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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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30日，对于瓷都景德镇而言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初冬万里无云，暖阳弥漫，无数根杵向天空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镇巴佬无动于衷地踏着瓷片堆积起来的路面赶班上学。
在距当地两百多公里的地方，中间相隔中国最大淡水湖的西南，发生了一件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密切相关的大事——在高安锦江河畔斜坡的基建施工现场，挖出一堆窖穴里深藏的瓷器。窖藏文物计245件，其中包括残破件在内的瓷器239件。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多达68件！
尤其是大量元代青花及瓷器之精，仅仅照片传真，就画面的清秀、造型的众多、器屋的硕大——让瓷都人拍案叫绝，啧啧赞叹。其中最最精彩的细节，是写在高足杯上的诗文：“人生百年常在醉，不过三万六千场”。
震惊世界不只是数量。因为元代青花瓷在当时来说，全世界出土和传世的数量大约只有300件左右，釉里红瓷则更加罕见，不足20件。因此一下子赚了发了，小小的高安艺术博物馆，立马成了继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元青花瓷藏地。
关键还是窖藏主的谜团，一直都在推导考证。
当时高安人民是兴奋的，现场围观者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景德镇人也按捺不住，专业人士更是摩拳擦掌。景德镇乃千年瓷都，元朝宫廷就挑选在这里设置“浮梁磁局”烧造御瓷，明清就干脆建造皇家大型国有企业，派遣五品督陶官进驻。所以人们上班一见面，话题说着说着就扯到了这批瓷器。然而隔靴挠痒——景德镇著名的考古专家刘新元更是寝食难安，急性子的他在办公的院子里，像被囚禁的野兽一样走来走去。他额头上的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那一年他才五十多岁，正处在年龄和学术上不断火爆的旺季。
御窑厂西墙外祥集弄里的明代宅院，虽然花草呆滞有点冷清，但刚刚入冬的艳阳让人焦躁发热。很自然的事情，感兴趣的未知摆在百里之外，同行的信息接二连三传来，业内人产生了诸多疑虑：元青花产于景德镇，何以远在一个县级城市会有极品珍藏？怎么又一家伙成批聚集？史上是什么人拥有了这批国之重器？
1．私藏主一说
当时考古的线索有三条，都摊在明面上：
第一，青花瓷的19件可以确定为元代产品；第二，瓷中9件高足杯上的“五爪龙”图案，为民间禁用的图案，至少是元朝中央政府设立的浮梁磁局监制；第三，这批数量巨大的器物，特别是20多件元青花、釉里红瓷器，任何一件在当时也是价值昂贵的奢侈品，凭一般的购买实力很难拥有。
著名的陶瓷专家刘新元，当然地被国家有关部门派到高安现场。
他兴奋地端着自己，眼睛放光，脑瓜像是东张西望一样不住地转来转去。国家级陶瓷考古大腕们聚集高安现场，勘察后几经座谈讨论，调阅散发出霉味的史料，再各自琢磨推论。专家们根据元代民间杜绝使用五爪龙纹器物的禁令，推导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拥有者必定是权力相当的上层人物。
这就比较好办。
刘新园这些书虫们，分工后都缩进宾馆，如饥似渴而又小心翼翼地蛀蚀着脆黄的页面。
据当地史志记载，在元代中晚期，于窖藏附近居住的高安城上泉的伍家人伍先辅，曾经是元驸马都尉，为皇室近侍官。因此初步判断，瓷器主人就是高安人伍先辅，而历史上在窖藏附近居住过的，并在元代高官厚禄的唯有伍先辅一人。
权威们在分析会上，都仿佛是国家元首的就职演说，个个中气十足有条有理。会议室灯光里青烟袅袅，茶杯盖不时碰出细微的脆响。刘新园在会上慷慨陈词。
他们查到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上记载：伍先辅，字兴甫，号乐泉，元驸马都尉，高安上泉伍家村人。《伍氏宗谱》上说：兴甫“驸马都尉，延祐三年（1316年）丙辰，钦除拔都儿民户总管松滋府事。”资料显示，伍兴甫从元大都调任湖北松滋路总管府任民户总管，他当时还从事商业运输，获利甚多。
抽丝剥茧的快感，让考古专家们激动不已，最后到晚餐时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通老酒。那一年，我这个日后关注景德镇历史文化的毛头小伙，还在大学里啃噬“之乎者也”的古文课本。
最后推断：驸马都尉，皇室近侍官，又经营过商业运输，有足够财力购置名窑珍品；具备使用五爪龙瓷的权力；运输业拥有四处收集名瓷的便利。
然而伍先辅死于公元1325年。
三十多年后“元社将屋”（元朝即将灭亡），他的儿子伍良臣辞官——很有可能是伍良臣携带着父子多年积攒的这批宝物返乡。有《高安县志·人物志》记载：“伍良臣，字云从，元驸马都尉兴甫之子。尘视富贵，致力经籍。”
至今高安的伍家村犹在，已收并在城区范畴。清代的伍家村就在地窖地附近。又查伍良臣的《中流一壶集》和《高安县志·兵防志》，得出他将珍宝深埋地窖的缘故。元末战乱频仍，东躲西藏致使大批易碎名瓷无法随从，伍良臣便将其掩埋于便于记忆的圩堤旁，试图等时局稳定后再做打算。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有一天他会先于宝藏从历史中烟消云散。
于是考证板上钉钉，就此基本上可以盖棺论定。
事后刘新园又回到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他又投入了当地御窑厂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他没日没夜地敞开嗓门指手画脚地出现在工地。民间传说，这位高知是一个睿智的任性“疯子”。有一天他竟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脚踏布鞋，头戴瓜皮帽，如入无人之境地走在当地最繁华的珠山路人行道上。
当然这都与高安窖藏瓷无关，属于题外。
返回景德镇后他突然发现了古代瓷片，在街边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有一台挖掘机铲出的泥土里带有几块闪闪发光的东西。那天天气很好，耀眼的阳光直射让他停止了自言自语和类似太极拳的细微动作。他正走在下班的路上，边走边琢磨着书本上头天自学的一些招数。
他停在基建工地边很久，行人突然被他吓了一跳。人们猛然听到一声吼叫，“停下，赶紧停下！”，只见他指着挖掘机眼睛瞪得跟猪卵子一样恐怖。操作工人又不是他的下属，喊了几次都置若罔闻。于是更为疯癫的行为一瞬间发生：刘新园猛然跳过围栏，一纵身就趴在挖掘铲前的泥土上——他身子底下尽是瓷片。
“不能啊，再挖你就把我一起挖掉！”
他扑在景德镇的珠山南麓，早先御窑厂南部围墙的边缘。
后来幸得有考古所的同事路过，马上按他的吩咐把电话打到城建部门，再后来又捅到了分管的副市长那里。掏挖的机器才终止了“突突突”的声音，他才泥巴邋遢地从地上爬起身憨笑。一大片明代永乐年间御窑厂的陶瓷堆积层，就这样得以被保护下来。在那里发现有大量“百里挑一”被打碎掩埋的御器，其中后来被修复的一个永乐青花圆扁壶，时价就值两千多万港币。
1982年还在我大学毕业之际，《文物》杂志第4期就刊发了高安县博物馆刘裕黑、熊琳的文章——《江西高安县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等瓷器窖藏》。1990年4月初，中国古代青花瓷学术讨论会在高安召开。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南方文物》，于1990年第2期又刊发了《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
他们以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为主要线索，言之凿凿，非常自信地将元驸马都尉伍兴甫，及其儿子伍良臣，认定为青花瓷窖藏的主人。
2．对定论质疑
随着新世纪对出土文物分析的深入，怀疑论者揪住先前的诸多疑点，引证剖析，于24年后提出了崭新的说法。2006年高安市博物馆研究员刘金成，出版了《高安元代窖藏瓷器》一书。2013年他再次在《南方文物》第4期刊发《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就窖藏的年代及其主人身份的定论，进行了反驳立论。
也是凑巧，这一年的11月，在景德镇有许多人都戴上了白花，曾参与过定论的刘新园与世长辞。这位在国际陶瓷考古界都举足轻重的专家，从此便不再去劳神那些地底下埋藏的破烂。他的极具价值的著述，以及在世界发表并影响巨大的论文，都等待着后辈们当作毕业论文再去发掘考究。
高安窖藏的疑问还在继续发酵。若干个质疑理由是：
之一，原认定窖藏主的文字依据，只说明伍兴甫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的女婿。之后从元贞元年大德皇帝铁木耳即位，到元泰定二年的1伍兴甫去世，其驸马都尉的显赫身份早已时过境迁，威望不再，况且在延祐三年的1316年之后他已调离皇宫任松滋府总管。而这时窖藏中的青花釉里红等大部分器物，据考究还没有烧造生产。
所以器物，与伍兴甫的驸马都尉身份无法相连。
至于记载其子伍良臣在元末，在临江路（今江西樟树市临江镇）仅仅是八品官衔的一名小吏，还只做了八十天便辞官归隐。
之二，在《元史·顺帝纪》上有明确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的记载。以青花釉里红瓷器为例，目前尚未发现在元代于景德镇烧制了青花、釉里红的御用瓷器的记载。况，高安出土的青花龙纹饰多为三爪或四爪，如将这些缺爪瓷进贡，岂不犯欺君之罪？而9件五爪龙纹的瓷器被地方官员拥有，那也犯有忤逆之罪。
之三，出土器物上书“礼、乐、书、数、射、御”，说伍良臣为人“塵视富贵，致力经籍，为诗文畅达清润”，崇尚《周礼》《礼记》等，与他的伦理思想一致。然而“六艺”与“中和”出现于瓷上，不过是当时社会大多数文化人熟知的文字，硬与伍氏相连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之四，伍兴甫是高安县锦江南岸上泉伍家村人。但从《伍氏宗谱》上考证，上泉伍家村是宋代伍氏家族自豫章城东社溪，迁居高安下十二都之上泉里的上泉伍家，而现在位于城郊“与窖藏地望相接”的伍家是西安门伍家，晚至明代中期才从花苑伍家迁徙立居，与伍氏父子生活的元代相去甚远。
新考证细致入微，理据扎实，逻辑严密，让考古先辈们无以应对，诚服默认。而2013年以后的刘新园，已经嘴挂微笑躺倒不起，对这样纷繁的辩驳无动于衷。
3．主人究竟是谁
“云开”并没有“日出”，推翻是为了真情的回归。作为瓷器文物产地的景德镇，有众多专家都在密切关注。
是故后来的研究者分析：自南宋德佑二年的1276年，元军南下攻陷临安（今杭州），元帝国因此完成了南北一统。在宗教方面《元史·祭祀志》记载：“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颁诸路立社稷坛壝仪式”，即于1273年元政府颁布政令，全国诸路立社稷坛围及祭祀场所，设祭祀仪式——这是窖藏产生的大社会背景。
当地的小背景是：查考《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述，说在元至正八年,中书省向皇帝推荐平江路的达鲁花赤禹苏福为正议大夫，改任瑞州路总管。禹苏福到任之初就拜谒文庙，为统治教化汉地民众，他将重振宗教的工作放在了首位。瑞州路的“祭祀”，已成为地方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另据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四载：“府学在府治西半里许，凤山之右……至正八年达鲁花赤禹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至正年间瑞州路一批用于祭祀的礼祭器和书籍，有专用库房保管。明代府学所处的位置，也是元代《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提到的郡学、文庙讲堂、祭祀库原址上。由此可见，元末瑞州路有一批供官员祭祀用的礼祭器，即存放于此。
再从窖藏器物的属性为切入点，举例分析：
第一、青花瓷蕉叶纹觚。觚是古祭器和酒器，窖藏瓷在造型上已经明确为祭祀之用，用途与《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操觚弄翰”的记述惊人的吻合。第二、青窖藏青花梅瓶共6件，烧制既与元朝引进蒸馏酒的制作不无关系，但更多则是官府用以祭祀所需。第三、青花高足杯在元代的高安只有一个群体适用——瑞州路的蒙古人及来自西域的官僚们，它们在草原游动时可用作酒或奶茶饮具。若将其与窖藏祭器用途并列，又与元代统治者——蒙古人特有的“敬献饮食致祭”的祭祀礼仪相一致。
元祭祀方法是把酒食“洒奠”在偶像上面，或抛洒在地上。
这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江南民间。无论哪一个行当，凡上了年纪的艺人，仍有酒祭的习俗。在饮酒前，他们会先将手指在酒杯中蘸酒举过头顶往上一弹（祭天），向下弹（祭地），第三下则向桌面轻轻一弹——（祭祖或师傅）。
窖藏另有62件龙泉窑大碗，为元末瑞州路社稷坛厨房餐具。从《瑞州府志·秩官志封·爵》史料提示，元代至正年间的瑞州路总管府和万户府共计有从职官员29人。因此，从窖藏大碗的数量及部分盘碟与当时瑞州路总管府社稷坛祭祀的人数比对，也出现了惊人的吻合。
至于高足杯五爪龙纹及柄内所书的“中和”二字，说明它不只是9件简单瓷器。在清代《景德镇陶录》记载，元中晚期中央枢密院在景德镇烧造印有“枢府、太禧、福禄”等字样的卵白釉瓷器，并委任饶州路总管代行管理及课税权。由此看出，龙纹高足杯应属元代“枢密院”所为，其时间在元中晚期无疑。
那只靴子终于“咚隆”一声落下，楼下望着天花板迟迟没有入睡的业内人士，尤其是远在赣东北景德镇陶瓷考古专家们起身推窗，久久地望着星空心潮起伏。
据说在新观点披露初始的那一年，曾担任过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的脾气越来越丑。倒不是因为年纪问题，他直率的性格一向如此，暴躁时甚至连顶头上司都敢叫骂。传说他以前名声在国际上跑火的时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发函请他去做学术报告，都差一点被当地常委们所阻拦搁置。理由是怕他有去无回。
也听说这一年的某一天，有位附庸风雅的外地人慕名拜访，在办公室交谈还不到三分钟，他的声音就大到了下逐客令的地步。原来那人连把制瓷秘密传到欧洲的法国传教士都不清楚。“半桶水一浪一浪”，他就不客气地说：“你暂时还没有资格与我对话，你回去再看一看陶瓷历史，三年后再来与我切磋！”
4．时间与结果
回首历史真相，就像是在看一场儿童“过家家”的游戏。国际海洋上秀肌肉的军舰横冲直撞，军演在人家门口硝烟隆隆；历史戏台上你推我搡，一类人倒下或溃逃，另一类人粉墨上场高调演出。
从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五·秩官志·封爵查阅，瑞州路至正年间任职的官员，所载多为蒙古族人或色目人。《元史》记载，景德镇在元代属饶州路管辖，元至正十二年的1352年有载：“甲子，徐寿辉伪将项普略陷饶州路，遂陷徽州、信州。”
是说，这一年元政府已失去了对景德镇的控制权，之后的工匠们不可能再为元朝烧造瓷器。所以高安窖藏中这批青花瓷，从理论上分析是瑞州路官府在元至治元年的1321年至至正十二年的1352年三十一年间，通过枢密院或景德镇浮梁瓷局监制。与史记的在浙江行省烧制龙泉青瓷的时间，几乎是同一个节奏。
拉开了大元帝国衰亡的序幕，是元末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
至正二十三年的1363年，陈友谅军与朱元璋的明军开战于鄱阳湖，史称“鄱阳湖大战”。在这年的头一年，陈友谅伪将刘五攻陷瑞州路，由此宣告元政府在瑞州的统治结束。明朝正德《瑞州府志·郡县表·州国郡路府》记载：洪武元年，陈友谅部将刘五归顺大明。他的归顺，使得瑞州路和平地过渡到大明政府。
明代瑞州府城墙始筑于宋代，元朝至元年间的南北二城仍是宋代的旧城。
我曾到高安去看过。
至正二十二年的1362年，陈友谅部将刘五从瑞州路城北直取城池总管府。官府一干人马为保全性命，通过浮桥仓惶撤退到城南。为减缓起义军进攻城南的速度，他们捣毁筑架于锦江上连通南北二城的浮桥、石桥。在阻击未果、坚守无望之际，那些来自蒙古及西域的官僚们，携带家眷匆忙打理起可随身携带的一些金银细软。
城北上空狼烟云起。
之后，他们挑选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在城南浮桥头西约100米处的城墙空地上，挖出一个直径为1.3米、深2米多的椭圆形窖穴，将官府用来祭祀的而又无法随从的“国之重器”悉数下窖。器物之上盖一层锡皮，覆土掩埋后这帮人如丧家之犬慌忙出逃。
景德镇的瓷器，就此被保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见天日。
上帝一直在空中保持着微笑。我都快要退休，如雷贯耳的刘新园也逝世了八年。人世间直到前些年还在扯这个热门，2016年在当地还召开了一个“高安窖藏国宝元青花发现者座谈会”,至今那个博物馆仍然是业内人士的热门。
又像是一眨眼的工夫，窖藏时间已过去六百多年!
这时我想起写在高足杯上的诗文：“人生百年常在醉，不过三万六千场”。
（原载《鄱阳湖文学研究》2021第5期总第4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