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的事

生活中真是太多没办法的事了，就像被那牲畜偷吃了的小麦，那些屡次尝试都未曾成功的栽种，那些不得不离开的地方，不得不接受的生活，还有不得不的转身。

每天出门割山草，下河边割芦苇，茅屋终于有了完整的样子，山茅草填补了那些透着光的缝隙，芦苇在支撑楼板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把力。我在听完唢呐声之后就再没下过河头，最后一次比较近距离的看河头，还是同母亲远远站在河头往上的第一个坡头处，一直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西边的日头缓缓下沉，从一个火热的圆盘慢慢变成了橘黄色的月牙形状，最后在太阳落下的地方，散射着几束柔光，然后光也消失了，东边远远的山上也没了余光照射的痕迹，太阳终于落完了。

母亲双手背在身后，捏着镰刀，来回走动着说，明年上高中了，会有很多新的朋友，上学可以同好玩的伙伴一起去，还得坐汽车，毕业的时候正好是奥运会，国家应该会有些变化，大学毕业应该还能赶上分配工作，不分配应该也好找工作，不用担心……就这样絮絮叨叨，从日头偏西到日落。她看看河头的田地，那里生长着的已经不是自己家种植的粮食，很不舍。即便下河头种庄稼的日子很辛苦，但还是有很多不舍，是那种庄稼人对土地的不舍，对曾经相帮过的茅屋主人不舍，对木棉树下的那些时光不舍，对汗珠子滚落后解了饥渴的泉水不舍，还有那特意放在路边石墩上的小芭蕉果……转身离开坡头往家走时，阵阵凉风吹着，走起路来舒坦多了，再加上背上没有负重，真是轻松，那一天到家，天一定黑的定定的，即便早已记不起回到家时的时间和样子，但坡头往上到家是真的远。

河头的茅屋建好后，老人先将与妻子有关的东西挪进去，所以有了我们冲撞了人像的那件事，也有了木棉树下吹唢呐的那件事。老人一定盼望着铺好屋顶，搭好楼板，好万无一失的搬进新茅屋。

真是没办法的事。

起风了，风特别大，雨来了，雨也很大，所以山茅草吹飞了，大雨灌进了茅屋，穿过芦苇层，落到了床上，也落在了泥塑的人像上，那间曾以为会遮蔽半世风雨的茅屋终于匆匆倒下，落得几根椽子孤零零的横七竖八的立在上方，老人一定伤心极了，但是那双大脚支撑起的身躯以及阅尽酸甜苦辣的心一定会安慰自己，都是些没办法的事。没办法的事，想到这里，心里就宽慰多了。

那阵大风吹垮的不止那新建的茅屋，隔壁甘蔗地的主人也因为这风，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被折腾的够呛。甘蔗地主人的屋子在茅屋往东向阳的坡头上，那是一个小风丫口，一阵微风吹过，感受到的风力都比其他的地方要大一些。大风来临时，整个屋子仿佛都成了通洞的筛子，脊背上，脖颈处、头顶上都是风吹来刺骨的凉。屋下的大河里传来哗哗哗的洪水声，真不知道那一夜是如何到的天明，模糊中被刺骨的凉和振聋发聩的洪水声搅得焦虑不安，睡着了又似乎没有睡着，没睡着又紧紧闭着眼睛。

天亮了，甘蔗地远远的垮塌下去，洪水带走的不止是土地，还有土地上面的甘蔗，所以那一年，甘蔗便在残存的土地上勉强支撑到了成熟。我以为那些受伤的土地从此可以休息了，可是庄稼人还是就着残存的样子，歪歪斜斜的点上了种子，土地实在是一点没办也没有了，除了继续养育一茬接着一茬的庄稼，能有什么办法。庄稼人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能一年又一年的耕种，不耕种又怎能有收获呢，都是些没办法的事。

使茅屋倒塌的那场大雨，在冲垮无数庄稼地，冲倒玉米树、冲垮田埂、冲跑稻花鱼、冲断大路的同时，也带走了河头对面往上村子里的一户人家，幸亏人没事。那一股泥石流冲过的痕迹像一道巨大的伤口，血淋淋，它长在家园里，长在田野上，站在河头这边的人远远看着那伤口，又恐惧、又痛心。而河头那面的人们远远看着这边被吹翻的新茅屋，想起开春那响亮的唢呐声，也是黯然神伤，辛酸阵阵。

那场风雨在田野上留下了伤疤，在庄稼人心里留下了伤疤，最终还都是因为都是些没办法的事，所以天气晴好时重新选址建房，来年继续种庄稼。老人大概是有些累了，之后再没建茅屋，一直与水牛在同一个茅屋下生活。

没办法的事真是太多了，但庄稼人依旧是那些勇敢的庄稼人。

老人同那些努力换着营生方式想要改变生活的庄稼人一样，他在茅屋往西两个小斜坡背后的一汪水田里养起了鱼，很多年后才发现，那是多么超前的想法。老人养鱼的那些年，除了稻花鱼肥美时，偶尔能在街上看到卖鱼人外，职业养鱼人还没出现。因为集市上的很多人还没过上在日常里买一条鱼来为餐桌增加些新鲜味道的日子，老人一定是那些年里的头一波养鱼人。后来我仔细想，或许那些鱼本身也不是养来供给集市上的人们购买的，而是专为那顺着大河往下的绿汁江边绿汁镇上的矿上工人所养的，只是后来碰巧挑回了村里，家里买了一尾，鱼刺卡住了我的喉咙，所以至今都不爱吃鱼。

养鱼的那些日子里，水田边用残破的木板以及长长短短像搭竹篱笆的棍子围了一间屋子，顶上铺着塑料布、稻草、山茅草，再往上用石头压住各个角落。屋子真是太小了，仅仅够铺一张床，有时候我也在想，老人住那间屋子时，定是蜷缩着身子入睡的，他个头那么高，屋子又那么小，一点也不舒服。后来那间屋子居然成了我们孩童时期建屋子的蓝本，当然那是后来的事。

放牛时经过水田边，用针线箩里偷出来的绣花针，烧红烧透后弯成钓鱼钩，挂上蚯蚓，还有那缝千层底的棉线做鱼线，中间栓上通心草杠做鱼漂，一个个趴倒在田埂边上，等鱼儿咬沟。被老人发现时着急忙慌的撤退，跑了很远才发现鱼钩早已不见踪迹，老人没发现时静静守上一个小时，但最终也没有鱼上钩。

养鱼的时候，阿平还小，常常不能一个人独自在茅屋入睡，所以茅屋到水田的路上，常常在黑定定的夜里，亮起一大一小两束火把，缓缓的从这边到那边。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准备好年夜饭所需的肉类、蔬菜、水果、饮料。那天早上，老人的儿子用两只大黑桶挑着两桶草鱼顺着老人卖芭蕉果的轨迹来到了村里。桶里的水清汪汪的，绿油油的铁线草浮在水面，草鱼黑黝黝，仰头一口一口喝着水，呼吸着空气。从河头到村里的山路真是一点也不好走，他的头发湿了，发尖上滴答滴答落着汗珠子，背心也湿透了，可见这一趟真是累得够呛，况且桶里的水满满当当，鱼还活蹦乱跳，新鲜极了，真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

母亲伸头看了看说，菜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这时候邻里乡亲也都出来了，大人们都有些吃惊，围绕着两只大桶来回走动着，有时伸手捞起一条鱼看看，然后又放进去，有时摸摸下巴上胡子茬思考着，有时往前抱着双手，有时往后背着双手，有时候从人群中往后退一步出来，有时往前一步走到桶边……这次轮到大人们找不到舒服的姿势待着了，孩子们毕竟已经被新年的新衣服和五颜六色的糖果吸引了注意力，再加上那鱼并不是可以直接入口的东西，所以孩子们似乎一来就找到了舒服的姿势待着，就等着看谁家会出钱买上一尾回家，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讲没人买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爷爷最先拿出钱来，这鱼得买，必须买，所以伸手挑了一尾够家里人吃的过称、看斤头，计算、付钱，回家，一副不管别人买不买我必须买的样子，然后，好几家都买了，所以那年春节，村里飘满了鱼香味。只是我刚吃一口就被鱼刺卡住了喉咙，所以至今不太记得那尾鱼究竟是什么味道。

那是头一次到村里卖鱼，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在河头往上的第一个坡头处来回看了河头，之后再没下去过，当然也再没到过那个坡头，她似乎先前早有预兆似的，早早将江河头的样子统统记在了心里，后来她在不同地方不同的床上躺了三年，然后离开了，都是些没办法的事。

老人在茅屋被吹翻后不久送走了阿平，尽管河头是多么自由，尽管它庇护了身体，又保全了生活的体面，但阿平长大了，终究是要离开了，都是没办法的事。

阿平的吃苦能力自是不必多说，再加上心中那股改变生活热血，很快适应外面的世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站住了脚跟，所以后来老人也离开了，是阿平接走的。老人走了，那些一直以来受到老人庇佑的一花一草一木，一丘稻田、一片土地、一汪清水、一间茅屋……统统跟失了灵魂一般，终日死气沉沉，河头往上的家里人因为不舍那片田地，下河头做了努力，试图拯救，可河头如同老人的河头一般，老人不在了，河头也就不在了，那些属于河头的人们、时光、日子统统留在了那过去的河头，留在了曾经的时光里。

如今再说起河头，仍不免感叹一句，老人之后，再无河头。

大概是13年的样子，放假回家，父亲闲谈的间隙，随口说了一句，老人死了。我自然听出来了他说的老人是谁，他说的很随意，我强作镇定，假装随意的问着，什么时候的事？他这几年怎么过的？后来怎么办的丧事……

阿平是那去到未知世界将未知变成有知的庄稼人之一，老人和阿平同住的那些日子，再没有了对茅屋的担心，没有了对粮食蔬菜的操心，他不需要再庇护任何人、任何庄稼、任何花草，他从庇护别人的人变成了处处被人庇护的人。

阿平长大了，每天回家做饭给老人吃，陪老人说话、看电视，推掉了所以离家远的活计。

老人年龄渐长，器官衰老，自然死亡，没什么痛苦，丧事办的简单，新的地方就新的风俗，没有唢呐帮子，也没有河头的唢呐声，最终骨灰也没有再运回老家，留在阿平身边，陪伴阿平。

泥塑人像陪伴老人，老人陪伴阿平，阿平陪伴着他……陪伴像爱一样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