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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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猪
修年猪是孩子们的期盼
一年中所有快乐的归属
只要寨子里有年猪的叫声
孩子们总会聚集围盼一份幸福
不管年猪是否与自己沾亲带故
那些年月的年猪
是多少个望穿秋水的等待
是无数快乐垂涎的汇集
那些年月不要说肉
餐桌上的素菜都难见几分油
所以吃肉的想法
总让孩子们牵肠挂肚
记得母亲切几片肥肉
在锅里炸出油来下汤菜
我们子妹立马指着汤面的油渣
抽象地打上自己的记号
然后在一旁咽口水
等待开餐上桌，那些年月
一个家庭所喂的猪
基本上被换成度日的口粮
年猪，是少数家庭的称呼
每逢年脚修年猪的时刻
总有母亲苦涩的晶莹滴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年猪才真正属于我的幸福
直至后来，我参加工作
多少年过来，才明白
那年猪不光是幸福和欢乐
还是一份沉甸甸的牵挂
本地稻
那些产量不高的本地稻
是故乡懒以生存的谷粮
在当北的风口上
保持着故乡一代代的延续
在油桐开花的时节
被浸泡一晚的谷种
均匀地撒落在早已耕就的秧田中
在期盼中长成移栽的秧蔸
它们曾经是父亲在每丘田里
精挑细选的呵护
它们承担着一年又一年的希望
本地稻在适量的追肥中
总是挺着数得清颗粒的穗头
让故乡每年购粮的队伍
一家追干着一家
一头头喂养的猪
就这样换成粮站里固定的斤两
本地稻逐渐退出故乡的稻田
是杂交稻种进入故乡的时间
也是丰收真正来临的时间
从此喂养的猪不再换成口粮
本地稻消退，年猪
从此开始存在于每家每户
红薯
在故乡，红薯并不金贵
却是稻米之外的另一道主粮
放学后我的主要任务
是煮一鼎罐的红薯
早晨父母们手拿几个
边吃边走在劳作的路上
当肚皮贴着腰杆回家
顺手一个，充实着
辛劳的饥肠辘辘
红薯很容易种植
只要剪一截母薯的秧藤
插在土中，薅一次草
红薯自然生长
等到秋末，收割红薯
那种劳动，没有像
收稻谷那样轰轰烈烈
从这块地挖到另一块地
从早上挖到黄昏
红薯被一个个挖出
金灿灿的深紫色的
每一枚的嘴角
都流露着生活的奶香
祖母
祖母九十度的腰杆
弯成岁月的佝偻
她总是穿一套家织衣裤
粗硬的纺织纱
淀染的黑褐色
泛着年代悠远的光
祖母用她瘦弱的身躯
扛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家
（祖父英年早逝
三个孩子父亲最小，一岁）
自己扛着谷桶收割微博的生活
那些年月的收成
经常让家中日子青黄不接
祖母告诉我稻穗黄尖的时候
她收割着穗尖的颗粒
她用乞讨养大三个孩子
她告诉我乞讨的一些要领
每次出门总将唯一的衣物洗净
用温暖的招呼感动帮她的人
当我在倾听祖母的故事
她正在火塘上忙乎一家的午餐
祖母口授我人之初性本善
她用一些传统的道理教育我
比如手指月亮会被割烂耳朵
对别人吐口水会被诅咒口角溃烂
她说天上轰隆隆的声音
是雷公巡查是否拣好地上饭粒
她总是要求我们
把碗里的饭扒得一粒不剩
祖母辞世时是安静的躺在梦床上
她不再弯腰，那几年已包产到户
谷种是杂交水稻标准育秧
祖母扶柩登山的时候
亲戚或不是亲戚的
一里多路的宾客为她送行
虱子
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
虱子并不是异类
是身上的瘙痒和无奈
每一套衣物，烧锅开水
然后让衣物在开水中浸泡
用这样的方式来消杀
那年夏天
太阳将木皮烤得快要燃火
我们将祖母的衣服
放在烈阳下炙烤，让虱子
从针线缝就的夹缝中爬出
那些年穿戴的衣物
几乎成了虱子们安详的家
祖母说身上虱子多了人要死了
她说这是古训，她整个冬天
就只有那么一套衣物
又说，古训是预言老人
小孩身上有虱子才健康幸福
于是虱子在我们身上
繁衍得热烈理所当然
那些年月，是穷苦和艰辛
让虱子们有了一个个安乐的窝
那口鼎罐
想起那口黑得发亮的鼎罐
我尚未有记忆时就用它煮饭
它伴随祖母从老屋到新屋
从我记事起，那鼎罐
仿佛成了祖母的专属
午餐晚餐，祖母端亮它的耳朵
它却将祖母的腰端得更弯
祖母的腰杆越来越弯
皮肤被岁月越抹越黑
那鼎罐却被祖母抚得光亮
它是祖母煮饭的计量
是每餐饭量的上限
祖母用无形的限制维系着日子
那口鼎罐的饭
是保证我们姊妹成长的供求
红薯洋芋南瓜杂粮
则成了父母们充饥的饭
后来杂交水稻的丰收
代替祖母的担忧
节柴灶也顶替了火塘的习惯
那口鼎罐藏身在碗柜下边
后来消失于那年的寨火
现在回忆那口鼎罐和祖母
那些日子成了现代孩子的神奇
那条狗
我们家养一条白色的狗
从不乱进火楼，除非唤它
总跑后山丛林灌木方便
会自己逮猎物叼到家
有一回伯伯嫌它捉的兔崽
就在牛棚边挖一个坑埋掉
在野外是一只捕猎高手
在家它是一只忠实的门卫
不乱咬人乱吠，一双慧眼
能明辨好坏是非
那一年好多狗都疯了
上面通知全寨执行命令
我们在堂屋听到狗嘶声凄切
我们的眼泪稀里哗啦
吃饭的时候母亲没吃一口狗肉
我们忘了刚才的泪水
肉香将刚才的所有悲伤埋葬
我们子妹香喷喷扒去几碗饭
却浑然不知，自己
正吃去一个忠实的伙伴
那些年月，贫穷和饥饿
让我们丢失多少纯真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