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继忠先生

 马年仲春的时候，一个丽日明媚的中午，县文联组织到沙桥毛板桥风景区采风。马旷源教授送了我一本刚出版的新书——《杨继忠文选》。这是一本在他倡议下以楚雄州文联名义编辑出版的文集，纪念已故《金沙江文艺》副主编、楚雄州文联成立后的首任作协主席杨继忠先生。相对于当今一些青年作家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文集相比，没有出版一本文集的作协主席是悲哀的！但在作家去世23年之后，还有人想得起他，惦记着他，为他出版生前文集，这又是庆幸的。为逝者出版文集，马旷源先生已不是第一次了，先是《夏先周文萃》、《朱有凯文集》，后是《杨继忠文选》。今年三月，楚雄女作家朱晓云不幸车祸去世，他又筹划出版了上下两卷的《朱晓云文集》。窃以为，用这样的方式祭奠楚雄已故文艺界人士，留些念想，善莫大焉！比我们拿一篇散文到处投稿重复发表十次二十次都有意义。

读着《杨继忠文选》，我仿佛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的形象又在我心中活了起来。

1982年的春节，我在故乡陡嘴一个叫蚂蟥箐的地方放牛，在山上树林里持笔写下了一篇小说《春雨》（发表时改为《我爱家乡的山和水》），投给了《金沙江文艺》编辑部，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编辑的一封回信，叫我到编辑部面谈改稿事宜。那时我在楚雄东瓜山头读卫校，离楚雄城有10公里。我只好星期六晚上到楚雄小河口财校找同学住宿，第二天一大早下城找《金沙江文艺》编辑部。先找到州群众艺术馆，才问到州文联《金沙文艺》编辑部的地址。走上一幢两层楼的红砖房，只有靠右手边角落的一间房门是开着的，一个衣着简朴、脸形瘦削、头发凌乱的中年男子在伏案写作。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杨继忠先生的场景，星期天专门在编辑部等我来谈改稿的杨继忠。他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夸赞稿子写的好，但说还是要我改一遍。我回卫校后，趁下晚自习的一段时间，伏在上床的一只木箱子上，连夜把稿子改了出来。后来杨继忠当着其他几位编辑的面说，我改的稿子他还是满意的，与原稿有提高，比他想象的还好。那段时间，芮增瑞到外省采风学习去了，我以为杨继忠就是《金沙江文艺》的主编。

自从我加入楚雄州文联的文学工作者协会之后，与杨继忠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多了起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楚雄州禄劝县人，清华大学文科高才生，只因患肺结核中途休学，历经政治运动磨难，文革后复出。杨继忠有个儿子叫杨佳，年龄与我们差不多，酷爱写诗，常与我们这些作者混在一起。有一次杨志光、李友华、毕继爱、杨佳、杨玉明、张学东和我在楚雄人民电影院对面的龙江餐厅吃饭，遇到一个乞丐，杨佳把我们几个人身上的零钱要了去，我们都有点莫明其妙，结果他把十几元零钱都给了这名乞丐。那时中国人都很穷，我们几个业余作者的工资也就三十多块，故至今记忆深刻。读了《杨继忠文选》后，我才知杨继忠先生其实是大理州人，分配到禄劝工作，多才多艺，既是作家也是书法家。

那时楚雄州文联组织我们业余作者开创作会，杨继忠都会谈半把个钟头的创作体会，多是楚雄某地、某方面的民间文学，以学术的视角来谈，兴致盎然，头头是道。每当编辑部发现一位有潜质的新作者，他就会欣喜若狂，溢于言表。但更多的时候是恨铁不成钢，为我们这些成长中的作者迷失方向，甚至走错路而扼腕长叹。至今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吸烟厉害，开会时也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食指中指熏得黄生生的。他的脸庞在烟雾缭绕下模模糊糊，面容清瘦眼睛却炯炯有神。现在想来，他患肺癌英年早逝与他早年患肺结核和后来长期大量吸烟密切相关。

记得除了第一次与杨继忠见面谈改稿时他给我说过一些鼓励的话而外，后来的多少次见面，他都是以一种过来人或长辈的口吻来敲打我，有时还说得很直接，甚至批评得非常严厉。那个年代的文学圣洁，至高无上，崇拜者众。我因在文学上取得一点成绩，也有些飘飘然，骄傲自满起来。对杨继忠先生的批评教诲总当耳旁风，没有认真去思考他说过的话，更没有按他的指教去做过。爱之切，故言之也苛！其实，只有真正关心爱护自己的人，才会这般诲人不倦。现在像杨继忠这样负责的编辑已经没有了。

我从楚雄卫校毕业时，原本被分配到楚雄州卫生防疫站。我填报志愿要求去艰苦的基层锻炼，这是出于写作时体验生活的考量。当我前往楚雄州吕合煤矿报到前，特意到《金沙江文艺》编辑部拜访各位编辑老师。杨继忠先生就给我浇了一瓢子冷水。大意是批评我骄傲自满、心态浮躁、急于求成。最后告诫说：“小伙子，十年能成作家就不错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当时的心态和后来的一切，还真被杨继忠先生说中了。我想，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作家，心高气傲，比我当年还要浮躁十倍！要如何脚踏实地，端正心态，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避免少走一些弯路？

1984年的时候，我在楚雄州吕合煤矿成立“煤海文学社”，编辑出版《星星》社刊，稿子编好后，因为没有准印证跑了好几家印刷厂都没有出版，一拖就半半年时间过去了。有次我把矿党委书记段克宣叫着找到州文联，把我们“煤海文学社”想印刷《星星》的难处说了，杨继忠没有一点好口气，有些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你认不得小锅锅是铁铸的？我们文联编刊物的都没有这个能耐！你一个人就想办一份刊物？……你要向各方面的头头脑脑汇报，多请示你们单位的领导……当时也是我想得简单，想着只要州文联同意我们出版就行了，没想到他们确实也没有这个职能和权限。后来，还是我找到州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一位姓姚的科长，被我们对文学的虔诚所打动，最后以煤矿党委的名誉写了份申请，才同意我们办刊印刷的。那时经州委宣传部批准印刷的民间刊物就仅此一家，也没有给什么正式刊号和准印证。至今回想起来，杨继忠当时是不同意我搞这些看似热闹，其实很虚无，会影响我个人创作的文学活动。

89学潮以后，“煤海文学社”和《星星》随之灰飞烟灭。高处不胜寒！我的文学生活在这个时期有大的转折，就是写作从歌德转向缺德，从小说转向科普，几乎不与其他作家联系，也与州文联没有了来往，从此再没有见过杨继忠先生，再没有聆听过他的批评和教诲。以至杨继忠先生住院病故之事我都无从知晓，两三年之后我才从其他人那里听说此事。自己是一介平民百姓，国有企业连年不断深化改革，我连自身的生存发展都成问题，没有什么能力回报，只有扼腕叹息的心情。

                           原载《楚雄文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