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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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鄱阳湖文学？这是一直以来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命题。记得之前就曾经有人这样问过我，鄱阳湖文学的内涵是什么？她是以怎样的形态呈现的？她是以一种怎样的文化方式以及怎样的文学体态存在的？
提到鄱阳湖文学，我们就会有一道绕不开的话题要谈，那就是鄱阳湖地域文化。要了解鄱阳湖地域文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属性，然后才能找出自己需要的答案。
什么是鄱阳湖地域文化？鄱阳湖地域文化的蕴涵是什么？基于此，我们就有必要追本溯源，既要弄清楚“文化”二字的含义，也更要了解鄱阳湖流域这块土地在地理位置上的意义。
鄱阳湖流域的地理环境较之于我国其它的地区来说，尤其显得很是特别。拿整个鄱阳湖流域的地貌特征来说，它总体是呈南高北低的一种态势。它的东北面一直到东南面被怀玉山脉隔绝了与浙江那边的联系，而南面则被大庾岭以及武夷山脉隔断了与福建、广东的两地的消息，自西向北又被罗霄、幕阜山脉所阻断，与湖北形成了一个背靠背的态势，互相看不到对方的尴尬局面。在这种状态下，故而整个鄱阳湖流域就形成了东、南、西三面的地势高，而北面的地势较低的一种形态，完全改变了人们潜意识里流水奔腾向东不回头的正常认知。鄱阳湖只有通过匡庐脚下的那个唯一的豁口注入长江。
由此，我们不难知道，长期以来，鄱阳湖流域受地形地貌的客观影响，一直是处在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封闭中有不封闭，不封闭中又有封闭的状态。众所周知，即便是在我国的隋唐时期，鄱阳湖流域也基本上算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更不用提到之前的时期了，这里曾经长期是被流放人员的遣散地与囚禁的场所。由于这里与外界的接触太少，因而这里的生产力并未能得到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故此，便造成了当地社会经济的严重滞后。
由于在地理上几乎被完全封闭的原因，这就使得鄱阳湖流域的文化较之外面来说是起步的比较晚，行动也比较迟缓，故而成效也就显得较为低微。但是，它在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却造成了一种后来者居上的格局，走到了文化及文学的前沿；而由于生产力被解放的关系，它在某些方面虽然曾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却又不免衰微了下去。因为前者的关系，鄱阳湖上的学子打好了学业基础，然后大胆地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很快地在政治文化的舞台上便崭露头角起来了。同样是因为后者，鄱阳湖上的文士又因为沿袭的负担较重，从而影响到了对外界新鲜思想的吸收，变得自负而走向思想的僵化，故而在文化及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缺乏了应有的创新活力。
鄱阳湖人长期坚持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以农耕为主、手工业为辅的稳定型的经济产业结构，过着慢节律的生活，便只能产生那种坐井观天型的小农社会文化意识。从鄱阳湖流域这种自成单元，与外部隔绝的地理环境来看，就使得人们对自身这封闭的文化形态形成共识并保持其固有的体系和形态延续下去，构成了既稳固且带有明显僵化的人文传统和保守的文化心理现象。尽管到了元、明两代，鄱阳湖流域在文化的某些方面继续保持了自己的优势，但后来就因为缺乏必要的开拓精神和鲜活的竞争力，从而就缺失了内在的活力而落后于外面的世界了。
既然已经明确了鄱阳湖流域的概念，那我们就接下来谈谈鄱阳湖地域文化。
要搞清楚什么是鄱阳湖地域文化，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文化？人们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创造实践中形成的产物，同时，她又是一种历史的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的本质是“自然人的变化”，也就是“人化”。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是为人所特有的。
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以自然人的个体为基本单元的，指的就是“人化”。从本质上说，文化就是觉醒的个体由自体向他体的自觉转移，通过这种转移，个体就克服了自我的有限性，实现了对个体以外的超越。
由于人的个体觉醒，从此，个体就变得更加方便地对外交流，语言便也由此而产生。随着语言的产生，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就具有了普遍性，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改造，就是“化”在起作用。因而，人们在对一些集体行为的认识中，就逐渐地、慢慢地形成了统一的共识，于是，就产生了“集体意识”。而人群对“集体意识”的认同就形成了“文化”，故而，我们不难了解“文化是集体意识的载体，集体意识是文化的本质”。人们通过对文化的认同，因而便造就了“文明”这个看得见的遗产。
我们既然已经基本上了解了文化的本质，那么是否还会有人要问“文化”是怎么来的呢？在这里，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文化，是做出来的。”
古代的“文”同“纹”。“人文”之一词，最早是见于《易经》的。《易·系辞》中的贲卦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刚柔交错，天文也”的意思是说，自然的纹理交错、刚柔相济，阴阳相生、生死相伴的，是天文的自由变化，也就是指自然的变化。“文明以止，人文也”的意思是指社会伦理的合理规范与变革，这便指的是社会人伦的有效秩序，是公序良知，是要大家去维护的。
在自然的世界里，人类天生就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是自然的生态。在自然的生态下，人类据此而结成一对、一对的夫妇，又从一对夫妇而变化成一个家庭，由一个一个的家庭聚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家族，由一个一个的家族聚合在一起，便组成了一个一个族群，不同的族群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国家的概念，这便是天下，也就是人文。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国家治理者，既必须要懂得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来明白农牧耕作及渔猎的时序，又必须要把握得住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的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这就是文化。人文，她区别于自然，就含有人伦之意；如果她区别于神理，则其有精神教化之义；区别于质朴、野蛮，则有文明、文雅之义，区别于成功、武略，则有文治教化之义。由此可见，所谓的人文，她就是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存在根本区别的标志，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
“文以化人”以及“以文化人”，她在我看来，基本的定义就是一个“化”字，也可以说是一个“变”字。因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无论是“化”字也好，“变”字也罢，说的就是一个“做”字，是指人们在劳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活动，是文化积淀形成的过程。
文化，是社会意识的规范化。从规范化的具体方式来看，她主要包括程序化、夸张化、形象化、抽象化、特征化、典型化、逻辑化和系统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文化就是对社会意识进行加工和概括以后的表现形式。经过“规范化”处理以后的社会意识，就会更加清晰明确，从而更加让人易于识别，易于理解，易于使用，易于判断，易于传播，易于继承，易于发展。
通过以上对“文化”二字的内涵以及文化形成过程的论述，我们并不难知道，“鄱阳湖地域文化”的概念，自然指的是由鄱阳湖人在这块土地上通过长期的社会生产活动，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发展环境中，以其独有的方式慢慢积淀下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其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体系。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鄱阳湖地域文化”这个概念，接下来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鄱阳湖地域文学”，亦即是《鄱阳湖文学》这个文学概念诞生的由来。
文学，她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情况下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成为可以用来表演和歌唱的抒情诗歌，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文学与史学、神话并无明显的界限，最早的文学是对历史和神话的记录。我国先秦时期将用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一直到魏晋以后才逐渐地将文学作品单独剥离出来自成体系。文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话语形式的艺术呈现，亦即是平时人们口中的语言艺术形式，同时，在话语形式的艺术呈现中，同时蕴藉了对审美意识形态的体现。
在现代词典里，文学原本是一个专属专用的名词，她以不同的体裁再现在一定时期里以及在一定地域里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内心情感，这便是地域文学的起源。而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不同的体裁，则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具象体现。文学作品是文学创作者用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因而离开了这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故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鄱阳湖文学”只是鄱阳湖流域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概念，是鄱阳湖流域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作者们，是那些以鄱阳湖为文学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们开展艺术创作的文学主题，是集中反映鄱阳湖地域文学风貌的一个看得见的有形文学载体。
无论是哪个地方的地域文学，他都代表了其地域民众的集体智慧和文学艺术的成就与形态。这就是鄱阳湖地域文学，“鄱阳湖文学”这个文学概念诞生的始末缘由。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顺着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的这条线来进行一番梳理，简单地概述一下我们所从事的鄱阳湖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
站在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的基础上，我们是把眼光集中在鄱阳湖这么一个点上来的，并由此而四面辐射开来，涉及到她整个流域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也关乎到她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阶层与各个领域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痕迹。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受本书文本的影响，我们大多是紧扣其中与文学艺术关联比较紧密的代表人物来进行有序的挖掘和整理及开展研究的。
之前，我已经在《鄱阳湖文学探究》一书中就“鄱阳湖及其鄱阳湖文学”以及鄱阳湖流域的“五大河流”与“六道大溪”的水资源情况做过相对较为详细的一个介绍，与此同时，还就《鄱阳湖上的几个不同历史时期》《鄱阳湖上几个不同的文学高峰》《鄱阳湖上的动力革命》等普遍性的问题作出过简要的论述，在这里为了避免重复，我就跳过去不再赘述了。
在《鄱阳湖文学研究》这本书里，我们依然是着眼于整个鄱阳湖流域，并以这块地域上的文学个体、文学族群、文学团体的形式，推出一些自秦汉以来能够代表鄱阳湖流域文学创作水准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来加以回望和佐证。
因而，就整个鄱阳湖流域来说，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一是首先把全流域的各个州郡都按照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来划分出各种不同区域的文学版块，也叫做文学阵营，然后就依次推出每个文学艺术阵营的文学艺术成果。譬如，我们一般是按照古代的惯例，大体将鄱阳湖流域的行政区划分别指定为豫章郡、虔州郡、抚州郡、庐陵郡、袁州郡、江州郡、广信府以及1950年代以后由徽州划归广信府的婺源、浮梁等地版块为主的文学群体，文学社团所取得的文学艺术成果，围绕鄱阳湖这么一个中心点来展开并深入进去，就其不同地域的文学生态来开展细致的探索与研究工作。
特别值得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对人文历史的回望中仿佛能够看到这么一条线，她连通了鄱阳湖上人文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站在地理的意义上来观察鄱阳湖流域地理变化的情况来看，今天的鄱阳湖与之前的彭蠡湖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秦代的番邑（poyi），今天的鄱阳县，隶属于秦代的九江郡，而那时的九江郡，便坐落在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的寿县寿春镇。
始皇六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破楚克郢，虏楚王负刍，楚亡；越二年秦划江淮及其以南地区为九江郡，置寿春县，为郡治。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始皇六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41年，楚国被迫将国都迁到了寿春，并为其命名曰“郢”。始皇二十四年，亦即是公元前223年，秦国攻打楚国，攻克了郢都，楚王被俘，至此，楚国灭。越二年，秦国划江淮及其以南地区为九江郡，置寿春县，为郡治。
那时候，古九江郡治的范围是很广袤的，她的大致范围为今天的安徽、河南两省的淮河以南、湖北黄冈以东的地区，以及江西省的全境。
但是，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鄱阳湖地域文化以及鄱阳湖地域文学的地理意义，它的指向是当代的泛鄱阳湖流域，地理意义的指向是今天的江西省所属全境，而非是包含了以外的任何地理区域。
几千年来，随着地壳的运动，原本烟波浩渺、泽深水幽、波澜壮阔的古老彭蠡湖在逐渐地被抬高了，跟随着湖床的抬升，湖面慢慢变窄，水面缩小，成了今天的鄱阳湖的北湖，是入江的水道。而在公元421年的那场大地陷以后逐步形成的鄱阳湖的南湖，则因为湖水的南侵，将彭蠡湖东岸的河网地区尽数淹埋在了水底，形成了现代的鄱阳湖，而鄱阳湖的这个名字，也只是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演绎中，通过将近500年的漫长改变而在唐代中后期被诗人及文学家们开始称呼并使用的。所以说，鄱阳湖是很个很年轻的湖泊，即便是屈指算到2022年的今天，她也只有区区1600余年的短暂历史。
列位看官，我们可别小看了这区区的1600余年，在这一千多年里，发生在鄱阳湖流域里的各种人文故事及历史变化却是十分丰富的，几乎是多得让我们数也数不清，它的文化沉积是非常丰富及其蕴厚的。鄱阳湖上无数的人杰，譬如：吴芮、梅鋗、徐稺、李朝、聂友、徐整、陶渊明、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刘昚虚、吴澄、魏禧等人，他们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对文学艺术的贡献上，成果是非常杰出的。这便是我们当初为什么提出要搞“鄱阳湖文学研究”的初衷。关于这一点，我将会在下个章节的《鄱阳湖文学背影》中做详细的解读。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们就围绕“鄱阳湖流域”这么一个文化的主体，文学的载体，在文化及文学的两个深层处着手，通过回溯这块土地上有代表性的一千多名文人学士的文艺创作历程，以及他们的创作成果在鄱阳湖上的艺术呈现与展示，对“鄱阳湖”从人文深处一路走过来的不同历程加以的分析、理解和判断，企图借此建构起一座属于“鄱阳湖”自身的地域文学体系，这便是“鄱阳湖文学”这个文学概念被推到我们大家面前来的缘由，也是“鄱阳湖文学”这个概念应该找到的最终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