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显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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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几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经常受到北京高校的关注，被列为课题加予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现象。
2018年1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杨春带队，率张歆、常楠、马友呷莫、白雪倩、杨青青、周安雅六名博士（硕士）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楚雄调研。她们此行的目的是对楚雄彝族作家群的现状进行整体调查之后，完成一个三到五万字的课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楚雄彝族作家研究”课题，调研的对象是彝族文学，包括彝族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从对楚雄州内主要彝族作家访谈、征集彝族作家文学作品与研究资料开始。在楚雄市，他们访谈了彝族作家米切若张、杨春华、李学智、卡罗、李云华等文学创作成就比较突出的彝族作家，相关情况我们不得而知。1月19日，常楠、马友呷莫、张歆自己坐车来到我南华，对南华县彝族作家米切苏李、普显宏分别进行访谈并录像。
前往南华的三位采访者，张歆博士是汉族，负责摄像和拍照；常楠和马友呷莫分别是云南、四川的彝族，负责访谈和记录。常楠说她来之前看过我的新浪博客，对我的创作情况及写作风格多少已有些了解。难怪我和李璐去客运站接她们仨时，常楠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我，并主动与我打招呼，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如果她们来楚雄调研的准备工作做得如此充分扎实，相信她们能够很好地写出楚雄彝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调查报告。
访谈内容是她们事先就拟定好了的，主要有这几方面问题：作家创作情况自我介绍，创作方向、写作风格及作品民族特色情况，对楚雄彝族文学创作评价及见解，未来几年写作规划等等。如今的楚雄彝族文学创作，不比那些汉族作家逊色，我表达了自己“楚雄彝族作家群”的观点，也表达了自己近四十年来一贯坚守的文学主张和文学信念，即提倡返朴归真、无功利的文学写作。
1月20日，中央民族大学楚雄彝族文学调研组将到禄丰县访谈，我推介写长篇反腐小说《撵山狗》并获“马缨花文艺创作奖”的彝族作家毕增堂为她们的采访对象之一。在常楠她们的计划里，还想去采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永寿，但不知道老作家的具体住址是在楚雄还是广通？彝族老作家杨永寿是我们牟定彝族，从事写作四十多年，以写反映铁路系统建设成就的报告文学见长，感觉他的文学作品完全被汉族同化，内容不是民族题材，文字也没有什么民族特色可言，但他不失为一名优秀勤奋、有一定成就的彝族作家。
二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联成立于1978年11月，《金沙江文艺》同月创刊，至今整整四十年。之前，楚雄彝族文学除那些祖辈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和旧时代封建土司遗留的极少文字而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彝族文学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故当时的《金沙江文艺》编辑部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每当有彝族小说作者投稿，都热情指导，加予扶持。几年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成就的彝族作者群：袁佑学、普显宏、吉霍旺甲、基默热阔、毕继爱、李友华、杨翠芳、张学忠、张彦英……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彝族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反映本民族的生活，民族气息十分浓郁。
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及其文学创作，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古老传统的文明渐渐在历史中湮没，我们楚雄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彝族文学吗？这使我想起了楚雄新时期成长起来、后来又陆续倒下的两位民族特色十分浓厚的彝族作家，他们是基默热阔和吉霍旺甲。这两位彝族作家的创作，一直坚持走本民族生活这样一条道路。现在想来，这种坚守难能可贵，可惜后来他们都选择逃离了文学。
基默热阔原名罗有能，楚雄州永仁县彝族，大姚师范毕业，被分到永仁县文化馆工作。他的小说处女作《芦笙神》曾获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于1981年调入楚雄州文联。那时基默热阔才二十三、四岁，就已经在云南文坛上小有名气，发展势头当时比四川凉山的吉狄马加还好。在我们楚雄这群写作者中，他是楚雄州文联的大红人，属领军人物！恰似今天余继聪在文联的这个位置，但那时文学崇高神圣，感觉比余继聪还要幸运。
基默热阔生在老彝山，长在火塘旁，听着祖母的民间故事长大，从小受彝族文化熏陶，骨子里传统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他的小说《芦笙神》《闷笛泪》《惹比尤诺的亲事》《神烟锅传奇》《巴吉家的乐园》充满了彝族人民的精气神，彝族特色十分显著。在我的创作经历中，楚雄彝族作家民族意识最强烈的只有基默热阔一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金沙江文艺》编辑部做编辑的时候，曾给我写过四五封信，要我们这些彝族作者团结起来，共同为繁荣彝族文学创作而努力。并用下命令的口吻说，作品必须写彝族题材！必须反应彝族生活！必须有民族生活气息！如果我去写汉族化的生活，写得再好他也不发。当时我觉得他有点大民族主义，思想偏执狭隘，但现在想想，若我们楚雄当时能多有几个像他那样坚守的人，今天楚雄彝族文学的发展就不会凋零得这么快。只可惜彝族作家基默热阔脱离楚雄文坛已二十多年了，就算他如今想继续彝族文学创作，但再也回不到这个圈子里来了。
吉霍旺甲在楚雄师专读书时，以一篇富有彝族特色的小说《山里的女人》一炮走红，他的名气当时比大理的彝族作者纳张元还强势。 吉霍旺甲是丽江宁蒗彝族，因为写作才能突出，毕业后就被楚雄州文联要了去。有一次在州文联举办的创作培训会上，他拿了篇散文请我看，题目叫做《月是故乡明》，当时我们都热衷于写小说，对散文的份量看得很轻，没看出有多好。但“月是故乡明”这一古人名句我是在他这里第一次读到，故印象深刻。吉霍旺甲比我小五六岁，我承认他的起点确实比我要高一筹。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弃文从政，回到故乡宁蒗，当了县委办公室主任。据微信群里的朋友告知，两年前吉霍旺甲已经出任云南省安检局人事处处长了。
起来一批，倒掉一批！这是我们这四十年来培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人才中值得研究的一个社会现象，也促使我对楚雄彝族文学的思考。基默热阔和吉霍旺甲当年都是因自身的写作特长而被州级文联看中当宝贝调入创作单位的，是彝州文坛升起的两颗星星，大家给予了他们很多热情和期待，可他们最终为何逃离了楚雄文坛？大家都为此扼腕叹息。对于这两颗文学新星的陨落，楚雄文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捧杀和棒杀。基默热阔和吉霍旺甲因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当时写他俩的评论特别多，他们的名气也由此而来。或因捧得太高，后来写不出比原先更好的作品，捧杀的成分不能说没有。棒杀是有人写评论说他俩的作品无法超越第一代彝族老作家李乔这座高峰。持“评死两个作家”这一观点的是彝族老作家普飞。
二、受商品大潮影响，下海经商赚钱去了。基默热阔和吉霍旺甲他俩离开楚雄文坛的时候，文学创作受商品大潮冲击，全国正处于低谷时期，社会上确实流行下海经商的热潮。持这一观点的是回族作家马旷源。但文人天生缺经济头脑，经商并非是他们的强项，再说吉霍是弃文从政，基默经商可能不是他情愿去做的事情，且摔了很多大跟头。
想想当初，州文联是个好单位，每一位作家都是当作宝贝疙瘩调来的，包括芮增瑞（原来在楚雄二中）、杨继忠（从禄劝县调入）、黄晓萍（原来是知青、炊事员），熊望平（吹小号的）、米切若张（武定）、张学康（大姚铜矿）等也是如此。好单位是一个好平台，可以施展你的才华。但我发现在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离开《金沙江文艺》编辑部的不只这两位很有才华的彝族作家，还有一个叫毛忠祥的诗人，一个写小说的编辑卜其明，加之作协主席杨继忠得肺癌英年早逝，楚雄文坛真是元气大伤。
如此器重的尖子人才，为什么要一个个离开你呢？这真是个谜。大多数人是根据社会动态猜测，想当然的找些托词，并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有些解释似乎也说得过去。其实，他们的逃离，原因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各种外因皆有，但“人际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内因。我因修改一篇小说，与编辑部发生过一些争论，在今天看似很正常的事情，当时却搞得沸沸扬扬，给我戴了几顶帽子。所以《金沙江文艺》编辑部的情况，我有过亲身体会，那是一个等级森严，帮派林立，对人比较苛严的地方。文人个性强，性格多倔强，生活中总是受伤，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则不宜生存。
现在来说说最早离开编辑部的诗人毛忠祥，如今楚雄文坛再没有人想起他提及他了。我1982年到编辑部见到的毛忠祥，黑红的脸堂仍留一付农民朴素的模样，他一个人坐一间办公室，不见他与其他编辑讲一句话，也不搭理我们这些到编辑部的任何一位作者，像一个老独鸟。不是他傲气，而是感觉他离群很压抑。有编辑告诉我，他是编辑部资历最老的诗人，于是把他早期写的诗找来看。粉碎“四人帮”之前，楚雄几乎没有人从事小说、散文、诗歌这些文体的写作，但毛忠祥在五十年代就以农民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首具有民歌风格的新诗，虽然是歌颂社会主义，写得也有点直白浅显，但这在当时确实很了不起。后来（大约是1984年），听说他辞职回老家大姚乡下去了。文坛这么神圣的地方，多少人向往的精神高地！他就这样毅然决然选择了逃离。退一万步说还可以领国家的工资啊，比土里刨食的农民强百倍，但他真的就什么都不要了。这使我非常震惊，你想他那时内心的痛苦该有多么的强烈，而他诗人的性格也从此就这样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不知今日可在？安好？（补记：微信中有文友告知，毛诗人仍健在，是大姚县有些名气的民间收藏家。）
另一位因写小说《狮山僧》扬名的编辑卜其明，性格温和，做人低调，在《金沙江文艺》编辑部兼搞财务工作。1982年我在楚雄州人民医院检验科实习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到医院看望病人，或送饭或出院结账之类的事。一问才知道芮老师的爱人心脏或血压不好住院了，芮老师开会或出差，这些生活琐事全由他代劳。他叫我得闲时到编辑部找他领稿费，我才知道他还兼管着出纳。这样一位与领导工作关系密切的编辑，工作起来应该是比较得心应手的。但几年不见，忽听得他已调楚雄州民族艺术剧院去了，我硬是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如果是好好的，他为什么要换单位换工作呢？
三
楚雄彝族文学四十年来的嬗变常引发我的思考和悲观，楚雄彝族文学被汉族同化。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学创作被汉族同化的趋势无法阻挡。当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研究生常楠、张歆、马友呷莫三人来南华对彝族作家进行访谈，根据她们的调研主题，我开宗明义就给了她们三个楚雄彝族文学的结论：
一、在楚雄彝族作家群中，目前没有一个作家使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四川凉山那边有，但我们楚雄一个都没有，楚雄至多还有人练练彝文书法。彝族是华夏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使用文字的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彝族文字如今却没有彝族作家使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这是楚雄彝族的不幸和悲哀。
二、楚雄彝族作家群目前的整体创作水平与汉族作家不分上下，平分秋色。楚雄作家群应该改为“楚雄彝族作家群”，以彝族作家团结楚雄各民族作家为方式。因为我们是彝族自治州，在导向上要强调我们的民族特色。我特别举例上世纪彝族作家发表作品，无论编辑或是作者都很看重括号里注明的“彝族”两个字，但近十年来再没有人这样做了，编辑也不会因为你是彝族就给予优先发表作品。这是彝族作家写作水平整体提高后凸现出来的一个好现象。
三、楚雄彝族文学创作日益被汉族同化，文学作品中的彝族特色渐渐式微。这种同化是渐渐式的、全方位的、整体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单是彝族，而是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被汉族同化的倾向。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部受汉文化的影响。我们楚雄没有人使用彝文，只有人说彝话，根基就丢失了一半。彝族文化被汉族同化，日常生活汉族化，彝族文学创作汉族化只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这种同化，说难听一点，就是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侵略；如果说好听一点，是少数民族社会文明的进步。
在访谈中，常楠问我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民族特色？这个问题，楚雄州文联原主席、《金沙江文艺》原主编芮增瑞在《楚雄彝族文学简史》一书“彝族当代文学”部分对我的作品有个结论：“普显宏的文学作品，题材多数选自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民族特色不十分显著。”[1]时隔三十多年，芮增瑞当年对我的这个评价后半句仍然适用。我三十多年来的写作很杂，早期是小说、杂文、政论，之后发表过近千篇医学科普文章。后来在彝族美食散文写作上出现自我突破，并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和淳朴、有趣的民族特色，出版了一本美食散文集《美食如玉》。这几年发表的美食散文，也积累了五六十篇，现在还可以出版一本。来南华城工作后，地方文化研究、民族文化建设也有成就，特别是对郑和故里的研究，艾芜南行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也足可以出一本书。文学评论在《作品与争鸣》《文学界》也发表过二十余篇，加上没发表的，也可以出一本书。
常楠还有一个问题问我：“你认为在楚雄年轻的彝族作家中，你看好哪些作家的发展潜能？”现在的编辑发表作品比较看重作家写作时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这些非本质的东西，我比较反感。这好比一个巧舌如簧的人与一个内向诚实的人，你选择了前者，而我们这些传统作家，往往是后者。在楚雄彝族老作家中，杨永寿、周文义、米切若张、李成生、刘存荣、李学智、卡罗、杨继渊、杨春华、米切苏李、起云金、毕增堂、李友华、李云华、董存丽、周汉德、毕继爱、段绍东、普金华、毛家成、……他们的写作风格大多定型，预计今后也能写出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但要讲自我突破可能性不大，总体上在走下坡路，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这在文学界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在比我们年轻的70后、80后两代彝族作家中，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小说我看好段海珍、李浩函、李跃慧、李绍全、段绍康、左学美等；散文我看好任晓薇、尤国兴、冯自科、李慧媛、李淑芝、李晓萍、自崇华、罗苑丹、孙可智、李慧等；诗歌我看好许红军、李玉超、果玉忠、李军学、李鑫、刘润东、普蓝依、风声虫语、姚兴科等。在这些70后、80后正在成长的作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还有冲击力，若能坚持不懈，应该有一部分作家会表现不俗。
常楠指出，在我所说的这些彝族作家中，据她的了解，他们大多写的都是汉族题材，作品没有一丝民族味道，也不是反映彝族人民的生活。这点是客观事实，我承认，楚雄彝族作家没有凉山彝族作家那么纯粹，在创作中彝族意识不是很强，导致彝族自豪感也不甚强烈。楚雄彝族作家总体来说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包容，自己民族的东西都慢慢被淡化掉了。
另，常楠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对秦迩殊等她们几位楚雄女作家的写作怎么看？这个常楠好像看过我的博客，我要问答的她大体上都知道了。我说这个问题我们有分歧争论过，她们偏重于读万卷书，读经典名著；我偏重于行万里路，我认为行万里路永远比读万卷书更重要，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重要。写小说光有技巧没有人生阅历作品是不可能深刻的。她们都能写、会写、善写，但我这不完全是褒扬，得打个双引号。我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即小说虽虚构，但也讲究本质真实；散文则事件和情感双真实，仅情感真实作品是立不起来的。小说光能写、会写、善写还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出我们的爱与恨，写出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两者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1] 杨继中、芮增瑞、左玉堂著，《楚雄彝族文学简史》[M]，上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06
原载《龙川江》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