是在这里开一道门多好，我们啥时候想拉闲了就可以方便地来往了。我母亲不置可否，只是笑了笑。晚上在油灯下，她给父亲说了白天的事。记得父亲沉默了一下，忽然说真是两个疯女人！墙上开门的事情当然没有付诸行动。母亲和陕西女人的友谊却一直延续着，我家做了好吃的，免不了给她家送一碗，她家念苏热或者称了肉，香味在院子里游窜时，平凉女人的脸就出现在墙头上，笑呵呵端给我家一份。为什么是陕西女人趴在墙头上，而我母亲总是坐在墙根下呢？借着玩耍的机会我们跑到邻居家看，原来她家墙根下有一个鸡窝，陕西女人是踩在鸡窝上和我母亲闲聊的。就这样一个成天乐哈哈的女人，三十年的有一天病倒了，狼嘴用架子车拉着女人去县城看，拖了半年，陕西女人病故了。她最后的样子我没有见到，我在省城里念书，母亲说瘦成了一把柴。陕西女人去世后不久，狼嘴就又找了一个寡妇。母亲很不满意狼嘴的行为，并且追着父亲问要是有一天我也完了，你会这么快再娶一个吗？父亲说你这女人疯了吗，吃饱了没事干尽问些鸡蛋上长不长毛的废话。母亲还是很伤感，为平凉女人鸣不平，为此她拒绝和狼嘴的新女人交往，就算隔着一道墙，她很少去那边窜门子，那边的女人也从来没有爬上墙头，笑呵呵喊我母亲去墙根下拉闲。

时光一刻不停地流淌，村庄的命运也在悄然变化。后来父亲走了，母亲走了，狼嘴也走了除了土地，什么也没留下……九十年后大部分人也相继走出村庄，更多的老人离世，更多的年轻人离开村庄出去打工。村庄一直默默地活着，像一个不苟言笑不善言辞的人，默默地接收着亡故的，送别着离去的，祝福着活着的。我常常望着我家的老坟院，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长眠在这里，就睡在父母的的身后，和亲人相伴，永远相守，那真的是一种别人无法理解也无法获得的幸福。

我熟悉村庄里的每一块土地，尤其我们耕种过的田地，还有我背着背篼铲过草放过羊放过驴的那些地方，我像熟悉自己这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一样地熟悉它们，热爱它们。从山脚到山顶，每一寸土地上都淌下了麻黄湾扇子湾人的汗水，还有些人最后睡进了泥土，化为泥土。　

村庄在五年前经历大搬迁。看着忙碌于搬迁事宜的人们，我想对于村庄里的人，可能是好的，为了生存，为了将生存变为生活，大家奔好日子去了，带着希冀怀揣梦想，可是对于村庄来说，一定是不幸的。我能想象，当所有人都离开，人去屋空后，整个村子便会陷入一片死寂，然后在漫漫岁月里荒为废墟。大大小小的路面荒芜了，那些曾经层层叠叠的脚印，被风吹乱，被野草淹没。那些常年劳作身子弯成一张弓的大爷巴巴，那些在黄昏呼儿唤女的母亲，那些戴着小白帽夹着经本踏着积雪去寺里的小兄弟，那些梳着辫子辫梢上飘着红纱纱的小妹子，清晨黄昏时候飘在每一户人家屋顶上的袅袅炊烟，那一面面土炕，一个个锅灶，一道道土崖，一间间土房子，一孔孔窑洞，留下了我们几辈人的生命痕迹，这一切，都将成为一场梦，留在我们这些在村庄里生活过苦过乐过渴盼过忧伤过悲哀过的人心里，成为永远的怀念的旧景。麻雀、乌鸦、喜鹊，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时拉出的弧线，蚍蜉蚂、屎趴牛、地蝼蝼、磕头虫、癞蛤蟆，它们的生命历程纵然短暂卑微，可是给我们清贫寂寞的童年生活增添了多少乐趣呀。

我的村庄，我的麻黄湾，已成为城区人休闲的地方，也已变了模样，随着时代，退出几辈人的生命舞台，但她没荒凉，也没有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