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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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福林（江西）
造物主像玩魔术似的，硬是把村前一座锦延十多里的山峦拦腰截断，中间拉开一里多宽的豁口，变成两山对峙。两座山峰形似牛头，怒目相怼，犹在决斗，人们把它叫着斗牛山。
斗牛山西边是碧波浩渺的鄱阳湖，东边是一大片洼地，鄱阳湖水从豁口涌进来，洼地就成了有溪有河，有沟有壑的湖汊，人们又称它为斗牛山湖。斗牛山湖平时水面有一万多亩，遇到汛期，水位抬高，湖水面积要扩大一倍。一九五四年那一次当代著名的水灾，斗牛山湖水面积达到五万多亩，淹得周围的大村小庄只露出个村尖尖。
斗牛山湖沿岸座落七八个村庄，我们后黄村处于湖的东边，与牛头山隔湖相望。村子东南面是丘陵，西北面是湖泊，东高西低，房屋都是坐东朝西。这种朝向冬天装风，夏天日晒，不如坐北朝南舒服，但它依山傍水，居高临下，把牛头山的雄姿、鄱阳湖的美景尽收眼底，赏心悦目。我家就在村子前面，开门见山、见水，透过豁口可望见茫茫的鄱阳湖。
小时候，在我印象中，鄱阳湖很大，大得无边无际，水在空中，空在水中。小孩子好奇心强，总想分清哪是天，哪是水。我使劲朝鄱阳湖张望，是水浮着天，还是天抱着水，或是水中就有个天？眼睛都瞅酸了，也没看出个究竟。长大后，我读到王勃《腾王阁序》中“长天共秋水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心里暗暗骂了一句：这小子眼睛真贼，硬是把鄱阳湖的景致看透了！
在云水之间，出现一个黑点，又一个黑点，黑点在缓慢移动，渐渐向牛头山漂来。黑点越来越大，由黑变灰，由灰变白，原来是一只帆船，桅杆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旗帜，迎风展开。船借风力，风鼓船帆，云水簇拥，踏浪前行。快到村前，我就喊着：来了一只船！又来了一只船！
奶奶在厨房忙活，接过话茬：“船来了有什么好叫！”可我还是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帆船好像听从我的指挥，一只又一只地向村边驶来。
傍晚，湖边桅杆林立，船只成行，像一队荷枪实弹，严阵以待的士兵，忠实地守卫在村口。此时，渔舟返岸，鸟雀归巢，牧童回村，鸡鸭入笼,社员收工，村子里人欢马叫，犬吠鸡鸣，渔舟晚唱，暮鸦声声，它们与炊烟，暮雾、晚霞混为一体，山村水乡，几分沸腾，几分朦胧。
到了冬天，又是一番景象。牛头山覆盖着一层白雪，松树枝桠和针叶上挂满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冰凌，湖面水气氤氲，窝冬的帆船一字排开停泊在村口，不时有几只飞鸟从桅杆掠过。山白水墨，云淡树翠，像水墨大师随意的点缀和勾描。上中学时，有一次老师讲解杜甫的《绝句》，当讲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我情不自禁插了一句：“我家门口就是这样！”老师瞅了我一会，风趣地回了一句：“你就是那‘两个黄鹂鸣翠柳’啦”，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我面红耳赤，恨不得变成“一行白鹭上青天”。
每天，奶奶到河边洗衣、洗菜，我就拿着个空蓝子或小网兜跟在湖边网小鱼，有时也能网上几条小鱼、小虾或蝌蚪。奶奶怕我掉进河里，总让我坐在岸边石头上不要跑，我就看鸬鹚捉鱼。只见渔翁划着竹筏，竹筏上面站着几只鸬鹚，鸬鹚一会跳入水中，一会儿冒出水面，鱼翁就从鸬鹚脖子里抠出一条条鱼来，鸬鹚又钻入水中。有时我莫名地替鸬鹚鸣不平，说老渔头尽夺鸬鹚口中的鱼儿，有本事你也下去抓一条呀。奶奶在一边就笑起来了。
湖边的景色是很迷人的。浅岸娑娑的水草，映日的荷花，细嫩的凌角，漂浮的青萍，仿佛无数柔软的纤手，在那里轻轻地舞动，温婉多姿，如梦如幻。它们与天空的云朵、振翅的鹭鸶，水面的帆船，两岸的垂柳一起倒映水中，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每日泛舟荷塘里，终身愿做鄱湖人”，这是我六十岁回乡时写的一首诗句，表达自己对鄱阳湖的眷恋。真的，小时候的湖边美景，就是一首气韵飞动，情思悠远，灵润生香，意境高迈的抒情长诗。
湖边的孩子游泳是家常便饭。夏秋季节，每天等不到太阳下山，我们就泡在水里，狗刨、蛙泳、扎猛子什么都会。小孩子多了，就互相使劲用双脚击打湖水，一边划，一边击，看谁把水花击得高，把水面击得响。不到父母来湖边喊叫，是不会上岸回家的。
我伯母娘家在牛头山西边的外湖村，平时伯母回娘家都要坐船或绕很远的山路回家。偶尔伯母有事需要给娘家捎信捎物，但又没有船，我便会自告奋勇当信使，我把伯母要捎的小物件顶在头上，然后踩水过河，一二里宽的河面一会儿就游过去了。上岸后翻过牛头山到外婆家，外公外婆不是留吃饭，就是给一堆零食，办完事后又游泳回村。村里妇女在湖边洗衣服，不小心衣服漂走或一只鞋子，一块肥皂沉入水底，都是我们这些小孩给找回来的。每办成一件事，我心里都美滋滋的，似乎很有成就感。
最令人高兴的是端午节看龙舟赛。我们那里把龙舟赛叫着看龙船,看龙船是乡村最重要的娱乐活动，生产队要专门放一两天假，男女老少穿戴整齐，喜气洋洋去看划龙船。
那时农村并没有专门定制的规范化的龙舟，而是以生产队劳动生产用的普通木船代替。每个生产队都有三种船：一种是“莲湖佬船”，即五十吨左右的货船。由于莲湖公社有着民间造船的传统工艺，我们那一带的大船都由莲湖师傅制造，就把他们造的船统称“莲湖佬船”，这些船以风帆为动力，一般在长江或鄱阳湖航行。再一种是驳船，有四米多宽，载重量十吨左右，以撑竿为动力。还有一种是“辽船”，二米多宽，十多米长，以划桨为动力。龙船都是用临时改装的辽船来代替，用稻草或竹片扎一个龙头龙尾，两侧加上木板做坐位。由于辽船有大有小，所载选手有多有少，而划船用的木桨也不是按专业要求定制的，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所谓赛龙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力较量和比赛，只是一种传统娱乐的参与。但不管装备如何，选手们情绪很高，劲头很足，都使尽吃奶的力气拼命划行。
看龙船有许多既定俗成，相沿成习的风俗。如姑娘、媳妇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得如花似玉，结伴而行。又如带上棕子、发粑、鸡蛋，看龙船的过程也是享受美食的过程，看谁家的棕子包得好，谁家的发粑做得白，谁家的鸡蛋染得红。
那一年，妈妈、伯母、叔母带着我们几个团兄妹在牛头山湖看龙船，但见沿岸挤满了人群，湖中有七八只龙船鱼贯而行。一会儿二三只龙船排成一行，随着紧凑的锣鼓节奏，拼命向前划行；一会儿四五只龙船排在一起，齐头并进。男人们一边喝彩，一边评论，看到那一只龙船跑到了前面，就吆喝好好好，看到那一只龙船落后了，嘴上就不干不净：“没个卵用”。年轻的女人则抿着嘴，一边看龙船，一边环顾左右，她们并不在乎那只龙船的快慢，更多关注的是谁的衣服更美，谁长得更俏，那一个村的姑娘打扮得更漂亮，不时交头接耳，发出嗤嗤的笑声。老人们挤在一起，不时谈起年景和收成，叹息年岁大的儿子还没有找着媳妇，有的抱怨儿子不孝顺。
我跟着妈妈在一个比较高的地坎上看龙船，龙船行到面前，跟着叫好喝彩。一会伯母递给我一个鸡蛋，一会叔母塞给我一个棕子，我好像看龙船的时间还没有吃东西的时间长，以至于我到成年后，偶遇龙舟赛，还误认为是一次美食节呢！
稍长大点，我就喜欢上摸鱼捉虾。鄱阳湖边捕鱼的方法很多，适合于儿童的有牵绳子、推筻子、放卡子、踩淤泥，翻泥鳅及垂钓等。
“牵绳子”非常辛苦，冬天在湖边浅滩地方，一伙小孩用一根四五十米长的麻绳，由两个人在两边牵着，绳子从水底刮过去，其他小孩一字排开跟在绳子后面。冬天水温低，鲫鱼呆在水底不动，被绳子刮着，水面就会泛起涟漪，伸手下去就能逮着。由于天气寒冷，脚在水里像刀子割一样，我们只在中午“牵绳子”，一次每人也能搞到三五斤鱼。
推筻子不分春夏秋冬。筻子是用直径一米多的半圆形木框，木框装上纱网，中间加支推竿，在水中推着木框往前走就能捕到鱼。春天下暴雨之后，山沟和溪流的水都流向斗牛山湖，鱼会逆流而上产卵，我们就到溪流和浅水区推筻子，每次收获都不少，有时还能碰上大鱼。
踩淤泥是在湖水退下去之后，淤泥里会有乌鱼生存，我们一伙孩子就站成一排，拉网式向前踩去，在三四十公分的深处，常能踩上乌鱼。有时我们也会到稻田里去踩乌鱼，同样会有收获。
翻泥鳅是我放学后，星期天常干的活。在一段水沟两头筑上泥坝，用盆子把水舀干，然后把淤泥从后往前翻一遍，就会抓着黄鳝和泥鳅。六十年代末，我弟弟出生，家里没钱买营养品，我每个星期翻一次泥鳅，每次抓获一二十斤。生长在山村水乡的孩子，吃苦精神和自理能力都很强。多情的鄱阳湖，不仅给了我无穷的快乐，而且给了我许多的收获。我至今还保持垂钓的爱好，且钓技也还不错。
大自然有时也会被人类活动牵着鼻子走。大跃进时期，公社集中上万劳力，苦战一冬天，在牛头山豁口建了一座堤坝，把鄱阳湖和牛头山湖隔开。牛头山湖又多了一个名字：牛头山水库。不过，这个名字只存在于《鄱阳县志》里，存在于官方语境中，民间百姓还是习惯称牛头山湖。我们村庄人，对它称呼就有些霸道：门口湖。好象斗牛山湖是自己家里的。
再后来，农业学大寨，围湖造田，斗牛山外围又建立一座更大的圩堤：利池湖大堤。大堤十几公里长，把斗牛山也围起来了。从此，站在家门口，再也看不到鄱阳湖。牛头山也失去灵气，再无斗意。作为游子，我每次回到村庄，也淡化了“在水一方”的优越感。
鄱阳湖离我们村庄远了。要看鄱阳湖，就要翻过牛头山，步行十几里，再爬上利池湖大堤，就可见到一泓清水。天还是那么蓝，水还是那么绿，但你再也看不到那点点白帆。代替它的只有那突突突地叫着，不断冒着青烟的机动船。
老 屋 钩 沉
老屋静静地伫立在村子中央。四周是鳞次栉比的楼房，中西合璧的现代建筑，五颜六色的砖墙瓦顶，更凸显老屋的苍凉、陈旧和沧桑。
老屋真的老了。灰黑的瓦片大块掉落，土墙斑驳脱皮，后墙也已坍塌，屋柱倾斜，房梁下弯，院子里杂草丛生。站在老屋面前，心头便弥漫起宋代词人陈克那首《临江仙》中散发出来的凄凉：“老屋风悲脱叶，枯城月破浮烟，谁人惨惨把忧端” 。
这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从这里走出乡村，又让我魂牵梦绕的老屋。我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吱呀”一声，时光倒流。我走进了老屋的世界。
1950年，家乡的天空，日晴月朗。作为翻身解放后的农民，我家买了半边旧屋，凑了一些木料，做了一栋瓦屋。房子坐东朝西，南边就着邻居家的砖墙，北边、东边是土坯墙，西边是大门和木板夹壁的长廊。屋中间是厅堂，后面是中房，两边有四间厢房。奶奶带着三个儿子和伯母，从此告别了茅草屋，住进了木瓦房。
屋里摆设极其简陋，厅堂只有一张条几，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八仙桌是樟木做的，油漆已经脱落，斑驳陆离的表面有两条裂缝，上面沾有油渍和灰尘。桌面还散发出樟木淡淡的清香。中房放置扁担、锄头、箩筐等农具和一盘石磨。石磨不光家里使用，村上不少人家磨豆子、谷子、麦子都来借用，我常常在清晨的睡梦中被“嘎吱嘎吱”的磨声惊醒。那是奶奶、伯母和母亲在磨豆腐。奶奶将要磨的豆子浸泡后，放入磨眼里，伯母、母亲推着磨杆转圈，两块粗糙的磨石在岁月的轮回里不断磨合，永远奏着同一首歌。浓浓的豆浆从磨石四周往下淌，散发出黄豆的清香，这时我就有些兴奋，因为今天会有豆浆或豆腐吃。房梁上住着一窝燕子，每日里呢喃绕梁，人燕共守着丰富而细腻的烟火岁月。老屋，把农耕社会典型的农家气息浓缩在它的温情里。
院子北面，是一片竹林，还有一棵桃树，一大丛月季花。竹子一年四季郁郁葱葱，月季花也四季常开。特别是春天到来的时候，竹笋破土，桃树挂蕾，月季含苞，满院的新枝、新叶、新芽。一场春雨过后，嫩竹刺天，绿叶扬翠，鲜花绽放，院子就亮堂了、鲜活了。浓郁的芳香引来成群的蜜蜂嗡嗡地穿梭于红花绿叶之间。那团团簇簇的鲜花和绿叶给我的童年布满了七色彩虹，也陶醉了我的青春我的梦。
小时候的老屋，是我快乐的源泉。老屋为我们避风遮雨，御寒取暖，我们在老屋生活劳作，其乐融融。白天，奶奶在厨房忙碌，一家人在厅堂吃饭、说话，忙着各自的活计。晚上，母亲、伯母，叔母在豆光灯下做针线或纺棉花，我和弟弟妹妹捉迷藏，围在大人身边跑来转去，打打闹闹，不小心就把她们正在纺的纱线弄断，在大人的呵斥声中，玩得更加起劲。母亲们纺棉花的身态、动作和纺车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恍如眼前。她们把一条条搓好的棉花，从纺针上拉下来，右手摇动纺车，左手斜着往后下方慢慢地拉去，一直拉到尽头，纺车转几圈，然后一个弧形往回收，一段又白又细的棉线在手指间形成，并迅速卷起。那动作像舞蹈一样，水袖飘拂，霓裳拢起，神态安闲自得，技术娴熟自如。那纺车“吱吱”的声音，在乡村寂静的夜空中犹如山涧清泉，汩汩流淌，又似鸟儿鸣唱，声声扣心。母亲她们每晚要纺一坨线，可等不到她们纺完，我们就打瞌睡，在这流水鸟鸣的小夜曲声中进入梦乡。
老屋不仅是我家生活起居场所，而且还是生产队的活动中心。由于我家的位置在村子中心，叔父又在村上当会计，村上干部议事，社员开会，总是晚上在我家进行。夜幕降临，村人陆陆续续来到我家，男人叼着烟袋，女人拿着鞋底或衣服，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夏天就坐在院子里，门槛上，柴垛边，旮旯里都坐满了人。大人们一边抽烟、做针线，一边听会，有的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从黑暗处突然传出的呼噜声盖住了队长讲话的声音，人们就笑起来了，队长骂了几句也笑了，就宣布散会，社员们嘻嘻哈哈的往回走。
那时，县里干部下乡，也常住我家，和我们一起吃饭，和社员一块下地。晚上就召集大队、小队干部开会、学习。奶奶给下乡干部做饭，碗底下会卧一个煎鸡蛋。下乡干部发现了，就会分给我和弟妹吃，奶奶就会说我们是馋嘴。我很喜欢下乡干部住在我家。
有一年，一名从地区下来的干部带着一个小匣子，里面传出悠扬的歌曲，有男声、女声，伴着优美的音乐，把全村人都吸引来了。村人们瞪着惊奇的眼睛，听得入迷。下午听了，晚上又来听。那天晚上播的是电影《刘三姐》歌曲，大家更是舍不得离开，一边听，一边探讨着一个问题：小匣子里没有人，怎么会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下乡干部就解释，这是半导体收音机，只要放上电池就会发声。解释与不解释一个样，谁也搞不懂。不懂也没关系，听歌很过瘾。下乡干部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每晚都像演戏一样，连院子里都站满了人。隔壁的王奶奶每次离开时总说：“姑娘，该歇会了，别把嗓子唱坏了。”下乡干部就笑。
到了深秋和冬天，田地里的活忙完，农人闲下来，也会享受乡村的风与月。几个邻居聚在一起聊闲话，说着地里的收成和家里的孩子。乡村的夜，无比幽静，没有城市的喧嚣，鸡和鸭，连同树上的鸟都睡了，只有几声狗吠。夜幕深邃，繁星排列成棋局，不知哪些神仙在对弈。几位爱讲故事和唱赣剧的村人，总是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或讲故事，或唱赣戏。唱戏时，叔父就拉二胡伴奏。唱者那么专心，听者那么入迷。“演员”和观众基本总是那些人。我在一边听得多了，以至上小学时就能哼几句赣剧，甚至能讲上一段“施公案”、“包公案”。我参加工作后，走南闯北，看过不少大型演出，听过不少大腕演唱，但是总找不到小时候听村人脱口干吼的那种亲切的心境和天籁般的感觉，也可能我天生就是下里巴人。而那种闲适静谧的秋夜，也只能出现在梦里。
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家已有二十几口人，父亲兄弟才分家，伯父、叔父搬到新房子去了，老屋分给父亲，此时我也上初中。每到晚上，豆光灯下，母亲和大妹仍然在纺棉花，做针线。周末，我从学校回家，伏在桌子上做作业。油灯冒着青烟，火苗一闪一闪，映在我们脸上，有些红扑扑的。
初中毕业后不久，我参军去了，从此离开了老屋。后来再回家，老屋成了探亲的归宿。几十年风雨侵蚀，屋墙上青苔绿了又枯，枯了又绿，许多地方出现破损，有些瓦片破裂，下雨漏水，但它却依然是我记忆里最唯美的风景，不大，却温馨；平凡，却唯一。觉得老屋总是在等着我，那竹林、那桃树、那月季、那炊烟，还有母亲做的饭，全是熟悉的味道，这味道都已渗入骨子里。不管老屋如何又暗又旧，丝毫也不影响我对它的思念和眷恋。我对老屋进行了修缮，加了瓦，固了墙。后来，我在老屋举行婚礼，两个孩子都是在老屋出生。老屋，是哺育了我家四代人的窝；老屋，是堆满了我成长细节和岁月的根；老屋，是我永远读不厌倦的教科书。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掀起了盖房做屋的热潮。一九八一年，父亲在村前盖了一栋新房，把老屋连同宅基地一起卖给了本族一位堂兄，我们告别了老屋。不久，堂兄在老屋边上盖起了楼房，老屋也不住人，只作为仓库放置农具和粮食。又过了几年，老屋四周盖满了楼房，竹林、桃树、月季都没有了。堂兄病逝后，他的孩子们在杭州打工，并在那里买了房子，几年难得回去一次。楼房和老屋都空在那里，任凭风吹霜打，日晒雨淋……
我在时光的隧道里频频回首，老屋在我的泪光里渐行渐远，它带着卓然风骨走出了我的视线，竹林无影，花木无踪，那鲜活记忆中的莺歌燕语，变成凄凉断肠的哀鸣，老屋里包裹的一切温暖，成为我梦魂里的依恋。碎碎的流年，碎碎的光阴，时常在心里升腾起一股热热的感念。
这个填满我成长欢乐的老屋世界，在历史的晨钟暮鼓里走过了它风华岁月，世纪沧桑，成为我心里永久的记忆和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