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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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开展鄱阳湖文学研究？开展鄱阳湖文学研究的价值在哪里？
鄱阳湖流域，春秋时期属吴，战国时期属楚。她虽然襟江带湖，流域广袤，但是，她在文化的发展上是远远落后于长江中游的荆州以及下游的扬州等那些地方的。鄱阳湖区虽然也算得上是一块丰腴的富饶之地，但是在经济开发上却比太湖和洞庭湖地区晚了许多。这和她坐落在江南的腹地、处在吴头楚尾的尴尬位置上有很大的关系。
在地理环境上来说，鄱阳湖流域的地貌是呈现出了一种“山无傍走，水不外趋”的形式，所有的水系全部都汇入鄱阳湖中，然后进入长江。她的北面有天然的长江天堑，给人一种妥妥的安全感。西南东三面则有幕阜、罗霄、大庾、武夷、怀玉等沿境的岭脉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其间，还有多处内连外通的水上孔道可以让舟楫行走。赣江、抚河、修水、信江、鄱江，五大水系纵横罗布，脉络清晰；清丰山溪、博阳河、童津河、章田河、土塘水、侯港水六道大溪蜿蜒其上，奔流不息，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水利与舟楫之便。在这块土地之上，地表上的竹木生长繁茂，地下蕴有各种丰厚的宝藏，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及运输创造了极好的发展条件。整个湖区内的山川、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湿热，极大地方便了水稻种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江南鱼米之乡，足以给人们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保障。
自建安以来，由于北方的战祸频仍，百姓们四处离散逃亡，这就很自然地有人选择到鄱阳湖流域的河网平原上来繁衍生息，落地生根。自孙吴时期起，鄱阳湖区的户口便迅速得到增加，这里的郡县开始被细分起来，偏安的小朝廷也逐渐加强了对湖区的控制，让这里的经济得到了较快较好的开发、发展和繁荣。即使是在南北朝时期的重大分裂、对抗阶段，也几乎没有引起较大的动荡，也没有让这个地方受到很大的破坏性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应当注意到，之前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们的征战杀伐，并没有影响到那时的鄱阳河网平原，吴楚越之间的拉锯战争以及项羽与刘邦之间的楚汉大战也并没有给整个流域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河网平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应该是一直处在一种相对封闭而又平静的生活环境中维持着人们的生活。因而，安宁祥和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就使得这个地块上的人们能够积极地发展教育，并能够较好地沉淀和积累属于自己的文化。
可以这么说，从东汉的徐稺开始一直到东晋的陶渊明算起，鄱阳湖区的文艺家们，普遍都在重视正心修身，涵养品节的行为，这恐怕和整个鄱阳湖区的良好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尽管南朝时期的《子夜》《读曲》之歌，虽然并不是产生鄱阳湖上，但是，后来的宋明理学却在鄱阳湖上和发展和繁荣到了极盛的阶段，因而我们猜想，鄱阳湖上的这种人文现象，恐怕就是因为鄱阳湖区被长期封闭的原因所造成的吧？故而，我们觉得鄱阳湖上的这种奇异文化现象，应该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吧？
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活动，她应该是起源于人类自身的思维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情况下，它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了可以用来表演和歌唱的抒情诗歌，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学跟史学、神话并无明显的分界线，而最早的文学便是对历史和神话的忠实记录。在我国的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是将用文字写成的作品，全部都统称为文学的，，只是到了魏晋以后，人们才逐渐地将文学作品从中单独地剥离出来并自成了体系，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由来。
总体来说，文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类话语形式的艺术呈现，也就是平时人们生活中的话语形式的艺术呈现，同时，在话语形式的艺术呈现中，又蕴藉了人类对审美意识的形态体现。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那时的文学家们，大抵出自于朝中的世家大族，那时候的文学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典型的士族文学、贵族文学。封建皇朝的门阀政治，造成了“世家”子弟们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甚至是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成为了社会各阶层成员们羡慕及模仿的对象。在世家子弟的身份构成中，除了政治、经济、家世等原因以外，他们自身所兼具的文学修养，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新兴的贵族阶级若是要想真正地确立起自己的“士族”地位，他们就必须在文化上，要得到大家的认同，而尤其是要得到朝廷上那些老牌世家的承认。因此，历代的新进贵族在取得政治地位以后 他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主动向那些老牌的世家们看齐、靠拢。
隋唐之前，我国并没有开科取士的先例。即便是在南北朝时期，国家也没有形成自己上下一体，完整的教育体系。国民教育兴起的初始阶段，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元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438 年。那一年，南朝的刘宋朝廷再次征辟鄱阳湖上的豫章人，也就是现在的南昌人雷次宗到京师建邺，命其开设学馆于鸡笼山上，聚徒教授学业，当时，一共有百余名学生来学馆读书。其时，会稽的朱膺之、颍川的庾蔚之也在鸡笼山上教授儒学，并且帮着雷次宗监理学馆及诸生。
彼时，由于国学未立，朝廷便对艺术门类的教育格外关心起来。朝廷下诏让丹阳尹何尚之带头设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设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又相继设立了文学，至此，在刘宋一朝，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共建，共同发展，这便及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国家选拔和使用人才拓宽了基本的通道。四学的共建活动，它既改变了自汉代官学中儒家独尊的文化格局，也同时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客观、实际的变化，并为之后走来的隋、唐两朝，在开科取士上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性作用。
近代的文学大师、史学家刘师培先生曾经在谈论南朝文学时说过，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之上，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者，比比皆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学家的出身以及文学的这一家族性特征。
长期以来，由于江右与江左在文化、文艺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激起了鄱阳湖人内心的一种不满足感，也可以说是强烈的“危机感”，从而引发了人们一种深深的“羞赧感”意识。为了树立和振兴鄱阳湖人的文化紧迫感，激发鄱阳湖人开展并进行新的文明创造的强烈愿望，纪念曾经创造过精神文明成果、丰富了文化宝库的鄱阳湖上的先贤，追溯民族的文学本源精神，这个意义是多方面的。
唐朝时期的全国大一统，造就了我国南北国民经济的普遍大繁荣。在生产力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生产经营利好，国家经济全面繁荣的大好环境下，北方的文化建设进入了一种了空前的大繁荣、大发展阶段，而江南东、西两道，尤其是江南西道，也就是今天所指的鄱阳湖流域，则进入了迎接文化高潮到来的酝酿时期。其时，鄱阳湖流域的广大学子们还没有来得及走出家门，迈步跨出江南的地界，而江北各地的许多政治家及其文人们却相继来到了江西任职、寓居和游览。
他们俯察彭蠡之汪洋恣肆，仰匡庐之崇隆伟岸，感湖区风物之澄清明澈，触发了内心深处灵感的火花，在鄱阳湖上留下了不少流传甚广，令人百读不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譬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望庐山瀑布》以及宋之问、张九龄、孟浩然、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他们尽情描绘和歌唱鄱阳湖上的山川风物，用优美的文字提升了鄱阳湖流域的名气与声望，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学士们前来鄱阳湖上。江州司马白居易谪居江州三年余，在这期间，他创作了《琵琶行》等近二百篇诗文于此。他虽然在一方面深深感叹鄱阳湖上“浔阳地僻无音乐”，“黄芦苦竹绕宅生”的荒凉与孤凄、苍芒与空寂，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从内心里赞叹鄱阳湖上“楼阁宜佳客，江山入好诗”的自然美丽。难道鄱阳湖流域的秀丽自然，只是“宜客”而不“宜”本地的文人骚客么？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隐居在匡庐山下的陶渊明，在“桃花源”的理想世界里，摒弃玄言诗的约束，冲破它的禁锢，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史上的一代田园新诗风，诗人这样的创作成就，决对不可能产生在征战不息的中原大地的动荡之中，战火之上。后来的花鸟画，也是在鄱阳湖上蓬勃兴旺发达起来的，山水画也是在这里得到全面的变革于与发展，这无疑是得益于鄱阳湖上山川草木的自然之美，平和安定的社会生态。
在经过中晚唐、五代到宋初的长时间积累，鄱阳湖流域的文学人才，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喷涌而出，仅全宋一朝，鄱阳湖上的能文之士便超过了四千余人，仅抚州南丰的曾氏家族，在宋代高中进士，将身位列朝堂之上的就有三十多人。
经济的繁荣兴盛，无疑给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证，而教育的兴旺发达则是人才不断涌现出来的必备条件。饶州人洪迈在《容斋四笔》卷五中这样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善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
这段话，除了说明宋代以后江南人才超过北方外，还论述了饶州和江南人才成团崛起，原因在于普遍重视教育，至以“不学为辱”，可见重文风气之盛;和平安定的环境、富裕的经济生活则使百姓有余财余闲来关心教育，重视对子弟培养。
宋代，在鄱阳湖流域大办学校，晏殊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宋史·晏殊传》中，曾经这样指出过:“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仁宗天圣年间，晏殊任应天知府时，即延请范仲淹“以教生徒”。后来升任宰相，更是全面关心全国各地的人才培养。
进入宋朝以来，大兴学校的举措就是从宋仁宗皇帝一朝开始的。庆历初期，朝廷号召“天下皆立学”，全国各地的州、县都普遍建立了官学。从鄱阳湖流域来说，素来富饶的洪州、吉州、抚州、饶州等地的教育基础比较好，学校也办得比较多，而其它较为偏远的州县，同时也在积极响应，大力兴办起自己的学校来。在全宋时期，整个鄱阳湖流域的州学、县学校，总计是办了八十一所，而其中就有五十六所是在庆历以后开办的。宋代的文人学士大都喜欢写州县的“学记”，而关于鄱阳湖流域的学记尤其多，例如李觏《袁州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曾巩《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墨池记》、苏轼《南安军学记》、吴孝宗《余干县学记》、文天祥《兴国县安湖书院记》等等，都反映了当时官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办学的盛况。
除各州、县的官学外，朝廷还兴起了大办书院的风气。南宋时期，鄱阳湖流域的各类书院便多达一百四十九所，当时，泛鄱阳湖上的著名书院就有鹅湖书院、豫章书院、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等四座书院，这其中的白鹿洞书院，在那时候，便是排在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其时，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事，他曾经邀请许多名儒：陆九渊、刘清子、林择之等人来此讲学，使书院成为了理学宗源，独盛于天下其它的书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鹿洞书院“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比”。一时间，引发了鄱阳湖流域的人们兴起了狂热的读书求学之风。大凡家庭者，“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家长们普遍希望自家子弟读书成才，家庭教育也抓得比较紧。而中原士族的大量南移，也同时给鄱阳湖区的人们带来了重视族人及子弟教育的良好风气。
安土重迁，是鄱阳湖流域上人们的一贯作风，因此，便在整个湖区营造出了一种淳美朴厚的良好风气与日常的生活习俗。
反观鄱阳湖流域的文艺大家，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涌现出来的文艺大家们的先辈大多是从外地辗转迁移来到鄱阳湖上的。例如晏殊的先祖迁徙不常，先是落籍在高安，再是移居到了临川。而欧阳修的先祖是越人，是经由潭州而迁庐陵的。王安石的先祖则是太原人，曾巩的先祖是山东人，黄庭坚的先祖是由婺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金华迁来的，文天祥的先祖是成都人。他们的这些家族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的，他们在迁来鄱阳湖上以后，依然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教育。黄庭坚的先人定居分宁后，便着手筑馆以教家人子弟，“两馆游学士常溢百人，故黄氏诸子多以文学知名，称江南望族”。文天祥出身庶族的地主家庭，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教育子女不惜费资，“名师端友，招聘仍年”，“久之室罄”，其父便亲执教鞭，言传身授，无时或懈图，终使文天祥科举占魁。再如饶州洪氏、临川王氏、南丰曾氏，都因重视族人子弟教育而人材辈出。
宋代时期的学校与书院并立的双轨制教育，在社会、家庭的齐抓共管下，整个鄱阳湖流域一时间人才不断涌现，盛况空前，仅在两宋期间担任正副相职的就有二十多个人，光在《宋史》上有传的鄱阳湖人就多达二百二十余名，其中进士就占到了六成以上，因而，鄱阳湖上的大批文艺家就从这些有科名无科名的人、这些官吏和布衣中显现出来了。
由此可见，宋代造成鄱阳湖流域文艺创作高度繁盛的原因就是与本土教育事业的兴旺发展有着极大的内在联系，而当时的地域经济实力的强弱与否，则是整个鄱阳湖流域文化教育发展好坏的基础和前提。
承前是为了启后，我们今天开展鄱阳湖文学研究，则要求我们一定要根据丰富的文学史料去开展地域文化及地域文学的比较研究、古今文艺学的比较研究，开展鄱阳湖地域的自然环境研究、人文环境研究，文化传统与文艺上出人才、出成果的关系研究，开展文艺管理学、文艺人材学的研究，总结在过去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造就人才辈出的历史经验，作为今天引领鄱阳湖地域文化工作、鄱阳湖地域文学繁荣、鄱阳湖流域文学艺术创作各方面的有效借鉴。
当下，我们在鄱阳湖文学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上才只是刚刚在起步。如何采用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历代鄱阳湖流域的文艺家们，譬如像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文天祥、汤显祖、八大山人等人一样，他们从这块土地上的大大小小的溪涧中、山沟里，弯弯曲曲的河道中、湖岔里，走出来，又走出去，直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前辈们的榜样力量给了我们以应有的鼓舞，但前辈的业绩不等于给我们签署了走向了通往未来的通行证。我们固然可以利用前人的路基，但必须拓展新的道路，开辟新的艺术天地，我们需要有新的开创者大军，发扬前辈创建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高速度地进入全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前沿，并力争有更多的文艺家们走向外面更广大的世界。
综合以上的所述，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积极开展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是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完成的一项有关鄱阳湖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