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伯

      石伯是村里健在的长辈中辈份最高的长辈之一。少年时接受过民国时期少有的初级的学堂教育，而且是那个时候比较出名的一个外县的初级学堂。以前一个几千人的大队里面也就只有两三个人才念过这种相当于高中的初级学堂。但是写得一手好字的却只有他一个。

      这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说上就能上的，哪怕成绩优秀考上了这种有点洋的学堂，还要有支撑上学堂所需要的经济费用。但是石伯却千真万确地上了民国时期好不容易才能上的学堂，他的父母在民国那个时期着实高兴不已。继续坚持下去的话说不定就光宗耀祖了。也算是跟朝代紧紧地握住了双手。
      不过，石伯能够上学堂还真依赖于他家里远在南洋的"番客"叔公，石伯的父亲小时候经常生病，事头特别多，石伯的爷爷就把他过房给叔叔做了儿子，农村人的说法是这样的小孩容易没病没痛地长大，所以按这个规矩说起来，石伯就算是他叔公的孙子。加上在南洋的叔公一直都没娶媳妇，对石伯的父亲更加照顾。在南洋赚回来的钱都寄给石伯的父亲，而石伯的父亲把他叔公寄回来的钱积累起来买了一块地留着，就算老了回来不还有块地可以种田吗。不过他叔公还想趁着身体硬朗多干几年然后选择叶落归根。他也不希望凄凉地客死他乡。当然，石伯能够上那样的学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石伯是家里的独子。还有一个很小的时候抱养的女孩，这个女孩也是因为石伯的母亲一直没能怀上孩子，石伯七八岁的时候从别的乡村抱养的，没想到从女孩抱过来之后还是没能生育，眨眼间石伯都快长成青少年了。本来是打算把女孩养大了给石伯做童养媳的。所以差不多十岁了也没有让她上学，石伯年龄大了更是把女孩当妹妹看待，小时候也完全不知道媳妇是啥回事，人家说他有媳妇了他还挺高兴，懂事以后就把她完全当成了妹妹，再也没有往婚姻上想。母亲由于没能再有生养，内心里更加希望能有个女儿说说贴心话，既然儿子石伯没想把妹妹转化成媳妇，母亲是无比高兴的。当然了，家里人所有的指望无疑都是寄托在石伯身上的，希望着他能出人头地。
      令人遗憾的是，石伯只上了三个多月学堂的时间就辍学了，是他班里最早辍学的学生，听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有好几个辍学的，都是因为家庭经济上的问题。石伯知道他也是他班里最穷困的学生，刚去上学的时候他就知道，只是不敢回家里说，怕把难得的希望变成失望刺激了父母。自己的家庭是无法让他完成学业的。现在好了，家庭经济无法让他继续上学。南洋的叔公病了，是由于家庭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得不辍学的。不是自己不去上学的。他心里反而轻松了很多，不会拂逆了装着有点虚荣的父亲的意愿。他再也不用去上，自己其实不想去上的学堂。并不是说他不想上进。而是家里突然的变故让他必须重新开始。既然命运要跟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吧，让那些虚幻的功成名就，飞黄腾达见鬼去吧。这也是石伯一直被人欣赏的乐观性格。什么东西都会有两面性，也许，这就叫得失吧。当然，石伯所接受的教育虽然没能让他光宗耀祖，却已足以让他骄傲一生。在后来的人生路上，石伯也带着这种学堂美誉自我陶醉，也运用自由、自我清高了一生。
      石伯辍学没多久，南洋的"藩客"接着病故，还没来得及叶落归根就客死他乡。石伯父亲收到南洋来信时，石伯的叔公已经走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即便再怎么伤心难过，也只能站在离南洋千万里的远方鞠躬叩拜。祈祷着上天让浮萍般的亡灵找到回家的路。
      家还是父母、妹妹和他的家，只是少了一个南洋的牵挂。父亲的身体一直虚弱多恙，干不了苦活累活，家里的生活也每况愈下，也幸亏南洋叔公赚回来的积攒，买的那一块田地。连小麦一年一起可以收三造，家里的吃饭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种自己的一块破田便成了石伯接手父亲"家业"的唯一选择。比起纯粹租地主们的地的那些佃户和种公田的乡邻却又好了很多。时间是一年又一年地过着，该长大的也急急忙忙地粗糙长大，可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石伯长得已是虎背熊腰，高大魁梧，仪表堂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由于上了学堂造成了他的清高孤傲的性格，虽然早已到了结婚的年龄，也有不少跟他说媒的乡邻上门说亲，任你把脚走长了，把门槛踏低了，把嘴皮子说破了，二十五六岁的他就是不当回事。可把他父母亲急坏了，本来就独子的他，妹妹也已经出嫁。父亲着急着能有孙子孙女来开枝散叶，把他的家族扩大，看着村里比他还穷苦的男丁都有了媳妇过日子，而石伯好像还一付无所谓的样子。依他的条件，自己有田地，虽然不多却不用像其他佃户那样交租。本乡本土喜欢石伯的女子也都纷纷叫人说媒，有些本村长得标致的的女子也向石伯示好，石伯却不为所动。石伯娶媳妇这件事困扰着他父亲而令他无可奈何。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他最终也没能看到石伯娶妻生子就走了。走的时候石伯有点茫然，那是负罪的伤感。终于在民国末年郁郁而终留下母子相依为命。
      席卷全国的解放斗争终于爆发，那股盼望已久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随着各个地方的陆续解放而进行着。石伯所在的山区在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建立之后，迎来了一片喜庆。农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田地了！而原来像石伯这样自己有私有土地的家庭，不论田地多少都被残酷的贴上了地主富农的标签。石伯因为南洋客和自己有块田地的关系，虽然也通过各种方式解释说，没出租给别人，只是自己耕种。最后田地照样被分了，还是被定性为富农。这都还是石伯文化人的身份去理论才定为富农，有些干部信口雌黄、煽风点火，还想把石伯家定为地主的。幸亏石伯对政策性的东西多少有点了解。如果被定性为地主就逃脱不了随时随地被批斗的命运了。石伯终于也深深体会到了接受过教育的好处，起码不会由着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她母亲却总是唉声叹气的，自己田地突然说没了，变成公家的了。还变成富农了，连阶级成份都变了。天变地变弄得她都不知所云了。
      解放以后，受到富农成份的影响，一拖几年，把年龄拖到了就三十好几，那些年，也许是真的到了渴望得到婚姻的年龄。眼看母亲日益苍老，体力上的就是生产队的工分，精神上的就是儿子石伯婚姻还没着落，体力上的累还好说，精神上的却是一种不间断的折磨。石伯看在眼里却无法用实际的行动给母亲以安慰。心里的那种歉疚无时不包围着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娶媳妇接过母亲操劳的家务和农活，生小孩，给母亲做梦都念叨的儿孙绕膝的喜悦。那是给母亲尽孝的最好表现。
      石伯其实原名叫罗石林，小时候他爷爷叫一个下乡算命的先生排过八字，说他命硬，必须过继给附近的神明做裔孙，不然的话就会多灾多难，甚至怕出不了"花园"，也就是会夭折掉逃过不了十六岁劫的意思。把他父亲吓得赶紧做了双重保险，拜给了村里的神明"石爷"做裔孙，又备了荤腥三牲酒礼拜了祖宗，说明石伯是远在南洋却没娶媳妇的叔公的孙子，把一切该做的都做了，在后来的成长路上，石伯也健康顺利地长大了起来。
      石伯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平时话也不多，风趣开朗，说出的话每一句都带点幽默，跟乡亲们的关系挺和谐的，逃过地主成份的定性，跟乡邻们对石伯家的说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那个时候还是石伯十三四岁的时候，他的邻居是一个孤寡老太，七十几岁，在女儿家住不习惯，单身一人留在家里，生活自理方面基本上没问题，就是每天用的水，要到村里有点远的水井挑水。每家每户都是喝的这口井的井水。后来石伯自告奋勇，每天都帮老奶奶挑满水缸的水，一直到老奶奶去世，足有两年的时间。把老奶奶感动得碰见谁都说"等我死了一定庇佑石林财丁兴旺，家门顺利"。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看在眼里，长辈们也经常在石伯父母亲面前夸奖石伯的善良热心。
      正直善良，乐观积极、勤奋大方是石伯骨子里反映出来令人尊敬的东西。村里的男女老幼跟石伯都有不一样的话题，表面上看起来有种读书人特有的清高，接触多了却释放出那种催人向上的东西，都挺喜欢他的，这就是人缘吧。
      以集体的形式耕种土地，农忙时忙得没日没夜，而农闲是却劳力严重富足，农活一造两造都是这样，石伯坐不住了，绞尽脑汁想着寻找可以充分利用劳力又可以赚钱的路子。打听来打听去，终于通过比他年长的长辈尔叔口中打听到有种上山砍树的山工活。也是他的一个亲戚告诉他，问他去不去的。而且路程又不是非常远，不过，计算起路程也有六十里地以上。走路要差不多一个白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就在隔壁县的一个大山上。
      既然有了赚钱的路子，石伯和他那个长辈尔叔带着被褥蚊帐先去打了前站。去之前跟那些早已约好一起去的七、八青中壮年们说好，晴天五天之内如果没有回来他们就可以前往。也说明一切正常。也不用他来回跑，，去的时候没停没歇的，也从早上六点走到晌午后两三点钟才到的工地。
      石伯他们是负责砍树和扛树，把山上口径大的合规格的松树和杂树砍下来，下掉树枝留下光溜的树身，顺着又高又陡峭的山坡滑落到早已选好的山脚。然后把它扛到木鸡公车可以去到的地方放着。由那帮专门拉单轮鸡公车的队伍拉到别的地方。每天的生活都单一枯燥，白天天未亮就出门，午饭是山上煮的，天黑了回近山借住的地方吃晚饭，这个偏僻的山村离墟镇有二、三十里地，本地人也好客热情。住的是他们村里的老祠堂，七、八个人席地而睡，底下铺上禾稿防湿，去的时候是农忙过后的初冬，工地说好的时间也就是二十多天，回去还要回去冬天的农忙。
      白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石伯带头唱起的山歌，在寒意初起的冬天里迎着太阳，用山歌发泄出体力和精神上的负累，心里头暖暖的。石伯是做山工的人当中，山歌唱得最好听，也最有内容的一个。这些都是石伯小时候在山上放牛，听着那些比他年长的前辈学来的，唱着唱着就喜欢上了这种本地的山歌。现在来到陌生寂寥的山上，特别是看见山上一拨拨捡柴火的女子，唱得更起劲，还带着"斯文"的咸湿味。把那些女子撩得也丢了女人的矜持，唱回来的山歌逐渐有了股听得见却闻不到的"骚味"！隔着山岗嘻嘻哈哈，把这边砍树的老少爷们搅得是心思涌动。把这种原来索然无味的山工活，变成了一种每个日子里早起的期盼。
      石伯就是在这里收获了他迟到的婚姻，女子是挺标致的一个，是用他嘹亮、美妙、粗犷的"咸湿"山歌迷醉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女。
      "过几天你们就要走了，什么时候还来？"这是石伯用山歌唱来的女子柔柔的话语，"你应该不会不来了吧？"
       "一定会来的，冬造农闲时还要赚钱过年呢。"这是山岗上松树下石伯的声音，"当然，如果你愿意嫁给我的话，下次来的时候我就正式上门提亲。"
      "你去看望我爹之后，他也跟我说了，有这个意思就光明正大地处，认为两个人都没意见的话，就叫你上门提亲，没说什么时候。"女子有点急促脸红地小声说。
      "我爹还说了，之前的事跟你说了没有。就是"童养媳"的事。"女子刚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女子说的"童养媳"就是她自己，七岁时给靠墟的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那家人只有一个男丁，其他六个都是女孩，男丁排行倒数第二，偏偏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不知道患了什么病去世了，女子十四岁，按道理的话，女子没有跟男子圆房的话，去留由女子自己决定，在女方的交涉下，女子回到父母身边。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回家的女子把男方的父母当做义父义母。女子也经常地去看望他（她）们或住上一两天。感恩他们的养育之恩。女子的父亲问起女儿有没有跟石伯说这件事，就是怕石伯嫌弃女儿做过人家的童养媳，也怕石伯嫌弃要走两处外家，其实这些东西石伯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三十好几的人了，自己还有一个富农的身份，有女子喜欢已是难得，还有什么理由嫌弃别人呢？再说了，无论是生身父母还是养身父母，为女子的成人长大都付出了难以计算的爱和心血，那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恩情，只能用余生的孝心来报答。又怎么会介意有两个地方的父母呢。
      可能是冥冥之中的缘份吧，石伯跟女子交往没多久的一天深夜，女子的父亲突然间肚子疼痛，疼得晕了过去，把她和家里一个弟弟吓坏了，母亲也手足无措。急忙之际女子忽然想起石伯就住在离村里不远的祠堂里，赶紧拿了手电一路小跑来到祠堂门口叫起石伯的名字。石伯醒来知道肯定是女子家里出事了。
      "走吧"石伯快速地穿够了内面的衣服，披了一件外衣，他知道虽然是初冬时节，晚上的天气却已是让人寒冷。
     石伯来到女子家里，看到那种情况，果断地跟女子和他的母亲说："像这种突发性的腹部疼痛，最怕的就是急性阑尾炎。我曾经见过，有一定的危险性。越快处理越好。"
      "那怎么办才好啊？赤脚医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女子的母亲带着满脸愁苦看着石伯说。
      "去镇上医院吧"睡在床上的女子的父亲应该是又一阵疼痛，忍着痛断断续续说的话。
      "好，去医院！把该准备的东西带上，我背着阿叔，现在就去。"石伯扶起女子的父亲背上就走。一路上没敢停歇，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医院，石伯也真累得不行了，还好是石伯，以前挑一百四五十斤的重担走上三两里地，气都不喘。换了第二个都没有这个体力。
     幸亏去得及时，女子的父亲果然是阑尾炎，做完手术很快就出院了。
      出院以后，石伯办了一些营养品，叫上同村一起来做山工的那个长辈，在一天的上午，一方面是探望一下刚出院的女子的父亲，二来想借着这个事试探一下女子家里人对于他和女子的态度。从山上跟女子对山歌互有好感之后，虽然村里的那些本地人多数都明白他们互有好感。但是还没正式地拜访过女子的父母，原来石伯就是准备临回家时去拜访的，现在因为这个事和探望他的事一起来，一举两得也说得过去。 
      可能对于石伯深夜送他去医院的热心帮助的感激，或者早已从别的地方打听过石伯品行道德，女子的家人表现出特别的热情、随和，谈话间嘘寒问暖，而且还用善意激将的方式挽留，盛情招待了石伯和他的同村长辈吃了一顿午饭。把石伯弄得好不尴尬。不过，石伯从女子家人诚恳亲和的态度中感觉到了，他和女子的好事将近，石伯也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石伯从工地回来后，马上委托一起做山工的那个长辈尔叔，他毕竟有亲戚在那里，说起话来也方便，大不了就付多一个媒人的媒人金吧。最后也顺理成章顺利地把女子娶回了家。把石伯的母亲高兴得整个乐哈乐哈的。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好久的心事，石伯对母亲也算是有了个圆满的交待。
      娶了媳妇的石伯，为了让母亲在有生之年完成和孙子孙女见面的心愿，不到十年的时间生下两男四女，其中有一胎是龙凤胎，这不得不说是个壮举。十年时间里，石伯的母亲只跟一个孙子，三个孙女见了面，在大跃进中忍受着无米"共产"的饥饿煎熬。就带着未够的亲情满足安详地走了。临终前还表扬了石伯，并不是表扬石伯的娶妻生子，而是表扬了石伯在过去的时间里，为村里乡邻不计个人得失为解决温饱而干的实事，虽然平凡，母亲说那却是她最感欣慰的大事。
      石伯的母亲说的没错，石伯太希望村子里的人都能和谐相处中过着没有饥饿寒冷的日子。他有一句座右铭"万里长城今犹在，让人三尺又何妨？"。所以对于在乡邻之间发生的纷争，都用这句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化解。
      "这明明是我的地方，凭什么说是你的。"一句中年人的大嗓门从祖屋后面的一块闲置地里传来。
      "哪里有记号证明是你的？看见我做柴房就眼红了是不是？"这时又响起妇女的声音。
      "你敢砌砖，我就敢把它推倒！"听语气，争吵升级了。
      "明天我还就砌了，看你敢推不？"又回了一句，是男人的声音。
       这是中午时份，石伯正在老屋院子里织着簸箕，听着感觉不对，放下手里的竹篾活来到争吵的地方。
      "怎么了，多大点事啊？不就一垅红薯的地吗？乡里乡亲的，过左过右又亏了折了？"石伯来到以后带着不容置辩的严肃语气问。
      随后又把他们两个男人叫到跟前分别单独说了几句话，两个人都一直摇头。石伯的意思是把自己挨着的那块平时放柴火的地匀一垅给他们中间那家，跟边上正盖柴房的那家一说，他却说不应该是石伯的事，没有理由牵扯了石伯，跟中间这家说了，也是这样的话，不能无端把石伯拉进来。看到两家都是这样的态度，石伯只能最后折中的方式处理，也是当着两人的面公平公正地说。
     "现在你们两家，是不是谁都无法证明这一垅地方是哪家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先拿开同宗共祖不说，说理好不？还是最后打架决定是谁家的？谁打伤了谁，又是谁吃亏？连累儿子孙子，让他们继续以怨报怨？又何必呢？我看这样行不行，各让一步，把那垅有争议的地中间划开，各归一家。好不好？好的话马上做个记号。
      最后圆满解决了问题，那些听到声音围观的成年男女都议论纷纷，都说石伯调解得非常合理，又给了吵得脸红耳赤的两家一个下得舒服的台阶。
      石伯因为带领大家出去做山工有了收获，威信也增加了。大家都知道，石伯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子，跟着他干，八九不离十，所以在推选生产队长的时候都一致推他做队长。刚开始石伯却不想做，推辞说自己是富农给人说闲话。村里几个做长辈的找他说了几次，才同意做着试试看的。
      乡亲们相信自己，选自己做队长，对石伯来说心里真的有着很大的压力。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办法填饱乡亲们的肚子，经历了实行"共产"的大跃进和它的公社化，乡亲们父饿怕了。只要能吃上饱饭，再苦点累点又有什么呢。随着人口的增加，整个生产队集体的田地却是固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扩荒地，向河坝，山脚、山岗进军，充分利用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当然了，这个事情需要进行民主表决。石伯毕竟被"富农"的成份压过，走这样的路子会不会被套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还必须慎重开会讨论。
      "我觉得石林哥这个想法可以进行，我代表我和两个弟弟表示支持和拥护。"最先举手表态的是村里阉鸡叔公的儿子。说完话还对其他与会的人说，"我们先别张扬出去，把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原有的耕种，一组负责开垦荒地。轮流着来。"
      "我们几家都同意这这种做法，也做好了万一要承担责任的打算。反正没什么比能吃饱更重要的了。又不是杀人放火。"队里的社员越顺越激动。
       "对，与其像几年前公社化时吃树皮，倒不如博了，没偷没抢的，挖点田地种吃的而已，怕个鸟。"

      ……
      各个代表七嘴八舌基本上表态通过，这个队会是在尔叔家召开的，到场的都是兄弟或者堂兄堂弟，走得比较近的人派出的代表。尔叔家比较宽敞，又是单门独户，会前会后还特别交待会议的保密性。
      说干就干，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开的荒地都开了，旱地、湿地、坝田等等开垦出来的田地都因地因地制宜地种上了农作物。收成的时候，整个生产队的参与劳动的和没参加劳动的妇孺老幼都笑逐颜开，喜悦之情就好像是丰收的果实，累累地挂在脸上。分享劳动成果的时候都选择在晚上，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发自肺腑的笑声好像要把天上的夜幕撕开，把天捅破。让天上的黄母娘娘和她的仙女们也羡慕一下这凡间一隅丰硕之地。可是他们却只能独自在这片狭小的人间分享这种劳动收获的快乐，甚至不敢传递出去。他们害怕那种叫做"资本"的东西发霉在收成的地方。   

      石伯用他敢闯敢干的性格干的这些事，上面是有所耳闻的，只是心里都知道大家都是想吃得饱一点儿已，睁眼闭眼就过去了。再后来其他队里也偷偷地仿效这种做法。最后也就正常化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多来到了农村广阔的田地里去，为实现他们的理想，在这个社会熔炉里流血流汗，为农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面积的开荒造田，他们却因此失去了无法追溯的青春。石伯看着这一帮子本应该在城市大展拳脚的知识青年，无数次问着自己"这社会是怎么啦？是社会病了还是孩子病了？"石伯问对了，那是社会的一次感冒！
      但是，石伯没病。他知道社会的感冒也很快会好的。他的孩子们一年年长大，他要养活他们，要让儿女们的童年在他的努力下开心快乐。让他们都能上学，而上学需要钱做保障？他又动起了心思，他不止一次地看着远处的那一片深山老林 ，那是可以生钱的宝山。
      他找到以前做山工的那帮人说了他的计划，"我们到深山里去做几个窑，烧炭卖。有兴趣吗？"
      "好啊，正发愁找不到事做呢，"其中一个马上附和道，"就田里那些事，有点太清闲了点。拿个工分不顶用，还是搞点付业才能帮补点家用。"
      "不知道大队发现了会怎么样？不会抓了罚款吧？"一位胆小的轻轻地问了一句。
      说什么的都有，怕事的几个表明了不参加，剩下几个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又不用投入什么钱，刚开始打窑时为了咨询别人，买了些礼品花去了一点钱当是学费。去请教的也是石伯媳妇外家那边的，不敢请本地的老师傅。还是怕别村或大队的干部知道。石伯特地借了辆自行车把师傅拉来的。来回足足一天。第二天就上山找地打窑。经过几个合伙人几天的同心协力，分工合作。两个炭窑洞成功试火。师傅也说他们运气很好，连窑都不用再改，一举成功！石伯把打窑师傅送回去后，立即开始了烧炭生产。
      做了一段时间，有了经验，石伯试着从打窑师傅打窑时学到的技术又打了两个新窑，没想到也非常成功。由于分工合作得好，砍树的砍树，烧炭的烧炭，封窑出窑的日子循环得快。每天下午天差不多黑就挑着木炭下山，把木炭放到石伯家的柴火房，两天一卖。收入挺不错的，把那些不敢加入的几个后悔死了。找到石伯希望加入，少点股分少分点都行，最后在石伯跟他们几个合伙的沟通之后也都加入了。
      做了半年多以后，知道的人也多了，其他各村的人在附近也开了几个新窑，接公社的通知大队也发话了，说严禁乱砍乱伐，否则追究法律责任。石伯他们打一开始到结束也经历了半年多，半年多里天气又好，没有过阴雨连绵上不了工的天气，大家伙都吃苦耐劳着合作无间，收获还是喜人的。"不给干就不干了吧"石伯笑着对大家伙说，"我们也只能重新找"头路"养家糊口喽"。
      "这种活本来就不是长久之计，吃祖宗山是迫于无奈之举"石伯说出了他心里话，"谁叫我们要米下锅呢，只能先应急解决眼前了"
      也许是太多需要温饱的家庭了，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七十年代末，农民日夜盼望的"如果能够吃上白米饭，哪怕没菜也是享受！"的愿望终于来了，分田单干，分田到户。每家每户都从原生产队合作的公田分到了属于自己承包的土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每个农户的勤劳体现，农民们真正的笑了。石伯卸下生产队长的重任之后，那张布满皱纹的赤色的脸，经常望着东边曾经烧过炭的深山和它山顶上吹开云层的清澈的蔚蓝，再看看村里每家农忙时一幅幅喜庆的画面。石伯都会缓缓地舒口气，然后点燃一支能让他思想活跃的香烟……
      整个大队的很多人都清楚石伯的为人，热心肠，无个人私心，有能力。所以都想推举石伯到大队做个干部，可是石伯却好像自由惯了，经常又搞点小副业，没有时间把全部心思放在大队，只好自己又拿出富农的成份搪塞了过去。人们除了惋惜之外也没法再说什么。
      石伯又瞄准了一个行当，不是谁都能干的苦力活，他考虑了很久，以前做砍树扛树工的时候没事时经常鼓捣那玩意，他问了那些拉长木料的师傅，怎么做，长、宽、高以前都量过而且还画了图。弄就是拉货用的单轮人力推车。是由直径五六十厘米的打气单轮，中间套个转轴固定在木架上，这个木架的木料和做工都要非常结实，两边各一条可以承受好几百斤的木方做成车把，前面的两边用硬木做上车架，车头部分宽度大概一米，另一头稍微宽点。人在两车把中间一站，一手各抓一条车把，绑一条硬布皮做的承重带两头各绑套在车把上，把它挎在肩上推着往前走。两个车把上抓手的部位都装了刹车装置。这种体力活，靠的是手上、脚上和肩膀上全身的力气，讲究的是两边的平衡。平衡度把握不好的话，拉着货物就会斜翻而前功尽弃。
      那个年代，人们建房子用的不规则的石角和长方体的成品石砖，都是用这种鸡公车从山上一条条拉回来的。石伯也是看中了它的可持续性才决定把它当作养家糊口的职业的。六个孩子当中大的两个女儿小学上完就再也不上学了，都说留给后面的弟弟妹妹上，任石伯再怎么劝都没用，虽然成绩也不理想，可是石伯总觉得愧对了她们，现在在家里帮母亲忙这忙那的，也差不多到了嫁人的年龄了，所以石伯的家庭负担还是不轻，如果没有找个稳定点可以赚到日常开销的职业，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毕竟自己不会什么手艺活。分田单干后的时间自己可以安排使用，所以农闲下来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被石伯拉着一起干的还有三个人，都是身体素质相当棒的中年偏老的庄稼人，有两个是从做山工，烧炭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村里兄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石角或石砖是村里或外村的石匠从他们做的石山上打出来的，通常也是交通相对方便的山头里开采出来的石头，石角是不规则的，是石头上直接开炮眼炸开之后，再从炸开的大石上凿开半指深可放进专门的铁尖的石眼。抡起大锤一锤打下去，放尖时还要用禾稿包住石尖的口子，然后放进石眼里，这样打在铁尖上才不至于硬碰硬而弹起来，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一般的情况下只有次品的石头或边料才会做成石角，因为石角的价值完全比不上石砖。建房子时被埋在地下做地基。石砖是加工以后的成品，是建房时放在地基上面当做墙用，房子建好后把石砖之间的缝隙填上水泥砂浆可防霉防水。正常情况下放三层石砖，上面才开始夯石灰黄泥墙，条件好的就砌红砖墙。
      推鸡公车一天走两趟，单程有十几里路。早上天蒙亮就去石山，把石匠们打好的麻石石砖顺着陡坡滑到下面山脚，选择的场地也是容易上鸡公车的地方。几个人一起把几辆车装好，又两人一组互相帮忙着推到平坦好走的大路上，太陡的下坡路也不好走，需要两个小心翼翼慢慢地，一个人掌握刹车。下坡后是弯弯曲曲的田埂路，路很窄，刚开始拉的时候，几个人都栽进过田里，最难走，又有一定危险性的就是那道石板桥。桥不长，却只有三条石砖拼成，宽约七十厘米，一边是顺着田埂路带点坡度，桥的另一头是有点长的上坡路，不算很陡，过桥的时候，石伯他们都是在那边养足精神才一鼓作气直接快速过桥上坡的。解开早已备好的车头上的麻绳，一个人在车头拉着，像拉纤夫一样。一个人推着"嗨呦嗨"瞬间就到了大路边。再停在边上，过足烟瘾，歇够精神头，再悠哉悠哉地拉着送到石砖的主人家里。顺路买点猪肉回家做菜，犒劳自己也犒劳家人。
     下午的那车。一般都是太阳没那么猛的傍晚，顺利的话拉回来也是晚饭时间。如果碰上鸡公车爆胎，车子零件坏了走不了，就要忙到夜里九点十点。晚饭还必须由家里人送，不过，是各送各的。
      石伯是带头的，按规矩是应该抽提成，几个伙伴都表示过石伯应该的提成，因为他们的结款都是石伯去结好拿给他们，运费也都是按石砖的条数结的，价格早已定好，大家心里都有数，石伯从来都没少给了他们，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不容易，辛苦活赚的都是血汗钱。他们几个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这种苦力活，一方面是他们年龄的增加，也逐渐无法胜任，还有的就是他们的儿女也不想，已经辛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长期从事这种要用尽吃奶的力气才能推动的鸡公车职业。所以，做了几个年头之后，他们也慢慢地退出了这个行业。
      多少个早晨，看着山后日出前闪现的一道道亮光，石伯驻足凝望，每次的感触都是那么的无奈。多少个黄昏，推着压在肩上跟布带一起行走的石砖，石伯的眼里露出了历经沧桑过后的淡然，坚强中又有了点岁月无情的落寞。也许，他在回忆曾经的那个在学堂里奋笔努力的少年……
      石伯爱好写字，每每晚上或下雨天空余的时间里，石伯就搜出吊在房间木棚角落下的毛笔和墨水或墨条，把墨磨开，在八仙桌上摊开从别处搜罗来的旧报纸，一字字地写，报纸上写的东西有些被石伯剪开保藏了，那些旧报纸全部都被石伯看过几次，当别人看见他写字和读报时的认真劲，都开玩笑似的问他是不是还想考个状元。石伯笑笑没做解释，他始终相信所上的学堂知识会有用处的，除非自己不想用。所以写和看是他生活中不想放下的东西，有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从别处长辈口中听来的，特别是关于家庭礼数方面的更加细致。比如老人去世必须遵循的各种传统礼节，拜祖请神，结婚、新居进伙等等该有的礼节传承，风俗习惯。石伯也用他的小本本涂涂写写记录下来。
      时间一长，本村和很多外村的乡亲们碰到喜事或丧事，都来请教石伯，有些人还非要石伯去他们家里帮忙才放心。比如村里人有些男丁满月到祠堂张贴的名字帖、请帖、老人代写家信等等，都找到石伯，要他代劳，石伯也来者不拒，从来不要求乡亲们给予多少作为报酬。临近老年的石伯，还是拿起了他始终不舍得完全放下的笔墨，继续着和学堂有关的故事。做事认真负责，态度和蔼可亲，人又幽默风趣，找石伯做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石伯也算是"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也越发喜欢说说笑笑，在人多喜庆的场合偶尔一两句带着斯文"咸湿味"的素材，经常都被人笑骂"老不正经"。当然大家反而笑得却会更加开心。
      一愰而逝的时间，掠过"石伯"已经被岁月蚕食的头发。六七十岁的他头发稀少，却还保留着他伟岸农民般的绅士风度，总喜欢用葵扇似的手掌拿着一把梳子，把黑白相间的头发往后头梳得油亮油亮的，爬上额头的皱纹透出历史的沟壑，白白的衬衣把袖子撸起老高，蓝色的土布裤子配上旧的却又铮亮的军用皮鞋，用他的大脚走路带着地震的感觉，可却没有走出山门远走四方。但是生活出的滋味写在脸上，照样是如此怡然自得。
      好多年之前，八十几岁的"石伯"走了。 在乡亲们的惋惜声中去了天国，去上他未完的更高的学业府。"石伯"拿着他没写文章的毛笔和他深奥的家礼，还有他自豪一生的老学堂文化人的身份，为乡亲们传递了人伦的道德和文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在农村绽放了地域文化的精彩，传承了礼仪及它应有的价值。虽然是局限性的农村人的口碑，不也是真切爱戴的反映吗？假如之前命运不开玩笑，他的世界肯定不在这里，正如有位哲人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石伯"虽然被命运拌了一脚，却将自己坚守在出生的那个地方，用简单的付出贴近需要的人。他的离去留下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惋惜声，至于以后再以后，他在后人的故事里又会有多少叠加或删减？也许，历史才是最好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