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搬家六年了,才把这个家理清楚。还是因为第一次有那么多的人要来家里读诗,要不然,还得拖到猴年马月。
搬家是最幸福的痛苦,从读大学时算起,记得清的就有12次,大学时候搬了3次,到十堰工作搬了3次,到云南工作搬了6次。从大学到现在,几经颠沛,留在身边的东西寥寥无几,但有一两样东西跟随我了30多年,又每次搬家,都会扬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最后能留下来的显然是我最珍视的,这些东西也就弥足珍贵了。
彭伊娜大姐的这封回信是其一。
她回信的日子写着“83年10月30日”,我收到信时在信封的背面写上了“1983年11月3日收”,即便当日投进邮筒,到从广州到湖南宁远九嶷山也整整走了四天。
那个年代,写信收信是互联网时代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也许最大的盼头不是升官发财,却是一封小小的书信,且无论家书、公函如是,写信时候的下笔千言或欲言又止,等信时的望穿秋水、喜出望外或心灰意冷、生死茫然。“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可见一封信的重量,我便称其为“痛苦的幸福事”。
我和彭大姐只通过一封信,此后无再联系,更不知道她在何处。早年,为此信萦怀,偶尔想起打听一下大姐的情况,然后给她报告此生流年,跌跌冲冲,遍体鳞伤,但转念一想,当年是自己冒昧写信向她求助,且少年已成了白头翁,时过境迁,还有那个必要?也就把心心念念沉放在了心底。
收家时,又把存留的书信整理了一遍,手捧大姐的书信,突然眼泪夺眶而出。刚写完大型人文电视纪录片《人民教育家乐天宇》的两集脚本,而我承担的正好是九嶷山学院从创立到乐天宇院长逝世这段历程,这最是苦难的日子,写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当年我的亲历亲受,当年,正是煎熬,才给大姐写了那封信。再联想,前些天长沙的剧本讨论会不能去,此后1月6号在湖南宁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也不能去,实在悲哀,恨不逢时。
那封信缘起读到大姐的一篇回忆祖父彭湃文章,知道彭湃,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内心的景仰,故随便了些。没有想到大姐那么认真地给我回了信,而且谆谆教导。
如:生活本来就不易,很多挫折,很多阻碍,很多束缚和限制——(来自个人和社会),但首先要坚定信心,要挣脱自身的束缚:如自卑、缺乏意志力、惰性等等。就我来说,每朝前迈一步,都是与自身(或说另一个自我吧)抗争的胜利。不要与别人比,因为每一个的起点不同,条件不同,但一定要看到自己前进的足迹。要善于发挥自己有利的因素,走自己的路。人生的道路很多,读大学只是其中一条,但不管走哪条路,一定要有所追求,有所作为(不一定是出名,但应该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些话让我一生牢记一生受用,在信中受我请求,她还把新闻专业的主要课程抄给了我,我按她说的做,没有想到自己踏出校门竟然当上了新闻记者,而且一当就是25年。
更有意思的是,我半生耿介于广东,四次调广东,第一次是从十堰调《深圳特区报》、第二次是辞职后到云南的1996年调广东惠州,再次2003年调广州市人民政府,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到广东的愿望也就化作了泡影。否则,还能与彭大姐有半面之缘,若聊当年,初生牛犊不识北,竟敢斗胆写信给大姐,肯定笑个捧腹。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飖终自异,邂逅暂相依。
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今又晚了,不该触碰这些旧事,还好,只一书信,不曾少年别,失眠难讲。
随后百度大姐名,终于得知大姐名满天下。彭大姐于1979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南方日报》,是《南方周末》创办人,现任深圳报业集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据说她推动红色旅游、揭露户籍腐败、成立彭湃关爱基金……尤其2013年,她披露坝光燃煤电厂项目一事,让更多人记住了“彭伊娜”这个响当当的名字。
这名的不是她的出身,而是骨子里的一股凛凛正气。
更让我感佩的是,大姐的襟怀,据媒体报道,大姐后来又从南方周末到新华社澳门分社,最后到深圳报业集团。媒体评价她:始终信守一种执著,认真做人,干净做事,从不依靠背景去索要什么。因为参与澳门回归系列工作,1988年,她无奈抛下刚半岁的孩子,与丈夫孩子分居13年,直到2000年澳门回归工作结束才向组织申请调回深圳,一家三口才团圆。
媒体还报道,尽管跟儿子跟她相处时间不多,但儿子从小熏陶了很多家国情怀。儿子从两岁起就听外婆绘声绘色地讲彭家的革命故事,听外婆唱革命歌曲。长大后,儿子一直成绩优异。2012年,在英国学习金融专业的儿子在毕业前与她在电话中有过长时间的交流,在选择留在英国还是回国问题上,儿子说了一句让大姐刻骨难忘的话,令她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这句话是:“妈妈,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那我更应回去,与祖国一起共度时艰。”
大姐有样,儿子效行,正如媒体给的评价:“满门英烈千古流芳”,尔等终身以您为榜样,向大姐学习,这也是尔等践行乐天宇教授教导我们的“敦品德,勤琢磨”和《八十生日告子女书》借古言教导子女的:“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