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

（一）

也许，这个清晨和以往的每一个清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凌晨六点整，我的闹铃准时响了起来，一只张牙舞爪的大公鸡不厌其烦地在我的耳边嘶吼着：“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

那只丑陋的公鸡闹钟是我上个月路过夜市的时候，在地摊上淘到的宝贝，当时之所以决定把它带回家，一是因为它价格便宜，二是因为我刚把一只城堡模样的闹钟砸到地板上摔成了碎片。

很多人在我背后偷偷摸摸地议论过我，他们一致认为我可能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甚至津津有味地讲述我发病时的各种症状，据说我的病一旦发作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损坏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么用剪刀把漂亮桌布剪成各种形状的布块，要么用厚重的鞋底把墙角的不锈钢垃圾桶踩瘪，要么把桌子上堆满的旧报纸撕成长长的纸条……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我的确常常情绪失常，很难控制住自己突如其来的暴躁脾气。很多时候，只要一遇到让我心烦意乱的事情，我深藏在胸口的那堆废墟就会死灰复燃，由星星之火变成熊熊火焰，将我的理智焚烧成一缕一缕的青烟，随着我的呼吸一起飘散在透明的空气中。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变成了他们眼中货真价实的神经病，开始各种各样的宣泄和破坏。

因此，在那个拥有一百多人的研究所里，我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同伴，甚至没有一个同事。我刚参加工作时，研究所里最大的领导是一个年近60岁的老头，也许是太过操心和用脑的缘故，他脸上的皱纹和头顶的白发让他比实际年龄至少苍老了10岁。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以为他是研究所雇来看大门的老头，便冲着他露出了一个友善的笑容，满脸真诚恭敬地说了一声：“大爷，您好！”

我的热情不但没有换来“大爷”的认可和好感，反而瞬间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他狠狠地一拍桌子，几乎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一根手指僵硬地指着我的眼睛，气呼呼地说：“你你你你你——你叫谁大爷呢？”

当时在场的同事们都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他们大笑的样子十分夸张和放纵，像马戏团里经过特殊训练的小丑和演员，表情僵硬，动作滑稽。

那位正冲着我吹胡子瞪眼的“大爷”终于把他像枯枝一般的手指从我的眼前移开，顺着办公室里的起此彼伏的笑声绕了一圈，继而再一次狠狠地拍到桌子上，大声吼了起来：“笑！笑什么笑？工作都做完了？又想加班了是不是？今天晚上不到十一点，谁都别想回家睡觉！”

我没想到，我第一天去单位报到，便成了所有同事的死敌，他们个个用仇恨的眼睛看着我，一边恼怒地摇头，一边咬牙切齿地窃窃私语。

我清晰地记得，当“大爷”宣布完加班以后，办公室里的气氛顿时从一锅沸腾的开水凝固成一块坚硬的冰块。“大爷”从座位上走出来，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走！到我办公室来！”

“大爷”转身走出去的时候，偌大的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因此他走路时脚后跟打磨地板的声音便显得十分刺耳，他每走一步，就会发出一声“刺啦”的响声。我听着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可是我看到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们正目不转睛地用诧异和嘲讽的目光盯着我看，仿佛我身上开满了鲜花一般，令人陶醉，引人入胜。

我急忙尾随“大爷”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也许他早已忘记了我的存在，或者他纯粹只为了泄愤，正当我跟着他迈进办公室的时候，他随手把办公室的门狠狠地摔了回来，我来不及躲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扇笨重的大铁门拍打在我的脸上。

随着“嘭”地一声巨响，我挂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英勇地牺牲了，镜框被拍成了两截，左边的镜片像雪花一样盛开出美丽的纹路，右边的镜片一小块一小块地掉到了地上。

我尴尬地立在门口，感觉一刹那头昏脑涨，眼冒金星，鼻子尖锐地疼痛起来。我猜不出铁门那边的凶老头此刻脸上是什么表情，也许依然阴云密布，也许瞬间烟消云散，艳阳高照。

正当我踟蹰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大爷”那如闷雷一般的声音穿过厚厚的门板，钻进了我的耳朵：“进来呀！站着不动，是门口有金子吗？”

我连忙揉了揉额头上肿起来的大包，胆怯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你是今年大学毕业的吧？在学校里当过文学社社长？你的小说还得过全国大奖？”

“大爷”坐在一张十分宽阔的办公桌后面，一边翻看我的简历，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有些微微得意地点了点头，边点头边小声“嗯嗯”地应答着。我以为“大爷”终于该对我另眼相看了，谁知他习惯性地用手一拍桌子，继续用右手食指指着我说：“你嗯什么嗯？别以为你大学毕业就了不起了！别以为你当过个社长就有资历了！别以为你会编几个故事就有成就了！”

说着，他缩回手像做手指伸展运动一般，将五个手指直直地弹出去展开，又迅速地收回来握成一个拳头，如此反反复复了十几次以后，突然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挑了一个舒服的位置重新用手指指着我，继续说：“我们这里不是编辑部，也不是出版社，而是研究所，你简历上写的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屁事不顶。就算你是大学毕业，你也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边做一边学，等你做熟练了也就学会了。从明天开始，你就正式上班，先去跟着王宝文练基本功。你不要觉得让你练基本功就委屈你了，每个新来的人都一样，你去问问王宝文，从他手里学成干大事的人有多少。那是多的数不清了呀！”

我一边茫然地听着，一边茫然地点头，心想：“也许这位大爷说的也有道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一点社会阅历，可不是得好好学习嘛！”

第二天，我专门早早地起床，急急忙忙地洗了个冷水澡，挑了几件比较正式的衣服穿着去上班，顺便学着手机视频里的化妆师，给自己画了眼线和眉毛，还涂了一点淡蓝色的眼影。我站在镜子面前前后左右仔细端详了自己半天，觉得那一天早上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动人，嘴角难以掩饰的微笑，眼睛里绽放的光芒，心底偷偷隐藏起来的希望，和拳头里紧握的斗志和激情，都让我变得异常美丽。

我在上班铃声响起的前十分钟赶到了我即将开始工作和奋斗的地方，那里也许会成为耗尽我青春和光阴的洞穴，也许会成为我飞翔和绽放的舞台。我对那间只有十平方米的破旧小房间既充满了期待，又充满了畏惧。当我走进属于我的办公室，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的阳光迎面扑进来照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满心欢喜起来。

十分钟后，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师傅王宝文，他踩着上班铃声准时推开办公室简易的木板门，来不及抬头看我一眼，把一只装了半杯茶叶的水杯放在桌子上，便行色匆匆地走了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扭过头十分自然地嘱咐道：“那谁，你就是新来的那谁吧？我要去开会了，等会儿你帮我把杯子里的茶水换一下，然后把办公室彻底打扫一遍。自从小李走了以后，这间办公室快两个月没有收拾过了。你认真一点啊！”

我毕恭毕敬地看着眼前满脸沧桑的中年男人，十分顺从地说：“领导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安排完成任务！”

王宝文十分不满地瞪了我一眼：“让你干你就干，什么领导不领导的？你才走进社会几天，就学会了这一套轻浮的东西，以后别叫我领导，叫我王师傅就行了！”

“是！”我大声地回应，身体笔直地站立着，差点毫不犹豫地给他敬一个军礼。

在我没来的前两个月里，这间办公室里就只有王宝文一个人上班，从他桌子上堆满的各类报纸和门口垃圾桶里装满的发霉茶叶，不难看出王宝文每天的工作除了看报纸，就是喝茶。当然，有时候他也做是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比如帮所长写个讲话稿，写篇心得体会，或者利用闲暇时间剪切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粘贴在自己的记事本里，或者偶尔心血来潮抄几页学习笔记，练几个小时毛笔字。

我的办公桌和王宝文的办公桌面对面放着，因为前一任主人已经离开了两个多月，桌子上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的十分耀眼。桌子的左上角放着几本破烂的旧杂志，旧杂志下面压着几页记录着密密麻麻数字的白纸，最下面的一页白纸上，写着一首我参悟不透的小诗：“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我把那些破旧的杂志和废弃的纸张全部扔进垃圾桶，当我准备把写诗的那张纸也一起扔掉的时候，突然看到小诗的旁边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另加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如果你跟我想的一样，那就给我打个电话吧！”

我捧着那张纸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它折成一个小方块扔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二）

我用力揉了揉惺忪睡眼，感觉自己还没有从昨夜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在那个冗长的梦境中，我为了逃避一只熊的追逐，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漆黑的陷进里。那应该是一个很小很深的地坑，四周的墙壁不知道是用劣质的水泥涂抹过，还是用平整的石头粘贴过，当随着我一起坠落下来的土块碰到上面的时候，发出了硬朗的响声。

我不知道我究竟坠落了多久，感觉身体一直在快速地往下掉，又一直落不到底，我能听到呼啸的风声从我的耳边穿过，让我感觉刺骨的寒冷。我想：“完了，这一次我可能真的要摔死了，或者，就这样永无止境地坠落下去。”

刚开始，当我不小心掉进陷进的时候，我浑身上下的汗毛都像刺猬背上的硬刺一样一根一根地立了起来，我害怕极了，我担心即将面对我的是几米深的井水，当我“扑通”一声掉入水中的时候，刺骨的冰水将淹没我的每一个细胞，它们像病菌一样开始肆意地侵占了我的整个身体，直到让我窒息而亡。

除了寒冷的井水，我还想到下面也许放置着一个用手指粗的钢筋焊接好的铁笼，当我顺着铁笼的开口掉进去的时候，我的身体会不小心碰到铁笼暗藏的开关，然后我被牢牢地锁在里面。那应该是一个不超过一立方米的笼子，我只能蜷缩着坐在里面，双臂紧紧地环绕着自己的身体，等待着死神张牙舞爪地到来。

然而，最让我害怕的，不是井水，也不是铁笼，而是像山一样堆砌起来的白骨，那些像我一样不小心失足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掉进来摞成一叠，在战栗和恐惧中被摔成碎片，然后被蚂蚁和蛆虫吸干了血肉，变成了白花花的骨头。

就在我绝望地等待着自己即将到来的厄运之时，那只丑陋的公鸡及时地将我叫醒。按理说，我应该感谢我的“救命恩人”，可是当我从梦中挣扎着坐起来时，我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把那只“鞠躬尽瘁”的公鸡从床头柜上摔了下去。无辜的公鸡显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它哀怨地继续叫了一声“起——”，便陷入了亘古不变的沉寂。

这个早晨，我的心情糟糕透了，仿佛还没有从永无止境的坠落中拔出身来，我一边站在镜子面前心不在焉地刷牙洗脸，一边仔细地回想着那个不寒而栗的噩梦，我突然分辨不清梦与现实的区别。如果梦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梦中我的意识和感受那么真切和逼真，甚至我能听到自己喘息和心跳的声音。如果梦里面的一切都是真的，为什么我之前做过那么多梦都完全想不起来了，而且，即使再真实的梦境，只要我清醒过来，便变成了一堆碎片和线段，任凭我怎么绞尽脑汁，也拼凑不完整了。

六点五十分，我吃完最后一块面包，喝完最后一口牛奶，从餐桌边站起来，随手拍了拍胸前的面包屑，才突然意识到牛奶可能过期了，喝完以后，嘴里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儿。

我像往常一样穿好外套，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天气。窗外已经有了朦胧的光亮，但天空灰蒙蒙的，既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云朵，我想，今天可能是个阴天。

在路过土默特大街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坐落在街道右侧的那座低矮的老房子。那座老房子应该很久没有人居住了，看上去十分破败，十分潮湿。房屋是土坯盖成的，外墙的很多地方，墙皮已经脱落了，露出了一层又一层薄厚不均匀的土坯原形，甚至在某些墙缝里，已经长满了野草和青苔，虽然是冬天，但依然能分辨出哪里长过野草，哪里长过青苔。

我在土默特大街上行走了九年，几乎把我的整个青春都耗费在这条破败繁华的街道上。九年的时光，改变了很多东西，却没有让土默特大街有丝毫的变化。

只不过九年前那个开馒头店的老板因为赌博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的儿子接管了他的工作，“蒸蒸日上”馒头店依然生意火爆。

只不过九年前那个爱和顾客争吵不休的水果摊主，去年得肺癌去世了，他死了两个月以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就改嫁到了外地，从此，曾经土默特大街最热闹最喜欢被路人围观的一隅，如今人走茶凉，只剩下了一个用塑料布围起来的临时棚子，等着城管随时来拆掉。

只不过九年前那个起早贪黑为路人熬煮茶叶的老奶奶不知从何时开始消失不见了。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每天早上路过土默特大街去上班时，总能看到她推着一辆破烂的架子车，车上放着一个生锈的茶壶，一桶自来水，和一捆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木材。她总是在天还没亮之前就来到她自己搭好的摊位上，两块大石头和一块水泥板做成的小灶台，她把木材放进灶台里点燃，然后把茶壶放上去，在加入自来水之前，先用刀切一块拳头大小的砖茶放进去。等到那些上班的行人路过土默特大街的时候，就能闻到老奶奶煮出的清香的茶叶味儿。遗憾的是，一直到老奶奶消失，我都没有尝过一口她煮的茶水，不知道那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茶垢究竟是苦的还是咸的。

在土默特大街上，我最牵挂的其实还是那座破旧的房子，它显得那样苍老，虚弱，丑陋，和周围的高楼大夏相比起来，显得十分格格不入。

我一直以为，那所房子很久没有人居住了，直到去年的某一天，我因为比往常提前出门了十分钟，便在路过房子的时候，好奇地把头探到窗户上朝里面看了一眼。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正当我的眼光穿过窗户贪婪地扫视屋里的时候，玻璃里面竟然也有一双贪婪的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瞪着我看。起初，我以为我看到鬼了，便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身体机械地朝后面退出几步之远。我惊慌未定打算逃跑的时候，窗户突然从里面推开了，一张像岩石一样苍老的脸庞渐渐映了出来，一个像叹息一样沉闷的声音缓缓地飘进了我的耳朵里：“小姑娘，你找谁？”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仔细地盯着她看了许久，确定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才重新小心翼翼地走到窗户旁边，说：“我，我谁也不找。我，我以为里面没有住人。”

“呵呵呵！”她笑起来的声音像一个喝醉酒的男人一样，气息粗犷短促，“怎么会没有人呢？我一直都住在这里，自从我的腿断了以后，我已经八年没有出过这间房子了。”

“那你不觉得憋闷吗？我在这条街上走了九年了，从来没有看到你把窗户打开过。”我好奇地端详着她的模样，依稀辨认出她就是几年前那个在街角为路人煮茶水的老奶奶，她穿着一件用八十年代的旧被单缝制的上衣，被单上的花纹和我小时候在奶奶家里见过的一模一样，是那种大红大绿特别耀眼的颜色。衣服上补满了各种各样的补丁，有正方形的，有椭圆形的，有三角形的，也有多边形的，有黑色的，有灰色的，有蓝色的，有黄色的，让她那件原本就十分花哨的衣服变得更加显眼。

“那是你没看到而已，我的侄儿每天来给我送饭的时候，我就会把窗户打开，从这儿把饭端进来，吃完再给他递出去。”她看上去有些得意。

“你的老伴呢？你自己没有孩子吗？”

“老伴死了，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太远了，回不来，我也早就习惯了一个人。”说着，她突然低下头大声咳嗽了起来。

“那你平时怎么出来？”

“出去？”她有些诧异地看着我，继续说：“我不需要出去，我每天坐在这里，就能把整个世界看进眼里，甚至，我只要闻一闻我房间里的味道，就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要下雪还是要刮风。”

“可是，你就心甘情愿的被囚禁在里面吗？你这样和坐牢有什么区别？”我不甘心地反问道。我知道，对于一个脸上的皱纹多的像抹布一样的老人而言，我的这句话听上去多么荒唐可笑。

“小姑娘，你还是太年轻了呀！以后随着生活阅历越来越多你就会明白了，房子里面和房子外面并没有区别，人只要活着，就是在坐牢。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态，当你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反抗生活的时候，当你心甘情愿接受自己命运的时候，你就自由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囚禁得了你，包括这间破旧的房子。”

我无法相信这段话是从一个气息微弱、腐朽的像一截枯木的老人嘴里说出来的话。我呆呆地立在窗前，似乎能闻到老人房间里阴暗和潮湿的味道，我用力地感受着这股味道，突然明白，那应该是死亡的味道，也应该是智慧的味道。

“小姑娘，快走吧，上班要迟到了吧？我也该关窗户了，一会要起风了！”说着她扯了扯身上穿的那件衣服，露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微笑。

她关上窗户以后，我抬起头看了看天空，平静的像一池秋水。路两边的柳树也都低垂着发梢，一动不动地像睡着了一样。可是，我刚走到十字路口，一阵微风便迅速地扑进了我的怀里，紧接着，刚才那些昏昏欲睡的柳树都开始用力地摇摆起来，街道上的各种纸屑、树叶和塑料袋被吹拂到空中不停地翻卷着。

果然，真的起风了！

（三）

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早晨，我满脸疲惫地走在土默特大街上。昨天晚上的噩梦像蛇一样将我紧紧地缠绕起来，不管我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不管我抬头仰望天空，还是低头凝视马路，我的脑海里依然是一片绝望的黑暗，然后是无休无止的坠落。

我心烦意乱地走着，突然一直喜鹊栖息在路边的柳树上冲着我欢快地鸣叫起来。我没好气地捡起一块石头朝它扔了过去，就在石头即将砸到它身上的时候，它张开翅膀惊慌失措地飞走了。

在路过那间破旧的土坯房子的时候，我在朦胧的晨光中看到许多人影在房子周围进进出出。一个穿着十分讲究的中年男人，正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站在门口打电话：“啊，是是，随便什么材料都可以，只要保证今天能把棺材送到就好……”

我好奇地顺着他的声音看去，才发现那个低矮的不到两米的大门外面悬挂着一条长长的安魂幡，像一条白色的丝巾一样正随风轻轻舞动。

另一个中年男人，全身上下穿着白色的孝服，手里捧着一个大大的花圈从院子里走了出来，由于花圈太大，大门太过狭窄，在出门的时候，花圈不小心撞到了门楼上，几个撑杆瞬间被折断了，男人只好把花圈靠在墙上，心不在焉地把掉在地上的几朵纸花用脚尖踢到墙根下面。

“哥，怎么样，棺材联系好了吗？”

打电话的男人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联系好了，不过只有杨木的。”

“现在哪还顾得上什么材料，有就不错了，总不能亲戚们都来了，人还在炕上放着。再说了，妈已经去世四五天了，要不是天气冷，早就发臭了，先入棺了再说吧。”

“只能这样了，早知道就应该听咱二爸的，去年过年回来的时候就先把棺材准备好，谁知道会……”中年男人说着开始哽咽起来，“谁知道咱妈会走的这么突然。”

“是呀，这八年来，咱妈受苦了呀！”穿孝服的男人说着蹲在门口小声哭了起来。

我想这两个男人一定就是让老奶奶引以为傲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他们生活在繁华的大城市中，每天面对着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高楼大厦，迷失在灯红酒绿的应酬和招待中，辛苦地维持着各种勾心斗角和蝇营狗苟的人际关系，早已经忘记了亲情的含义。

我在两个男人深深地忏悔和愧疚中急急忙忙地朝前走去，我觉得我并不比他们幸运和高尚多少。自从到研究所工作以后，我就几乎很少回家，除了过年的时候回去看望一下父母，平时连电话都赖得打。

我还记得上次回家是去年春节，不知不觉妈妈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爸爸也戴上了厚厚的老花镜。我突然觉得时间对他们有些太过残忍，不仅带走了他们的健康活力，还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子女。

我又想起了住在土坯房里的那个老奶奶，想到了她每天坐在窗户前空洞的眼神和麻木的表情。不管是绿意盎然的春天，还是姹紫嫣红的夏天，不管是满城金色的秋天，还是大雪纷飞的冬天，在她眼睛都变成了一种单调的灰色，那是朦胧，压抑，无聊的颜色，也是安详，宁静，平和的颜色。

自从去年偶然和她相遇之后，我便渐渐习惯了观察和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果然，正如她所言，有时候，我会不经意看到她悄无声息地打开窗户，把一只擦洗的干干净净的洋瓷碗放在窗台上，然后她会百无聊赖地左顾右盼一番，然后又不动神色的把窗户关上。

从那以后，只要我走在土默特大街上，我都会忍不住去偷偷看一眼那扇紧紧关闭的窗户。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扇窗户永远是黑漆漆的，仿佛被巫婆施了魔法一样，掩盖了岁月和时光的真相。

我曾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看那扇窗户，却不论是晴天，还是阴天，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窗户一直像一滩凝固了的死水一样，散发着黑色的光芒。

那种没有尽头的黑暗让我觉得不寒而栗，好多次，我都怀疑曾经跟我对话的那个老奶奶只是一个幽灵或者鬼魂，否则，她怎么能够八年如一日将自己囚禁在窗户里面，甚至在夜晚都不曾点亮一次蜡烛呢？

如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底终于揭开了，就在这个习以为常的清晨，她的两个儿子终于从百忙之中回来了，那个像鬼屋一样装满未知恐惧的小房子里终于有了一丝人的气息，而且也第一次亮起了灯。虽然灯光十分昏暗，那盏从房顶垂下来的电灯泡最多只有15度，但至少为我揭开了许久以来的疑惑和不解。

我终于透过那扇窗户看到屋里的一切，虽然十分朦胧，但依旧能够辨认出房子的屋顶是用旧报纸糊起来的，报纸已经泛黄，显得十分陈旧。窗户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面长约50厘米，宽约30里面的镜子，镜面上有一幅鸳鸯戏水的图画，镜子镶在一个酒红色的木框里，木框上画着绿色的花纹，显得十分古老。

镜框的右边是一个破旧的相框，里面贴满了黑白色的照片，最中间的那张大照片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全家福，照片里的男人一丝不苟，双手整整齐齐地放在两侧的大腿上，坐在他旁边的女人侧着身体，两条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显得端庄典雅。而站在后面的两个男孩，一个比另一个略高半头，两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看上去十分相像。

全家福的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半身照，她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嘴角挂着恬淡的微笑，看上去十分美好的样子。只是，我怎么都无法把那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和穿着被单、布满补丁的老奶奶联想到一起。

时光是公平的，它给了每个人平等的青春，只是那青春一旦逝去，就变成了绵长和破败的岁月。正如那个把自己囚禁起来的老奶奶一样，当青春耗尽，时光于她而言只剩下了一堆琐碎的回忆，她毫不怜惜地用黑暗将自己囚禁起来，活着只是一种等死的过程而已。

也许，她说的对，“当你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反抗生活的时候，当你心甘情愿接受自己命运的时候，你就自由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囚禁得了你”。那最后的八年时光，那狭小阴暗的房间，那习以为常的黑暗，都没有把她囚禁起来，她一直是自由的，正因为自由，她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时间，空间和亮度。

我想，当一个人不再心怀恐惧的时候，那么，她就真的自由了。

老奶奶死了，从此，土默特大街上最幽暗的一角将会变得更加幽暗，那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子里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一个人进去或者出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最终将被拆掉，像左邻右舍一样盖成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可是，我总觉得，那条让我再熟悉不过的街道上突然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虽然我和那个老奶奶真正只有一面之缘，但当这个早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我不知道，死亡对她来说究竟意味着解脱，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苟且偷生，至少她的两个儿子从此不必再因为无法照顾她而心怀愧疚。

人最可悲的不是把时光挥霍给别人，自己寂寞的老去，而是老去之后的生命却变成了别人的负担和累赘。我终于明白了老奶奶为什么宁可八年如一日独守着那间破房子，却依然不肯去大城市里坐享天伦之乐。我终于理解了她所言的自由，是的，她说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不用束缚别人，也不用束缚自己，不管昼夜如何更替，不管四季如何轮回，她就是她，她的身体、思想、灵魂完全属于她，一刻也不曾远离。

“可是我呢？我属于我自己吗？”我一边走进研究所的院子，一边扪心自问。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要为所长擦桌子倒垃圾，烧水泡茶整理报纸。然后继续修改我已经前前后后写了一个半月、断断续续修改了十一次的工作汇报。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汇报，几乎耗干了我所有的才华和灵感，可是却依旧被所长一次又一次无情地退了回来。

我已经在研究所工作了九年，这九年的时间，我写了数不清的工作总结和工作汇报，可是新来的所长说我还太年轻，依然需要好好锻炼，只要我能够沉下心干好本职工作，将来一定能够大有作为。

这个异常寒冷的早晨，我又想起了我的师傅王宝文，那个我初来乍到时，教会我怎么擦桌子、倒垃圾、分报纸、烧水沏茶、整理文件的老同志。

仔细一算，王宝文已经去世四年了。他走了的这四年时间，我似乎依然是我，没有丝毫的进步和改变。

（四）

自从王宝文去世以后，那间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就变成了我的私人驻地，它的名字也从综合组变更为宣传科。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在网络、报纸、书刊上发表研究所的各种工作成效和工作业绩，从而起到立世扬名的作用，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研究所的丰功伟绩。

乍听起来，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仿佛我的名字会和研究所一起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然而，当我一次又一次硬着头皮将芝麻绿豆大的琐事，硬生生地编造成茄子西瓜大的丰功伟绩时，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正在加速萎缩和枯竭。比如所长昨天去参加了某个会议，本来他就是作为观众去旁听了一下，却必须要我将这次会议精神和研究所未来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而且不但要有准确的论证论据，还要有新鲜生动的事例，从而起到让人信服的作用。

这九年来，当王宝文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开始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地写宣传稿，虽然我的稿子越写越好，效果却越来越不明显。研究所的业绩并没有在我的笔下突飞猛进，名声也没有在我的宣传中扬名千里。因此，虽然我一年写了几十篇宣传稿件，那些由心血变成的铅字最终在一张又一张的报纸上，一本又一本的杂志上安家落户，变成见证我青春的代言人，但是每年年终总结大会上，历任所长都会毫不留情地把研究所业绩平庸的矛头指向我，他们认为那些在工作之余喝茶的、聊天的、睡觉的、看报纸的、打游戏的同事每天都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只有我这个心高气傲的文人纪律涣散、不务正业，竟然在工作之余研究诗歌的起源和生存的意义，从而导致研究所的工作业绩宣传力度不够。

王宝文去世以后，我曾主动找所长谈过几次，希望所长能够再分一个宣传干事给我，其他科室至少都是三到五人，只有宣传科仅有我一人，我给所长的理由是，我一个人单独工作不利于团结同事，不够公开透明，也缺少必要的相互监督。

听了我的建议以后，所长每隔两天就会强行派一名同事过来找我聊聊天，这样既加强了我和同事的团结，也起到了对我的监督鞭策作用。

其实，就算所长不说，我也能够体会到他的难处，并不是所长不想给我安排宣传干事，只是没有一个同事愿意和我一起工作。在大家眼里，我只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疯子，只有疯子才会拒绝吃喝玩乐，去研究诗歌的起源，追寻生存的意义。

甚至，有一次在卫生间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一个同事说，王宝文的死竟然和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不然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爬到桌子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感到一阵寒意从我的脚底渐渐地蔓延过我的头顶。虽然我已经当了几年的疯子，早已习惯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诬陷，但是突然间变成了杀人犯，这让我觉得不寒而栗。

从此以后，不论我走到哪里，总觉得背后有一个影子在紧紧地跟着我，尤其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它可能会随时扑到我的身上，扼住我的脖子，哀怨地嘶吼着：“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有时候，我会觉得前后左右有成千上万双眼睛赤裸裸地盯着我，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仿佛无声地说着：“你就是杀人凶手！你就是杀人凶手……”

从那天以后，我好像真的疯了一样，时常会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战栗，一看到人影便会害怕地躲藏起来，一听到有人说话便觉得是在对我评头论足。我仿佛被关进了一个无形的监狱中，时时刻刻接受着上帝和人群的审判和惩罚。

从那天开始，我总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变得烦躁和激动起来，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和抽搐，有时又会变得僵硬和失控。当这种情绪像气球一样越变越大、越来越膨胀的时候，我总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用剪刀把漂亮桌布剪成各种形状的布块，用厚重的鞋底把墙角的不锈钢垃圾桶踩瘪，把桌子上堆满的旧报纸撕成长长的纸条……

在这些带有破坏性的行为过程中，我的理智才会渐渐苏醒过来。然而，每次损坏东西以后，我的心情就变得十分低落，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十恶不赦的罪人，也许王宝文真的是我在发病的过程中害死的。想到这里，我会不由自主地落下眼泪，那些滚烫的泪水从我的脸颊上一颗又一颗地滑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无声的拷问，沉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某一天夜里，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黑影，我打开了房子里所有的灯光，坐在沙发上看卡夫卡一篇名叫《审判》的小说，虽然他的文字极其晦涩，故事也枯燥乏味，但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就是他笔下写的那个约瑟夫·K，在某个早晨，莫名其妙地被宣布逮捕了，逮捕我们的就是各种无形的规则，而审判我们的却是自己的灵魂。小说的结局，约瑟夫·K最终被判处了死刑，死在了采石场，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在那个漆黑寂静地夜晚，我手心里捧着《审判》，看到最后忍不住潸然泪下，为了约瑟夫·K，也为了自己，肆无忌惮地痛哭了一场，仿佛我已经死了，而我就是唯一一个为自己送行和哭诉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替自己留恋和宽恕这个世界的人。

也许，从那个夜晚开始，我真的死了，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一个不再有喜怒哀乐的木偶，一个不再心怀期待和梦想的石像。

我依然准时上下班，认真地完成所长交办的各种任务。我把所有的情绪都抽离出去，埋葬在一个名叫《审判》的故事里，埋葬在一串无声无息的眼泪中。我依然时时刻刻接受着所有人的审判，我依然为自己种种无法控制的行为进行忏悔，只是，我不再悲伤，也不再恐惧。

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悲情英雄，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宁可被毁灭，也不会被打败。

然而，这个早晨，这个和以往一样千篇一律的早晨，这个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早晨，却将我从一场沉重绝望的睡眠中叫醒来。那个被囚禁在破房子里的老奶奶终于去世了，没有人知道她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了怎样感人肺腑的忠告，也没有人知道她在面对死神的那一刻，眼睛里究竟装满了期待还是恐惧。

只是，她身上穿着的那件用被单做好的衣服依然清晰如故，她脸上像煤层一样灰暗粗糙的皮肤依然历历在目，她嘴里说出的那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言依然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她说：“我不需要出去，我每天坐在这里，就能把整个世界看进眼里……”

当一个人参悟透了孤独的意义，也就参悟透了生存的意义。我想，那个老奶奶在临死时一定是满怀喜悦的，在她最后闭上眼睛的一刻，她一定和死神握手言和了。因为，她是自由的，当她被关在黑房子里的时候，她的心是自由的；当死神剥夺了她生命气息的时候，她的灵魂是自由的。

整个上午，我浑身疲惫地坐在办公桌前，窗外的天空渐渐变得明亮起来，明媚的阳光轻盈地落在我的脸上，照亮了我的忧伤。我无意中瞥见对面王宝文留下的办公桌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尘土。自他去世以后，我慢慢习惯了隔三差五帮他整理一下桌子，由于最近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修改一篇工作汇报，简直忙到焦头烂额，竟然忘记了在早上擦桌子了时候，顺便也帮王宝文擦一下。

我从阳光中站起来，整个办公室寂静无声，我早就习惯这种悄无声息的工作环境，我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甚至不用开口，我就能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争论的热火朝天。

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冰块一样凝结在一起，除了我写材料时键盘跳动的声音，和我偶尔喝水时喉咙吞咽的声音，再没有任何东西打破它的宁静，大部分时候，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停留在固定的地方，做着自己的白日梦。

这个早晨，我突然心血来潮，凝望着窗外明媚的的阳光，我想我早该将办公室彻底清扫一遍了。

帮王宝文擦掉桌子上的尘土以后，我开始整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抽屉里放满了各种杂乱无章的东西，有订书机、充电器、耳机、创可贴、卫生纸、过期的银行小票、被领导改的乱七八糟的工作总结。

在整理最下面的抽屉时，我突然翻到了一张发黄的A4纸，它可能被无数东西挤压过，身上布满了各种歪歪扭扭的折痕。我像九年前一样，充满好奇地打开那张纸，一首小诗映入眼帘：“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诗的旁边写着一个似曾相识的电话号码，另加一句话：“如果你跟我想的一样，那就给我打个电话吧！”

我突然想起了九年前的自己，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的心情。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执着、任性、偏执的小女孩，只为了一个赌注，我不在乎我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只知道，我要赢，我一定会赢的。

九年之后，我终于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不知道它的主人换了没有，也不知道它的主人是否还记得这首诗，记得他曾经爱过的那个人。

漫长的盲音之后，电话那端终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听着他的声音，我只说了一个字“我……”，便泣不成声。

他突然变得异常兴奋起来：“是你？真的是你？你终于想通了吗？可是，九年，九年太长了……”

“你现在在哪里？”那一瞬间，被我埋葬在心底的回忆全部复活了，他干净的笑容，纯粹的眼神，洗的发黄的白衬衫，肩膀上扛着厚重的画板，统统朝着我的眼前飞了过来。我哽咽着说：“你说的对，我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将自己彻底囚禁起来了，当初你辞职的时候，我就不应该较真，非要代替你的职位，做给你看……”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今天终于等到了。明天你也去辞职吧，我带你一起去浪迹天涯！”

我的身体在一寸一寸苏醒过来，仿佛被冰冻了一整个冬天的大地，终于在和熙的春风中渐渐融化，变得欣欣向荣起来。

我将那篇改了十一遍的工作总结撕成碎片，在写完最后一个字的辞职报告时，我觉得我终于彻底复活了。

是的，是时候该离开了，逃离这个无形的囚笼，彻底放飞自己，认认真真地去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