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树有魂

一大早会想起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基地的两棵核桃树，怪哉。

树，何时离开过我的眼帘？除了睡觉。办公室三棵植物中，两棵是树，名字叫不来，没问，只管它是树，被我呵护得旺盛，有朝气。我这人就有这点好，到我办公室的任何一棵植物我得要管饱，别人说给点水就叫管饱，我说当然，我只有得起这些东西都给了它，该算不自私吧。

居家有树，这是与自己的出身有关，家在五岭之一的萌渚岭，植被不用说，就是“大炼钢铁”的凶狠刀斧也没有把所有的树赶尽杀绝，打从我记事起，村里上百年的大树比比皆是，更不说我们称之为“大岭”萌渚岭上。

从小我就爱种树，常把一些好的苦楝树苗挖到自家的地上，还有枣树、李树、柿子树、桔子树、桃子树，多得五花八门，种树的好处是，可看可吃可用，一年接一年从未间断过的幸福着。比如种的桃子树，就在潇水河边，每年六七月，也是家里的荒月，也叫“慌”月。正所谓的青黄不接，揭不开锅的时候，桃子熟了，自然就有些许盼头。尽管是自己种养最后结出硕果累累，但作为孩子的我们是没有支配权的。每年都是桃树开花到桃子成熟再到树上只剩下密密匝匝的桃树叶子，心都被系在了那棵树上。偶下下河洗澡，会扎一个猛子从水底捞起一个拳头大小的鹅卵石狠狠地投向桃树，不管怎么偏倚，总有几个桃子中招，于是心满意足。

我去乡30余年，那些树有的在，有的不在了。我家自搬离祖屋到新居，自留地远了，树也自然成了野长的树，或有的被砍划做了其它用场，有的则被竹子围剿了，缺少了生活的空间。

到云南，号称“植物王国”，你说有树没有树，滇中尽管干旱少雨，但还不至于秃岭光山，寸草不生。买房后，我的首先要任务就是种树，然后才是室内装修。无树不成居，藏风聚气，有树则灵，这是我的观点。于是在我不大的院子里至少栽下了不下10种树。记得的就有李树、石榴树、枇杷树、枣树、葡萄树等等，最繁盛的是毛竹，已经成为篱笆，把房子的一面包裹了起来。

我从小对树就有说不出的深厚感情，别人破坏树我会觉得心疼，别人挖了抛弃的树苗我会不辞辛苦地带回家来种上，对自己种的树充满了数不清道不明的冀望，枯死，病死，这些树都会对我产生影响，或隐隐作痛，或大哭一场。

在我的思想里，树是整个村子最具气场的地方，每到暑气逼人的时候，往往最热闹的地方是村头村尾的大树下，无论男男女女，都会聚在这里，婆娘们家长里短，老年人把扇抡巾，孩子们追逐打闹，仿佛就是一方戏场子，尽管每天上演的戏大同小异，但都其乐融融。

湘南常见的是大樟树，村子的井旁必有樟树一棵，冠盖数十平方米的一块纳凉的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虾塘门口的大樟树、牛角湾村子旁的大樟树、邓家湾大井边的大樟树、五里营村头的大樟树、鲤鱼井公社旁（公社时候我结识过的）的大樟树。

大樟树的好好在不招虫噬，也不会有蛇出没，荫护一方，尤有蝉鸣，唧唧唧唧，那才有生趣，孩子们也才有个念想，常常于大人的呵斥而不顾，爬上数人围抱的樟树上粘蝉，然后丢在火里煨熟美餐。

蝉就是这样在记忆里消长，时而美妙被追捧，时候馋嘴被刀俎，一辈子矛盾着呢。

万万没有想到，北方的北戴河还会遇到两棵核桃树。

核桃树，我本不稀奇，我所在的楚雄有个县叫大姚县，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可见核桃在我面前仿如不睹。

来过创作之家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不被那两棵核桃树打动且留下烙印的，我只是随便百度了一下就有无数的篇什文章是描写那两棵核桃树的。因此，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树被那么多的作家、诗人写进文章里。

两棵核桃树的见识也会一般树所能见识，来过多少名家大家，而且来自大江南北。每一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巴金、夏衍、茅盾、丁玲、冰心、艾青、沫若、刘白羽、曹禺、王蒙、铁凝、莫言、蒋子龙、邓友梅、玛拉沁夫，太多的你耳熟能详的名字，不一一赘表。不能说是核桃树与这些作家有缘，而是作家们为寻缘到此，不是邂逅，而是修来。人与人之间还要修来五百年换得擦肩而过，可见有缘不易，且必须珍惜。

再说核桃树，它们岂敢说每一次聆听的不是醍醐灌顶？每有闲适，人家都要三五成群地聚在核桃树下，大谈到经国大事，小谈到街头花边。

我看过蒋子龙的一篇文章《创作之家的“三老四小”》，去年邓友梅老先生到创作之家休假，把他的虎皮鹦鹉也一同带去了，这又多了人以外的一种生趣。蒋子龙在描写那只鹦鹉时，还颇带感情地，我猜想，大作家蒋子龙也十分受那只鹦鹉的感染，兴趣着——

“一老邓友梅，已经八十有三，留着小胡子，拄着轻拐杖，有时神情专注于某一事物会忘了拐杖，健步如飞。为人一如既往的随和风趣，他的房间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还因为他养了一只虎皮鹦鹉。此鸟极有灵性，常常会飞出笼子，在友梅老的头顶和肩头跳上跳下，主人若还不答理它，便拉上一泡屎，这时老头想不起来活动活动、想不跟它说话也不行了。每到吃饭时，鹦鹉就落在友梅的右手上，如果他迟迟不动筷子，鹦鹉就不耐烦地一遍遍催促，当他伸筷子夹起鹦鹉喜欢吃的东西，鸟儿就轻快地探头伸嘴啄上一点，若看到他夹起的东西不是自己喜欢吃的，就将头别向一边。而且只吃主人的筷子夹起的东西，自己绝不向饭碗或菜盘子下嘴。这只灵鸟给友梅老带来无尽的乐趣，也让创作之家的人感到神奇。”

核桃树见证的多了，不可不谓之形形色色，而且给每个来这里的作家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你看作家花之后写的：“那一棵核桃树我以为是庭院里的主角之一。她挺立在院落里的一隅，立足之位可遍看全院，其吸引人处在于她以充沛的精力伸张千手，撑叶奉果，上纳阳光下接地气，一片浓荫铺开一片阔地。这应是她专为侍弄文字的人们刻意准备的一处谈文论诗、交流心得的场地。创作之家的主人稍作打理布置，场地更加适宜。”作家洪忠佩称那两棵核桃树为“幸福的核桃树”，他说：“蔷薇、海棠、含笑、扶桑、莲花、美人蕉，以及油松、银杏、侧柏、水杉、柿树、石榴、无花果、核桃树，都是生长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院子里的花木。然而，无论油松、侧柏如何苍劲，银杏、水杉如何高耸，柿树、无花果如何挂果，还有海棠、扶桑等如何艳丽，都没有院子里的二棵核桃树那么引人注目......”。作家许大立告诉我的是核桃树下的一段“浪漫”：“核桃树沙龙。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院里有一大核桃树，枝桠虬曲，硕果累累，应该有好几十年树龄了。每天清晨、午后、日暮抑或夜晚，都有作家们在此品茗抽烟，或谈创作，或聊人生，海阔天空，悠哉乐哉。天津著名女作家航鹰戏称之为‘核桃树沙龙’。临别，航鹰老伴刘先生为我们演奏萨克斯，是为告别。”作家罗光辉把人在核桃树下晨昏午后的感受都写了个详尽。作家李文徳说：“二株核桃树撑起的遮阳伞，成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创作之家休假的作家们无约相聚的首选场所，虽然室内的空调昼夜唱着清风送爽的歌谣，但，文朋诗友们，总喜欢在果实碰头的核桃树下，融入让人乐而忘返曲高众和的无拘无束的自然氛围里。”作家田闻一写《难忘那株核桃树》应该可以代表所有来的作家的心声。文章最后写道：“银色的月光下，清凉的夜风中，邓老（有梅先生）站起来，很风趣地对我们抱拳一揖，飘然而去。夜风中婆娑起舞的核桃树，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也有一种微醉之意。”

我在此，已经不是微醉，而是酩酊大醉。

树不树或什么树我都不稀奇，但听人说，树长在哪里是有命数的，说到“命数”这就迷信了不是？但仔细琢磨，有似乎有道理。树在山塬之野，随性自由，无拘无束，即便有遮有挡，也不争且从容。落入人家的树就不一样，往往按照主人的意图，斫枝斩叶，去旁扶正，最怕的是落到邪恶蝎毒人家，大造大改，扭曲本性，媚态做作，哗众取宠，这不能不说就是树的命运。

他们说，人与树也有“八字合不合”的事情，多年来的观察，好像确有其事，一些人心丑毒的、专横跋扈的、奸佞谄媚的、小肚鸡肠的，屋间里种的“景观树”不论场所多宽敞、多通风、多富丽堂皇，但都非死即焉，要死不活。即便一时繁盛，也只是时日问题。

再以我观之，待树要像待人，不得马虎、苟且、哄骗；不能盛气凌人，不屑不顾，否则它会活得郁闷，生不如死。

因此，我对树的看法，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树不但有生命，还有精神和魂魄。记得中学生读鲁迅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其首篇《秋夜》就有描写树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有人这样解读鲁迅写枣树“语句简略而精炼，醒人深思，但更重要之处在于，‘树’作为一个融入了现代意识的意象从此被牢牢确立于文学史的一端，并持续影响着现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发展。”更有人进一步分析：“鲁迅诗中的树及其它植物的意象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屈原作品的启示：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离骚》）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山鬼》）

望长楸而太息，涕淫淫兮其若霰。（《哀郢》）

‘树’作为屈原感情和价值人格化的结果，隐喻了诗人冰清玉洁而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操，也成为诗人在那个已无可挽回的乱世中所坚定守持的一块精神高地，问题在于，心怀崇高的人生抱负和人格理想的屈原，始终未能走出儒家理念的牵引，诗人相信个体道德情操的完善可能性，在将这种道德完美理想赋予‘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神圣光环的同时，‘上下而求索’地在国家的历史形态中谋求着理想实现的可能性。”

看罢这些文字，我所记忆的创作之家的两棵核桃树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核桃树了，它是被赋予了人文精神的核桃树，是创作基地不可或缺的一员，值得记住，想念和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