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

手艺人

村里没有手艺人，大到建屋盖房，小到背的花篮，用的水缸、劁猪匠、红白喜事上的唢呐帮子都得从外村请，如果真要认真论起来，村里人到底会做什么？能做好什么？那么可以很直接的回答，他们善于种庄稼，能种好庄稼。

村子周围种着几棚茂盛的竹子，除了偶尔砍上一棵、两棵来做篱笆，过河引水之外，真没什么地方用到它，竹笋只管生长、长大，因为没人懂得如何吃它，竹林不停长大，因为用到的地方实在不多。

但是人们依然会去种它，似乎在等待一个能拨弄竹篾的人出现一样。

到了秋天，收粮食的季节，集市上卖各种型号的竹编篮子的人就来了，因为没有会这门手艺的人，村里人年年都得上集市去买，这时候，我妈总在讨价还价之后念叨上几句，都是吃了没手艺的亏。

竹子还得种，篮子该买还得买。

村里没有木匠，尽管家里有一整套完整的木制桌椅板凳，我妈说，都是刚过门的时候请了木匠姑爹到家里来专门做的，桌子一张涂了黄色油漆，一张涂了黑色油漆，四个小方凳面上涂着绿色，凳脚涂了黑色，还有六条长条板凳全部涂成了黑色，虽然都是一套一套的，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们颜色不匹配，高矮不一致，一套仅仅是一个桌子配够八个人坐的凳子而已。配色不一，大小不一，说到底都是将已有的木料、颜料都物尽其用，所以并非定好了凳子要涂绿色，而是刚好还剩着绿色油漆可以涂抹。这些桌椅凳子，没有精雕细刻，但在我妈眼里，那也是手艺人才能出的活。

大概是因为这种没有的手艺，需要花时间、花钱去请人来弄的计算，手艺人在庄稼人心中有着更高的地位，为此，很多庄稼人被迫的进入了一段婚姻，说不清女人嫁的是男人，还是男人手上的那门手艺，自身的不情愿加上父母命不可违的婚姻往往显得悲凉。因为家里没医生而被迫嫁给了会一点点兽医的乡村医生，人医、兽医，在极度缺乏“医”的庄稼人眼里，看到了共同的一个‘医’字，却看不到相差甚远的人和兽的区别。结婚当天哭的几近昏阙，但还是被推上了胸前挂着大红花的男人背上。晚年，独自住着一个歪斜的土砖房，吃着白水煮菜，也不愿再踏入那个曾经会一点兽医，现在早已离开人世的男人住过的屋子。

那些够不着的手艺，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刻意的产生着连接。

有一年夏天，做水缸的父子三人到了村里，外地人，除了手艺什么也没带，到谁家做，就在谁家食宿，吃的不讲究，管饱就行，住的也不要求，能睡就行，至于工钱就按一个水缸多少钱来收。村里人家里的水缸，大多都是老一辈打下的石头水缸，结实，同时也沉重，考虑到搬挪时的方便，好几户人家都做了。轮到我家的时候，正好从外面拿回来一桶黄鳝，全家人正看着无从下手时，做水缸的说，他门懂得如何杀黄鳝，如何烹煮黄鳝好吃，那一天他们在院角置起三角木架，在斜面上钉上了钉子，钉子头朝上，那些鲜活的黄鳝一条条取出，头往钉子头上固定住，顺着木板斜面，拉直黄鳝躯体，用刀顺着划破肚腩，取出内脏，放入清水漂洗，动作行云流水，彷佛比那做水缸的手艺还要熟练和流畅。

孩子围在一旁看的啧啧、直呼神奇，几次挤得杀黄鳝的人伸展不开手脚，只得不停的说着，让开一点、让开一点，注意刀，大人们也够着头看了几眼，接着又听着需要什么佐料，转身安排跑着得孩子到菜园子里找找。

我妈在一旁看着说，没手艺，有吃的也吃不到。

做水缸的材料，几根固定框架和造型的铁丝，剩下的就是水泥和细沙，艺就在于水泥和细沙的比例调和，水缸的形和框架固定，长条形及两侧的弧形把控，直的地方得端正，两端的弧形得顺滑。半个月的时间里，水缸匠一边做着新的，一边观察着最早做下的，看是否有开裂，是否有漏水，做完最后一个，或许是对于水缸匠的信任，在水缸未完全放干成型，未试水也就让水缸匠走了，下一个地方，或许有他们的手艺的用处，或许没有，但都是正常的事。

同样的，那些铸盆、打铁造锅的也会时常光临村里，破锑盆、破锑锅、废铜烂铁一并拿到村头，能补的补，不能补的融化了再倒到模具里做成新的，不能等的直接换了新的离开。刚开始，人们总是满口说着，没事，不着急，能等，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庄稼人是不忙的，能等不过是想要见识一下那种铸盆的过程罢了。来了三次四次之后，再没人侯在旁边看那一个铸盆、打铁、造锅的过程了，都是匆匆来换了已经铸好锅碗瓢盆就离开，到最后，铸盆打铁造锅的也就不带那套铸造的工具了，只管带着成品来走一趟，所有人都方便了。

劁猪匠，不收钱，做劁猪匠的最终也不过吃一顿主人家备下的酒肉丰富的饭食，就算两清了。大概源于这样的没有报酬，劁猪的人也时常有变化，这次是村头的李老头，下次就是西边的李大有，有时候问一圈下来，居然不知道还有谁在做着这门手艺，看起来是一门对于劁猪匠来说不长久，但对于养猪人来说又是不可缺的手艺。

爷爷的‘手艺’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效果，可是方圆几十里的人又都会找上门来，说辞都一样，拜托您去一趟。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爷爷常常被拜托去做的就是周围所有村落白事场上念经、敲木鱼的全套，人们都叫他老道士。我并不清楚在爷爷是‘道士’的期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会做这一整套仪式，只是时间长了，但凡有人老去了，都会有人到家里拜托爷爷去一趟，来的人越来越多，来的越来越远。

爷爷做事有他自己的习惯，除非自己生病动不了，来请到的人家，他都会带上那一整套工具，按主人家说的时间到达，至于收费，不是他的本意，受人之托为一一位离开人世的人办完最后一套流程才是重点。所以常有那种因为爷爷没收任何东西就离开，事后拿着礼物来家里表达感谢的。

爷爷办事的工具挺多，比如木鱼，比如纸扎花，比如毛笔，比如墨汁，所以我妈常常的上街的时候帮着买些白色、红色、绿色的纸张，在空余时间帮着裁剪，我常在旁边跟着花样的折痕折着纸，母亲再照着花样剪掉那些多余的部分。

我并没在白事场上看过爷爷的一整套敲打念的流程，所以实在说不上来那些在煤油灯下剪出来的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剪纸最终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去了哪里。唯一知道的也不过中间隔着几户人家仍然能听到的敲木鱼的声音。

除此之外，神婆也是有‘手艺’的人，谁家孩子病了老不好，总要抱到神婆那里看一番，粉色的毛巾在神婆手上来回比划着，一拃，两拃、三拃……接着翻个面，再拃一次，有时候还得拿个鸡蛋在桌上立几次，最后再得出一个类似于小孩受到惊吓掉魂了，或者出门碰到脏东西之类的结论，然后抱回家，做一些叫魂之类的仪式，孩子好了。

不管爷爷在白事场上的那一套流程，还是神婆拿毛巾一拃两拃的比划，庄稼人有事还去找，只是不如在街头与卖花蓝的竹篾人讨价还价后说上一句，吃了没手艺的亏。

实干的庄稼人，根本没有把它们当成了一种手艺。

我妈有过一段对各种手艺的疯狂学习的过程，比如小孩子穿的花布鞋，非得琢磨到在鞋头上绣上的‘吉’、‘宝’两个字看起来和机器绣的一样规整；比如手工布鞋，总要各处打听着那些没有见过的鞋样，做出很多不同款式的鞋子，又仔细琢磨斜口的滚边布到底如何隐藏针脚才会看起来精致，还有滚边布的纹路到底是横着、竖着、还是斜着才会与鞋面布搭配起来更协调；又比如毛线帽子，一顶不行，织两顶，三顶后又开始琢磨帽檐边缘的花边究竟要如何勾，勾三针的小花还是勾五针、七针的大花；还有用钩针钩毛线鞋子，只是这似乎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鞋头一大一小，我仅仅凭着两只鞋子的颜色是一样的，是一双鞋而穿着出门；在我一再强调需要买一件小马甲时，她出门了买了红底印花的灯芯绒布料，踩着缝纫机一个劲的说，我给你做就是了。这次做马甲不像缝布鞋那样有鞋样可以照着裁剪，她拿着粉笔在布料上比划来比划去，线画了一条又擦了一条，她照着的是什么样子，我看不到，我猜想是那种眼睛看完后自己在心中构思出来的样子吧，画完线做完裁剪，发现衣服还得做一层内衬，又找着红布做着一样的裁剪，初次做完的衣服短了，她剪开加了一节布料，还是有点短，总体样子也和卖的不太一样，这时候她就上街买了那种水果糖似的晶莹剔透的纽扣，回来说着配上这个纽扣就完美了，一点儿也不比卖的差，大概就是因为那几颗纽扣的影响，我打底穿着玫红色的衬衣，在外紧紧的穿了很多次我妈亲手做的马甲。

除此之外，在吃的上面我妈也做过不少尝试和研究，每次的尝试和研究都会自己加上一句不能吃了没手艺的亏，在她看来那种需要花钱去购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吃了没手艺的亏。

她琢磨着做米粉，把米泡了、蒸了、晒了、炒了、碾碎了装在袋子，每次舀出两勺，加开水冲烫，拌匀，说实话和买的不太一样，不过吃起来还挺香，那一袋炒米粉成了一段时间内对于饥肠辘辘的肠胃的弥补；她也做过不少咸菜，所以我还吃过那种鲜嫩的四季豆直接泡成酸豆生吃，要是放在现在，想到四季豆不熟会中毒，我是不太敢去尝试的；她也做月饼、做包子、做馒头，反正需要花钱去买的她都会尝试着自己做。

在我妈的世界里，凭着自己的双手能去实现的，那都是不能给别人交手艺费的，得自己做。

我妈后来没那么迷恋手艺了。她开始给自己买旅游鞋，我猜想是不是那双没缝完的千层底对她造成的打击太大，但我实在没问出口，因为她的口头禅从‘不能吃了没手艺的亏’变成了‘不能吃了没文化的亏’。至于要如何做，她似乎还没来得及去搞清楚，因为她说‘不能吃了没文化的亏’后不久，就匆匆离开了，留下的只是重复的叮嘱，一定要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