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在上

这些年最想做的事情是想为永州市策划撰写一套“大型人文地理丛书”，众所周知，永州人文之厚积，地理之显耀，尤其可范可写。又生在潇湘，勿忘根脉，当是责无旁贷也罢，当是一己之好也罢，但都因为身不由己而只能想想。

还好，不管借何种之便，楚雄成全了我，不仅享受了《彝人天堂丛书》从策划到组织创作到出版发行的整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对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深究，也解了我对地方文化推崇发扬之渴。今又策划了《武定在上·人文地理丛书》（四部），已全面启动，成书在即，甚是心旷。

有人问，为何要取“武定在上”之名，又为何边地武定可以“在上”？这是我早几年就默念在心的事情。那时候一朋友刚刚到武定走马上任，我下乡来，有一次深谈。她这人我倒不好界定她是作家或者诗人，但她写诗、作过词，这是真的，而且对文化人特尊重。记得谈话从宣传武定开始，毕竟那时候我在报社，专司宣传，有条件，也有精力。后谈起为县上想几句切合武定实际，又朗朗上口，易于传播的宣传词，我当时就提出了用“武定在上，天下罗婺”一句。我不敢说词句字斟句酌到何种地步，至少表达是到位的，也易于记忆。这灵感来自于“燕归故里，斯文人家”的建水口号。

当时提出来就有个别人反对，说“在上”只能是天，更荒谬的是“武定在上”了别的地方就不在上了的逻辑。好得是私聊，没有摆上议事日程，嚷嚷便罢。

今重提“在上”，难免有人借题发挥，引来不必要的争议。在此，我对“在上”作简单辩析——

其一，在上。“在上”一词始出于《书·吕刑》，其有“穆穆在上，明明在下”一句，孔颖达疏为：“言尧躬行敬敬之道在于上位。”后因以“在上”尊称帝王。唐人郑万钧在《大唐故代国长公主碑》说：“翌日，勑使来问，口自附奏：‘在上千万珍重。’” 这个“在上也是指“皇帝”的意思。

其二，在上。在上是对长辈或上司等的敬语。在《水浒传》第八回中有：“ 林冲执手对丈人说道：‘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又在清人孔尚任《桃花扇·争位》中有：“元帅在上，小将本不该争论。”再在《儿女英雄传》第二一回中有：“众人连忙一齐跪倒，口称：‘太老爷在上，小人们都是些乱民。’”

我想这两者才是“在上”的本意。

当然有人会拿寇准的诗歌:“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来说事。“只有天在上”不错，但得知道，那是传为寇准年少时，其父宴请宾客，酒正酣时，有一客人忽然提议请寇准即席赋诗助兴，寇准欣然应允而作的《咏华山》。这里的“只有天在上”只是小孩儿想道出西岳华山的雄伟峻拔，而无尊天在上的根本意思。

还会有人以人们为什么把《易传》之所以崇尚自然，谈到“天地”时总免不了有一种崇敬感与使命感，作为理据加以反驳。冯友兰先生却说“天”之诸义中之一义，就有义理之天、道德之天。《易传》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有学者进一步说：“天地虽以‘生’为‘大德’，但天还是那个自然之天，地还是那个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没有某种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识，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样，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也不是如同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按照某种‘必然性’或‘先验法则’创造秩序和人类道德。这些都是实体论的说法，无论‘上帝”还是‘物自身”，都是绝对实体，而《易传》所说‘天’(或‘天地’)，并不是实体，而是‘大化流行’的过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体’”。

苍天在上，我之敬畏，这是传统，但道、儒等诸子百家以及君、臣、百姓的尊天思想里各有所需，各表不同，好些时候尊天也就成了实用主义的最好借口，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让人民享有安居乐业的幸福，其归根结底还是“道德所依”。

再说，武定不是简单的武定，武定是大明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变后削发为僧的地方。那部《大理古佚书钞》对建文入滇的文字记载可谓贯穿首尾，其在259篇史料中，便有数个篇幅数千字的描述。在武定狮子山的一处遗迹上，至今仍然可见一首《七言送怀》的诗——

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宫中云气散，朝云阁上雨声收。

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我说这位靖难皇帝的事并非是非皇帝是尊，更重要的因为这位皇帝给了我们无限的想像空间，才会让人觉得武定的神秘。又中国土官制度上推元世祖忽必烈征云南之前，少则有千年历史，后改土官为土司制度直到解放，也不下好几百年，武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土司统治的历史，其说土司文化源远流长，不是溢美之词。

武定彝族先民还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理应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尤其在酒歌、情歌文化方面，风格独具，不仅有娱乐价值，更有文化保护和传承价值。

武定改革开放40年，这里的人民充满了睿智并勤劳、奋进，创造罗婺彝都日新月异的奇迹。

武定在上，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对武定文化的敬仰，是对武定人创造精神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