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显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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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读楚雄卫校的时候，东瓜卫校的称谓比楚雄卫校的名气要大得多，知晓率高，农村里很多农民都知道楚雄城郊东瓜有这么一所卫生学校，从这里毕业出来的医生能为农民治病。我有一位堂哥，叫普显聪，小时候读书就比我聪明，因为他记心好，学习成绩优秀，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五年级还没毕业就被保送到东瓜卫校读民族医士班。我还初中没毕业，他已经在牟定牌坊卫生院工作了，后来当到我们蟠猫乡卫生院的院长。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1965年6月2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东瓜卫校出名，是因为她在那个“赤脚医生”盛行的七十年代，培养出了许多农村急需的“高级”医生有关。
我是1980年秋天考取楚雄卫校的，入读检验12班。之前我在牟定二中（当时在猫街安乐村）读的高中，是高2班的班长兼劳动委员，学习成绩保持班级前三名。那时全国恢复高考第四年，本来我们这一届高中可以直接报考大学的，但为了把稳起见，降低期望值，只敢报个中专，结果超楚雄卫校录取分数线73分，第一志愿即被录取。那年楚雄卫校招检验士两个班100人，药剂士两个班100人，均为面向全省统一招生。还招了一个民族医士班，只招楚雄州的少数民族，享受民族政策，录取分数上有照顾。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正在我们村的一个筑坝工地上挑土，一看通知开学日期已过，第二天洗被褥收拾行旅又耽误了一天日程，于9月3日由我四叔普啟旺送我到东瓜卫校报到。我四叔毕业于楚雄师范原来是个教书的，后来在民间文学方面有成绩调到牟定县文化馆工作，他说卫校的罗正富老师是他在凤屯彝区教书时候的学生。于是，在学生科报到后我四叔就领我去找罗正富老师，当天晚饭也是在罗老师家吃的，临别他把我托付给罗老师，罗老师也叫我在学校里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罗正富老师就成了我在卫校认识的第一个牟定老乡，大的事没有麻烦过罗老师，但每到寒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去他那里借大锑盆、水桶（拴根绳子水井里打水用）和搓衣板来洗被褥，自己洗完之后，再借给同班的李永侯、李朝安等十多位同学使用，方便了不少事，不然那年头我们只有一个洗脸盆，洗床被子、床单真还是件麻烦事情。
1980年的中国还十分贫穷，卫校师生们的生活基本上仍然实行供给制。吃，男生每月30市斤，女生27市斤，教体育的老师最高，每月有36市斤。其中有杂粮搭配，是包谷面，故我们每个星期会吃到四五顿用包谷面做的窝窝头。吃杂粮的那一顿饭只有二两米饭，是蒸汽饭（每个宿舍住8人，平时吃饭时每个宿舍轮流两个人去打饭菜，一盆是饭，一盆是菜，回宿舍后再分配），另有两个用包谷面做的窝窝头，每个算一两，冷后僵硬且粗糙，就是我们农村来的学生也是难于下咽，那些城市来的学生就不用说了，检验11班一位胃不好的学生竟吃出了胃出血。那时我们每个班都有菜地，放学后有时要去栽菜或浇水，甚至到厕所里挑粪水浇菜。学校食堂里常年养有几十头大肥猪，杀后可以改善师生们的伙食。食堂旁边有一个私人开的小食馆，周末卖米线，贰两粮票一角钱一碗。我是我们班唯一的一名甲等助学金（不是我学习好，而是考虑我是来自贫困的高寒山区），每个月有13.5元。你可以比较一下，1983年我毕业时的月工资才34.5元，这笔助学金比我月工资三分之一强，已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绰绰有余，故在卫校读书的三年间，我没有向父母要过一分钱，放寒暑假回老家时，还可以买些饼干、糖果回去孝敬爷爷奶奶。
穿：八十年代初，经过多年的拨乱反正，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这个同样会在卫校的学生之中有所体现。但那时的楚雄卫校校规比较严，学生不准谈恋爱，不得穿奇装异服，绝大多数学生致力于学习专业知识，但也有例外。记得1981年学校里出现了个别学生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烫鸡窝头的情况，校党委书记刘家恒是个从部队退伍的老革命，很看不惯这种歪风邪气，就以政治思想工作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学生，勒令限期改正，否则开除学籍。结果留长头发的反过来剃了个光头，反使事态更为严重，限戴上帽子才能进教室上课。检验11班一个爱美的女生叫李美兰，姚安县人，烫发后被刘家恒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觉得很丢人，哭了好几天。我们是从农村出来的，一向懂得艰苦朴素，也懂得刘书记的谆谆教导，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这里我要特别写一下，我进卫校的时候，学校为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备有御寒的棉衣，进入十月你可以到学生科领一件草绿色的棉衣穿上，到来年春天洗干净后再交还学校。民族医士班的学生每人一件，我们检验班的只有我们几个从农村来的去领来穿上，城里来的学生个个都有毛衣，那时我们没有。尽管这棉衣有好几届的学生穿过，洗得有些发白，但冬天在学校、或去199煤田地质队、轴承厂、林机厂看露天电影时穿上非常暖和，故我印象深刻。我读卫校报到时，因为没有蚊帐，也是学校发给了我一顶蚊帐，至今非常感念。昭通、文山、德宏、保山等行程较远的学生，放寒假暑假回家时学校还发放他们路费，那时的楚雄卫校对学生们的生活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
住：八十年代的楚雄卫校除教学大楼外，老师们住的多为低矮的小平房，这些平房十分简陋，有的用石棉瓦搭建；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土基砌墙，用报纸裱糊，夏天漏雨，且低矮潮湿，白天夜间常有老鼠横行。学生们住的则是清一色的筒子楼，有的是木楼板，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卫校的筒子楼只有上下两层，中间是过道，两边是宿舍，靠外一侧有一道窗子透光进入宿舍，宿舍里摆四张铁床，分上下床共住八人。筒子楼中间的过道光线不足显得幽暗深长，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洗漱间，用水要到楼下去提，走道尽头有一下水道供倒水用。一般刚入学的新年级通常被安排住一楼，一楼通风采光差，一年四季皆潮湿，夏天蚊子多，卫生最差，空气也不好。记得操场边上有两幢筒子楼是多年失修的危房，有一边的墙是用一块木板顶一棵木头撑着，一楼仍然用做学校体育器材保管室，二楼用于报刊阅览室，下午放学后我经常到那里浏览报刊杂志。
记得那时的卫校缺生活用水，周末洗衣服用水是到卫校的一个小坝塘中间砌起的一口井里打水起来洗。这个坝塘是个死水塘，一年四季水质泛绿污浊，我们用的是坝塘里渗透进来的清水，有时有异味，不能吃，只能用于洗衣服。因为缺水，学生洗澡也时常出现未洗完就停水的情况。在到卫校读书之前，我没有洗过热水澡，只有在农村坝塘游泳之经历。那时的卫校有供男女共用的洗澡房，每天中午、下午放学后分两个时段开放，但因人多澡塘容纳人数有限，每次一开门即人满为患。卫校女生多，洗澡多照顾女生，故我们男生洗澡开放次数少于女生，有时劳动之后就得跑外单位去洗，近一点的是卫校旁边的林业机械厂，如果林机厂也人满了，就跑到更远的东瓜化肥厂去洗，两角钱洗一次，我们都曾去洗过好几次。后来，学校在当时的州精神病院后面的大河边打了一口深水井，才缓解了用水紧张的状况。记得卫校有这么一口深水井，是因为水井打成后，地下几百米抽上来的水中，学校竟然检测到了大肠杆菌，群落计数超标。作为检验班的学生，当时我百思不解，后来学习了食品卫生检验，又到楚雄州防疫站实习水质检测，才理解了其中的一些缘由，才知道为什么大肠杆菌作为水质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判断其它所有入口的食品是否受污染，都是非常重要的。
行：楚雄卫校地处楚雄城郊东瓜镇，位置有些偏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交通，与今日的现代化交通比那是相当落伍的，不可同日而语。我到楚雄卫校报道那天，是在波罗哨下车，扛着行旅步行三十多分钟，经原199煤田地质队到达楚雄卫校的。送我来卫校读书的四叔普啟旺，我们在罗正富老师家吃过晚饭出来，太阳还没落山，大约六点半钟，就没有进楚雄城的班车了。他为了赶上第二天的会议，只好徒步进楚雄城去找州文化馆的同事。
刚到楚雄卫校的时候，有一个周末，因为挤不上进楚雄城的班车，还与民族医士班的几个彝族学生相约一起徒步进楚雄城。我们走的是一条乡村小道，经东瓜化肥厂后，从一片田野里过龙川江，到达现在的彝人古镇位置，然后一直向东走都是平展展、金灿灿的千亩田畴，全部是等待收割的稻谷。到了现在楚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位置，我们才转向南方行走。那时从楚雄邮电大楼到鹿城大厦一带还是一片农田，沙质土壤里栽种的农作物是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姜，与我们家乡山上的野姜叶子相似，故至今仍有记忆。这次徒步进楚雄城来回花费五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耽误在路上，在城里只停留了不到1小时。
读楚雄卫校的第一个寒假，也是因为放假时学生太多，第一天上午一直没有挤上客运车，唯一的一辆校车只接送昭通、保山、临沧等较远外地州的学生。下午太晚了又怕到楚雄城后没有车或是买不到回老家的车票，就得在楚雄住一夜。故决定第二天起床后也不去挤无望的校车了，三十多人相约趁早徒步下楚雄城去买回家的车票。这次有人领路，说路直一个多小时就可达城里。我们从卫校背后的轴承厂翻过去，走一条半山上的路，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我们顺着一条大沟走，一直走到三家塘至今还在的那匹拱形桥梁上。这座桥其实是一个渡槽，一道水渠。从桥上走过时往下看，还是让人摇摇欲坠、胆颤心惊的感觉。
二
1980年我读卫校的时候，已经是上海市卫生学校搬迁至我们楚雄东瓜的第十个年头，学校成为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主攻专业是检验和药剂。检验和药剂两个专业招进来的200人，全部是高中毕业生，基础比过去招的初中生好一些，老师们上课讲授起来都说我们接受能力强。那时，学校里差不多还有一半的老师是上海人。教我们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微生物学的均为上海的女老师，上课时讲普通话，私下里她们之间讲阿拉上海话，我们至多能听懂三分之一。至今记得主讲微生物学的徐老师，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讲课像打机关枪，一开口就嘡嘡嘡能讲上半个钟头。还记得教我们数学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师上海口音很浓，讲课有趣味性，善于调动学生情绪，讲到关键处，他会出一道数学题让大家来抢做或抢答，看谁做得又快又对，这个过程只有三四十秒钟；有时他讲着讲着，又会突然停下来，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事的小技巧，至今记得：皇上要你多说些，皇上不要少说些（大意）。
从上海卫校来的一位老师叫王爱康，身体瘦弱单薄，曾到楚雄“五·七”大学医科当过老师，卫校成立检验学科时他出任科主任，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知识分子。后来他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皮肤病（真菌），非常专注、刻苦，非常执着、敬业，为许多皮肤病患者解除了痛苦。特别是他把楚雄四中教师普自悌在昆明云大医院也治不好的皮肤病治愈了，一时名声大振，楚雄下属各县闻讯跑来东瓜卫校求医者络绎不绝。卫校附属医院的护士长徐虹，以王爱康治好众多患有顽固性皮肤病患者的典型事迹，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金沙江文艺》上，一时在省内引起轰动。我毕业离开卫校后，从上海来的教职工纷纷调回原籍，但王爱康老师太热爱皮肤病防治了，知道我们楚雄的病人需要他，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价值在楚雄，又坚守了五六年才离开楚雄回上海。
卫校的上海人与我们楚雄本地人在生活方式上有些区别。那时上海老师全都自己在家煮饭吃，没有人会到食堂打饭菜。他们买附近农村挑来卖的蔬菜，却又买得很少，有时可能一样菜就只买一棵或几两，最初给我的感觉是上海人为了“省钱”，或按我们云南话说就是“太小气了”。上海人吃饭也可以用“秀气”来形容，饭量很少，一般只吃二三两，那时我们要吃半斤还觉得吃不饱；菜可能做六七样之多，但份量也不足，用我们云南人的话说：还不够每人两三筷子就把菜挟光。其实是我们对上海人不了解之故，他们追求精致的生活，在吃方面讲究质量（那时我们则只求数量），讲究营养平衡（我们是不吃则已，要吃就要吃他个够，喜欢大吃大喝）；饭后有吃水果的习惯（我们那时水果可有可无，这个属于奢侈品）。
上海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们做事精明，思想开明，善于计划，感觉生活理念比我们云南进步半个世纪。在我写作的这么多年中，都喜欢给上海的报刊投稿，只要你文章写得出彩，他们用稿一般都比较公允。像《新民晚报》《采风》《故事会》《上海调味品》《食品与生活》都发表过我的很多美食散文。而云南边疆这种小地方，人际关系复杂，生活中人们会看麻衣像，看你地位、名气，甚至是要靠搞关系才有可能发表你的作品。
三
我们检验12班的班主任是李开金老师，那时的李老师还很年轻，没结婚，非常懂得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心理，在生活、学习中与我们的沟通几乎没有什么隔阂，给人印象很好。李老师教我们的寄生虫学及检验技术，他备课非常认真，在来上课之前就把重点、难点、注意事项归纳得清清楚楚，我们照抄笔记就可以了，字数少，又好记且逻辑清晰，复习起来也方便，就像是为我们准备的一样，所以他的理论课是最好上的。我们更多的精力则放在实验课上，显微镜下，去熟悉那些寄生虫及其虫卵的形态和结构，如何加以识别、鉴别。就是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这三种疟原虫在红细胞中各个发育阶段的形态、颜色、特点都被我们牢记得一清二楚，以保证实物操作考试时拿到满分。但到了医院工作之后，我们当年下功夫去熟悉、牢记的那些十分繁复的细微差别，却几乎都没有用上。但这些基本功还是帮助我写出过十余篇有关寄生虫病方面的科普文章，发表在《健康报》《家庭医学》《云南科技报》等报刊上，并荣获全国第六届、第十一届科技报优秀作品二等奖和三等奖。
我卫校毕业到吕合煤矿职工医院工作后，在实际工作中用得最多、发展最快的是临床检验技术。记得这门课程在卫校是季文禄老师讲授的。季老师温文尔雅，讲课节奏语气舒缓，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因为是主修课我们自己也认真学习。每讲完一个章节，季老师就会出试题进行测验，有一次我竟然考了个满分100分，全班第一名。过去我们用牛鲍计数板在显微镜下一个一个计数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在玻片上瑞氏染色后手工分类计数中性、单核、淋巴、酸性、碱性细胞，常常数得头晕眼花，特别是血小板计数特别费眼神，效率很低。如今，医院里检验室几乎全都用上了全自动血球分析仪，这些计数和分类全都实现了自动化，减轻了劳动强度不说，还又快又准，提高了工作效率。生化检验也一样，当年肝功、肾功、血糖、血脂全部检验项目均为手工操作，血清取样和加试剂就靠几支玻璃吸管和一个吸耳球，凭借灵巧的手指控制准确加入到一排排试管中去，那可是经过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一门技术活，最后再通过72型分光光度计比色得出检验结果。现在，一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一天几百号人，一个人十多项生化检验项目一次就能检测出全部结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以预见，这样的临床检验自动化程度今后只会越来越高，临床检验在疾病诊疗中的科技含量、地位和作用，还会有质的飞跃。
1983年我们检验、药剂两个重点专业毕业的时候，实行的是全省毕业统一考试，颁发的是云南省卫生厅中等专业毕业证书。记得药剂11班的陈伦同学，两科成绩都考了满分，获全省第一名，学校奖了一台宝石花牌收音机给他（价值二十多元）。那个年代成绩优秀者，一般以精神鼓励为主，至多大会上给予表彰，还不兴物质奖励，更没有物质刺激这样的做法，故我至今印象深刻。
担忧的事至今也还记着一件。我们的毕业分工是在卫校就定了的，就在同学们各奔东西之前，药剂班的一名女生突然头疼，发高热41℃，体温一直降不下来，被卫校附属医院转到当时位于三家塘的一六二医院（一所解放军医院）治疗，他们的诊断结论是乙型脑炎。乙型脑炎由乙脑病毒通过蚊子叮咬感染所引起，是一种凶险的传染病，持续高烧会损伤脑细胞。因为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卫校，就一直不知道这位同学后来的情况。
四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当年读卫校时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下午都安排有文体活动。其中有一天是音乐内容，就是由音乐代表教大家唱歌曲，都是些新歌或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检验12班的音乐是刘云梅同学教的，还记得有《军港之夜》《白蓝鸽》《红河谷》《草帽歌》等。我喜欢音乐，在卫校我还学会了简谱，学会了吹笛子和口琴（笛子有一年中秋节在足球场上联欢时与禄劝县的彝族同学一起吹过）。那时学校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每天六点半学生就要起床跑操，每个人体育考核都要达标，否则不及格就会影响毕业，故有时放学后我们也去练单双杠，练前滚翻和后滚翻，或组织排球、足球、篮球比赛。当然也会组织全班同学野外踏青，药剂班的还到紫溪山上采集过中草药标本。
那时卫校每年都组织班级文艺汇演活动，在新生入学不久的中秋节，或在新春元旦开运动会的时候，演出节目各班级自己组织，大多都是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节目，气氛祥和，学生们的才艺往往超出你的想象。我们班12名女生，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裙，头顶陶罐，跳起了斯里兰卡的圆舞曲，用柔软的手指、腰肢，随着节奏抒发情感。那优美舒缓的音乐，婀娜多姿的舞蹈令人难忘。
卫校的晚自习一般是做作业、复习功课，有时候是章节小测验。但还是有同学外出看电影的情况，他们晚自习来报到一下，点名之后就借故开溜。那时卫校周边的199煤田地质队、轴承厂、林机厂、化肥厂经常轮流着放映宽银幕彩色故事片（卫校是偶尔周末放映），至今记得有《戴手铐的旅客》《今夜星光灿烂》，日本电影《人证》等，那时看电影是一种时尚。我属于老实、很少出去的那一类，但有一次晚自习跟同学一起翻墙到轴承厂看电影，提前回来还是被值班老师在后门堵住了，幸好我认错态度好名单没有报到学生科。
那时楚雄卫校已有彩色电视机，放置在教学大楼尽头的电化教室里，尺寸不大，平时我们学生看不到。1981年11月16日下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总决赛在日本东京举行，我们百余学生簇拥在电化教室里观看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队鏖战，那场面激情澎湃，助威的叫喊声似乎要掀翻了屋顶。那是中国女排第一次荣获世界杯冠军，真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郎平、孙晋芳、张蓉芳等体育明星从此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只是这场决赛打得异常艰难，连打五局才取胜（3:2），这时早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炊事员已下班，我们一群无比激动的学生冲出大楼，涌向食堂用一棵木头撞烂了食堂的大门……
东瓜卫校曾经是楚雄文学的摇篮，从这里成长起来的作家，至今仍在写作，四十年笔耕不辍，有的出书六十多部，可谓著作等身，在楚雄作家群中占有一席之地 。
1982年，马旷源从云南民族学院毕业到卫校工作，他思想比较活跃，笼络了东瓜山头几个工厂的文学爱好者，组建了东瓜文学小组，是楚雄州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我们卫校有马旷源、徐虹、普显宏、马腾礼、杨启寿、王有章、何丽春，药剂班的项顼，检验班的杨双富等十余人参加，这些人当时已有小说、散文、诗歌在报刊上发表。东瓜文学小组成立后，油印过一本艺术水准很高的诗集，叫《棠棣花》。后来，在楚雄卫校工会主席黎文华的支持下，马旷源主编铅印了一本楚雄卫校职工文学小组作品选——《鲜花盛开的时候》，一个印张，32页，薄薄的一小本，但因为是铅印的，档次比油印的高，大家都非常喜欢。我有《买卖》和《临产》两篇小小说在上面发表。
1982年12月，东瓜文学小组还在卫校的电化教室里举行过著名军旅作家白桦的长诗——《壮丽的雕谢》文学作品研讨会。《壮丽的雕谢》取材于我们楚雄州大姚昙华山天仙园彝族姑娘咪依噜的传说。那年大姚插花节，北京来的一批大作家到楚雄采风，白桦是其中之一（前面提到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也是白桦的剧本）。长诗发表在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杂志上，在楚雄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次研讨会由马旷源主持，参会的作者除东瓜文学小组的成员外，还有楚雄汽车总站文学小组成员，楚雄州文联《金沙江文艺》副主编杨继中、编辑卜其明、黄晓萍等。我和卫校药剂11班的项顼两人作会议记录。
从1950年到2020年，从上海市卫生人员训练所到楚雄东瓜卫校，再到楚雄高等医药专科学校，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共同见证了楚雄卫校的沧桑与辉煌。追忆往昔，岁月峥嵘，楚雄卫校励精图治，英才辈出，一腔热血铸师魂，为祖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药人才，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赞誉。七十年风雨，七十年辉煌；七十年耕耘，七十年收获；七十年光阴，七十年情怀；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年青春如歌；七十年书香积淀，七十年桃李满天。衷心祝愿楚雄高等医专继续发扬当年的优良传统，为培育时代英才，再谱华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