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小村依坡而建，老屋坐落在坡的上方。那是父亲成家立业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根落地的地方，是我们姐弟三人生命的起点。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终于搬进了村头的新房。老屋完成了它的使命，像一个被人遗弃的老人，静静的矗立在村子的上方，历经风雨，默默无语。

母亲来汉与我们一起生活以后，常常会在和我们闲聊的时候，回忆起往事。很多往事与父亲相关，也有很多与老屋相关。

老屋是父亲一生的心血，是父亲在世时的精神寄托。它也是父亲离世以后，我们对父亲最深切的怀念。

那个年代的农村，作为兄弟众多又是长子的父亲，结婚就意味着要被家里“赶出去”，俗称“分家”，也就是要单门立户过日子了。这间矗立在山坡上的单间土砖屋子，便是父亲分家分的的所有财产，也是这个家庭最原始的全部固定资产。

父亲和母亲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结婚的，这一段平常不过的婚姻，其实是有一段插曲的。

那时正值文革期间，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家庭成分是最大的资本，也可能是最大的包袱。被定性为富农阶级的父亲一家正背负着这种包袱，并深受其害。相反母亲有着很好的家庭优势，她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出身，外公当时还是村里的干部。在那个阶级为纲，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这一段婚姻显然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所在村里的干部，轮番来给外公和母亲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摒弃旧的封建思想，与父亲划清界限—他们不过是小时候定的娃娃亲，之前未曾谋面。最终，母亲还是冲破各种阻挠，毅然决定嫁给了父亲。

对于这段往事，父亲总是津津乐道。父亲的解释是，母亲从小喜欢看书看戏，受到老戏里面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妇女应该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即使是娃娃亲，母亲认为那也是不能违背的承诺。也就是这样一份承诺，让原本可能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娶不到媳妇的父亲，才有了这样一个简陋却完整的家。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老屋经历了第一次扩建。哥哥作为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父亲开始把房子的扩建摆上议事日程，以维持这个四口之家最基本的生活空间。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成为常态的年代，扩建房子无疑是一件十分奢侈和浩大的工程。但这些丝毫没有阻挡住父母的决心。父亲在劳累的农事之余，常常是早起晚归，到山里去打石头，在村子北面的黄土地上做土砖。随着时间的流逝，哥哥姐姐已经长大了许多，而父亲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父亲找来村里的石匠，在房子的东边又加了一间，和原来的房子一起，变成了两间房，居住空间得到了改善，哥哥姐姐也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尽管依旧狭窄，也算温馨。

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满神州大地，也拂过农村每一个角落。包产到户政策，如一把快刀斩断了束缚中国农民手脚的绳索。依靠着父亲的吃苦耐劳，母亲的勤俭持家，家里的日子渐有起色，他们对于未来美好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期望和憧憬。这种憧憬便直接导致了我的出生——年近四旬的父母，决定在条件好一点的时候，养育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父母高龄到来的“秋葫芦”，父母显示出了对我更深的爱。为了让我拥有一个更温暖的家，父亲决定用手上仅有的那点微薄的积蓄，将房子再扩容修缮一番。 这次的规模远远高于上次， 不仅在原来两间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间，还把整个房子的深度往后面扩了几尺，大门侧的土砖换上了的窑烧的青砖，屋上的横条和瓦也全部换成了新的。这样一来，房子的空间宽敞了很多，下雨天也不会漏雨了——不论从里子到面子，都有了质的提升。

我的童年便是在这个旧貌换新颜的老屋中度过的。它为我的童年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功能，给予我人间烟火的温暖，也赋予我童年时代所有的快乐。

老屋的后面是一大片竹林。父亲当年高瞻远瞩，在屋子的后面山坡上，亲手栽下了一些竹子。又在门前的院子里种下了几棵泡桐树。经过十几年的春风夏雨的滋润，竹林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挨挨挤挤，郁郁葱葱。小树也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有遮天蔽日之势。老屋虽然简陋，但并不落魄。

竹林是小鸟的天堂，每天早上，当晨曦微露的时候，小鸟便起床了，叽叽喳喳的在屋子的前后飞来飞去。晚上，倦鸟归巢，又是一片叽叽喳喳的热闹，和小村升起的袅袅炊烟，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幅动人的乡村晚景图。

竹园自然也成了我和小朋友们的乐园，是我童年时代的“百草园”。

春天我们在这里挖竹笋，荡秋千。夏天我们在这里乘凉避暑，捉迷藏，抓萤火虫。秋天我们用自制的弹弓打小鸟，爬上柿子树摘柿子。冬天我们在竹林里打雪仗，堆雪人。竹园承载了我童年所有的快乐，也引发了我无限的遐想。有时候我会在熟睡中做着稀奇古怪，童话一般神奇的梦，竹园是常常是梦境的所在地，它给了我无限的想象空间。回想起来，现在城市里面再高级的儿童游乐场所，也无法与之比拟。

我很庆幸，我的童年是这样快乐和丰富。很多年后，我依旧会梦见：竹林里面那个由藤曼绕在两树之间形成的天然秋千，在枝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的小鸟，到了秋天就挂满红灯笼的柿子树。还有老屋上升起的炊烟袅袅……

父亲说，老屋见证了这个家庭所有的苦难，也见证了他的“荣耀”。其实我并不认为，父亲的一生，何曾与荣耀有关，如果有，应该也只有一件。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老屋终于见证了这个家庭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他认为他一生辛劳得到的最大的回报。那一年，姐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内著名的医科大学，完成了鱼跃龙门的华丽转身。

那个年代，大学教育正是属于稀少的精英教育的年代，和现在满大街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贫穷而又偏远的农村，在重男轻女思想还极度严重的年代，能走出一个名校女大学生，是一件极其轰动的事情。据说姐姐是当时方圆几十里走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姐姐的通知书是村大队敲锣打鼓送过来的。为了表示祝贺，村委会主动出资，请了放映队在村里连放了三场电影。

这份荣耀自然让老屋生机焕发。左邻右舍，前村后湾的人都跑过来祝贺，屋里挤满了前来道贺的人，人声喧哗。门前的地上铺满了烟花炮竹的碎片，五颜六色。老屋顿时散发出蓬荜生辉的光芒。有些第一次来访的人，在老屋前面指指点点，他们不敢相信，就这样一个简陋破旧的老房子里，居然能考出一个女大学生。用他们的话说，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这是老屋承载起这个家庭以来，最高光的时刻。而最为之自豪的，自然是一直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父亲。他对这种荣耀的留恋，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再一次表现出来。那时候父亲已经身患癌症三年，接近生命的尾声。

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千禧年，大学已经扩招，大学教育逐渐呈普及的趋势。尽管我当年考上的也是重点大学，但上大学也不再如当年那样的光宗耀祖。作为一种礼节和习惯，家里还是要请亲朋好友来庆祝一番，放两挂鞭炮意思一下的。父亲显然不是这样想的，他依旧对此很重视。他一改往日病恹恹的样子，一早就忙里忙外，作各种准备。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新房七八年了，父亲却固执的要我和他一起去老屋门前也放一挂鞭炮。我其实很不愿意这样大张旗鼓的，但考虑到父亲来日不多，就不好扫了他的兴。

鞭炮在老屋门前噼噼啪啪的响起来，激起了一阵烟尘，沉寂许久的老屋，好像不习惯这种突然的喧闹，在鞭炮声中，变得模糊朦胧。父亲站在老屋的前面，叉着腰抬着头，对着老屋仔细端详，久久不肯离去。末了，父亲自言自语的说，是个好地方啊，出了两个大学生，我这一生也算值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尾，原本身体已经虚弱的父亲病情突然恶化，匆匆离开了人世。当时我们姐弟三人都远在外地，未曾见父亲最后一面，这也成了我们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最深的痛。

父亲生前常说，房子是要靠人气来撑起来的，没有人住的房子就像没有了魂，容易变旧，也容易坍塌。

父亲在世的时候，时不时的会回老屋去打理一下。父亲去世以后，老屋便无人问津，更无人打理。它就像一个苟延残喘的老妪，突然间就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了，终于在几年前的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西面的墙轰然倒塌。老屋就像一个瘸子，一半尚存，一半已成了废墟。但它依旧占据着原来的位置。一如离开我们多年的父亲，依旧占据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如今我们姐弟三人都离开了故乡，各自在外地安家。家里的亲戚基本上已经从贫穷的山村逃离到城市。我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只有每年清明回家给父亲扫墓的时候，我会顺便去老屋看看。

有时候我会站在老屋的废墟前面，回忆起父亲一生的经历。经过岁月的洗礼，当年那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已经成为了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男人。我渐渐开始明白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命运。也似乎开始读懂了父亲，就如我开始读懂了破旧的老屋，对于我的生命，蕴含着另外一层无比深沉的含义。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和所有寂寂无声的农民一样，从生到死，从未离开过那片贫瘠的黄土地。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满怀希望，卯足了力气去生活，明知道这一生已经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的身上。

我开始明白，父亲平庸的一生，何尝又不是另一种伟大：在贫困中挣扎，在苦难中坚持，将希望之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不就是千百万平凡如父亲一样的人，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的。 他们同出一辙，殊途同归。

老屋已经残破不堪，但它依旧以它的姿势矗立在那里，它就是一个符号，只要它还在那个地方，就标识着那个地方叫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