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内刊会员
说起“鄱阳湖文学之于我”这个话题，搁在2008年7月18日以前，“鄱阳湖文学”这么一个陌生的文学概念之于我来说，还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文学符号。因为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文学的概念。
就在18日那天，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了县政协二楼的小会议室，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次换届大会。缘于这样的一个原由，我幸运地走进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行列并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此刻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之于我来说，我成了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在会议结束后的会长办公会上，我作为新当选的副会长接受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在接下来的年度工作中，负责执行对会刊《鄱阳湖》文学报的编审工作。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办报的同时，也随着我对《鄱阳湖》文学报编审工作的深入，让我逐步地对“鄱阳湖文学”有了一些明确且较为清醒的认知，故而，就导致我对“鄱阳湖文学”这么一个文学的新名词，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好奇，产生了浓厚的探究兴趣，并籍此创办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大型纯文学会刊《鄱阳湖文学》，以期通过《鄱阳湖文学》这个平台，推动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这之于我来说，让我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与热爱。
随着办刊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便开始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逐步对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地域文学进行系统性、专业性的挖掘和研究。这之于我来说，觉得做这项工作很有文学的现实意义，甚至还可以说，觉得兴许在不远的将来，开展鄱阳湖地域文学的研究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也许有她自身的价值在其中，故而，之于此时的我已经在内心里打算把对鄱阳湖文学的研究工作，当做是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来做了。
故此，今天我手头上这部近五十万字的《鄱阳湖文学研究》文集，就是我这十几年来，通过对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鄱阳湖地域文学开展一系列研究所积累下来的资料和近五年来砚田笔耕的劳动成果。全书是以第一部分“鄱阳湖文学概述”，第二部分“鄱阳湖文学背影”，第三部分“鄱阳湖文学价值研究”等，共计三个部分为架构来展开细致论述的。
我们应该知道，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就造成了不同的社会构造，不同的集体意识，不同的人生观念。我国的广阔地域，各地不同的气候、地理条件都相差甚远。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与不同，便相应地导致了不同地区人民生活习俗的改变，由此，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形态。
《礼记》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方语不通，嗜欲不同。”
其所谓的“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就是指各地民风、饮食与器械均各不相同。不同地方的人则“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的不同方式，但是，他们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各地的地理气候使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鄱阳湖文化就是鄱阳湖人的生活习性使然，是不同于其它地域一种文化的形态。从这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古代的人们，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地理条件对风俗、文化的影响性是非常大的。
翻看《隋书·文学传序》，魏征有这样一段叙述:“……然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言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宣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舍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不同的文风的差异，自然与不同的地理条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而以一块地域来命名某一种文学样式或文学流派的例子在古代更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的。譬如：我们大家熟知的“楚辞”、“江西诗派”、“公安派”、“桐城派”、“竟陵派”、“山药蛋派”、“白洋淀派”等等，这就是不同地域之间的不同文学样式的呈现气象。
我们今天有意识地将文学研究与鄱阳湖的自然地理环境研究整合到一起，在作家、作品以及读者之间来开展多边双向的互动，这就关系到我们开展鄱阳湖文学研究的视野及方向上的一些问题。这样来说，有关地域文学的研究领域就十分地宽泛了，的确是值得人们去探索研究了。因此，我才不惜花费这十数年的精力来针对鄱阳湖地域文学开展有限的挖掘和研究。
在开展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并逐渐地深入下去。
首先是研究在地域自然环境下的文学艺术家们的双向多边互动关系。因为大家所处的成长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都会对人的记忆及世界观的形成，语言的表达方式等方面产生隐性的或显性的影响。同时，文艺家也可能会对某一种特定的生态自然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其次是研究地理自然环境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这里就包括研究地理自然环境对作品本身的题材、体裁、形象、意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作品对自然空间的拓展、想象、建构等等。
最后是研究自然的地理环境与读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包括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对读者期待的视野角度、阅读心理、阅读习惯、心灵感受等方面的影响，也要研究读者对地理环境的接受、建构与异化的认知。
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探索研究，并非仅仅只是为了揭示某种地域的文学现象，其终极的目标是为了揭示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生成语境与它的生成模式。站在文学的地理学角度来看，鄱阳湖其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对江右文化、江右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而研究郦阳湖文学无疑是对揭示江西文化与江西文学的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通过对手头上掌握的现有历史资料研究表明，自然的河流、湖泊，对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发展，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的。众所周知，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文明形态，往往都是沿着河流而分布开来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人持疑义的。在我国的古代，长江沿线分布有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当然也包括鄱阳湖文化。而赣鄱阳湖文化发展的早期，也主要是沿着鄱阳湖流域四散分布的。鄱阳湖流域的地理位置十分的特殊和重要。
鄱阳湖是中我国的第一大淡水湖，她承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流的水量，最后在鄱阳湖口进入长江，她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甚至超过了黄河、淮河、海河这三河水量的总和注入东海，正是由于鄱阳湖这种连接江西境内主要河流和长江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鄱阳湖在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起着举定轻重的作用。各个地域文化的发展都面临着与中原文化的交融问题。在鄱阳湖流域之上，虽然早有稻作文明，但鄱阳湖文化是在江左文化南移的环境和影响之下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的。
唐以前，鄱阳湖河网平原的这片土地上，虽然出现过徐稺、毛苹、李朝这样的文化大家，也出现了像聂友、徐整、陶渊明这样的大文学家，但整个流域的经济并不发达，文化也处于一种十分滞后的状况。自唐宋以来，鄱阳湖流域的经济与文化才逐渐地得以兴盛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与魏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相关。北方政权的相继南移，使得南方不断地得到开发，由此带动经济与文化的逐步兴盛。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鄱阳湖就成了与外地连接的重要通道，就成了江左文化进入鄱阳湖流域的主要渠道。这样来看，早期的江右文化，主要就是沿着鄱阳湖流域顺理成章地发展起来了。
从鄱阳湖流域的文明遗址来看，鄱阳湖流域星罗棋布的古城与名镇，书院和寺观以及楼台亭阁是不计其数，鄱阳湖上的先民们在这里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稻作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纺织文化、宗教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和候鸟文化，形成了与各种资源相对应的产业中心，譬如像瓷都景德镇、木都吴城、茶都浮梁、铜都永平、纸都铅山和银都乐平等等看得见的历史文明。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自东汉至东晋，鄱阳湖流域见诸史籍的文学家，只有陶侃、聂友、熊远、徐整、邓粲、喻归、熊默、邓忠缶等人，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集中在豫章与浔阳二个地方。东晋时期，鄱阳湖流域出现了大文学家陶渊明。从陶渊明到中唐，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家见诸史籍的只有六个人:新吴的刘昚虚，浔阳的陶岘，南康的綦毋潜，南昌的熊曜、熊暄、余钦。由此可见，自东汉至中唐时期，除南康的綦毋潜外，江右的文学家大都集中在鄱阳湖周边地区，因此，自中唐至宋代，鄱阳湖文学的逐渐兴盛，进而臻于繁荣。
据《中国文学家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在西晋之前是空白；东晋录4人，在全国的排位是与湖北并列第六位；南北朝录6人，在全国排位第九名；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排位为第十三名；唐代后期录11人，与湖北并列，排位第十一名;五代时录3人，排位与四川、浙江并列第六名；宋辽金时期录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辽时期录文学家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南宋录文学家111人，位居全国第二。从以上的罗列来看，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例如，在两晋之前就有徐稺、聂友、徐整等文化名家与文学家从鄱阳湖流域走了出来，只是当时的编者们挂一漏万，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些人的身影而已。
不仅中唐至宋代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家众多，而且分布的区域已经逐渐遍及鄱阳湖流域全境。然而，在鄱阳湖文学逐渐从鄱阳湖周边向流域南部扩散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周边的这几个地域：比如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地方。
据此可见，鄱阳湖在地域文学发展进程中，站在了举足轻重的特殊位置上，也正是因为鄱阳湖流域是古代该地域文学家密集的地区，故而，鄱阳湖地域的历代文学家对鄱阳湖的书写也是经久不衰的，成为地域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由于鄱阳湖上的大美风光，吸引了历代无数的文人墨客们前来畅游其上，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外来客，或是在鄱阳湖上为官一任，或是主政一方，或是羁旅在湖上、或是遭贬谪而来，有些人或是纯属慕名而至，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际遇，不同的自然地理成长环境，不同的心理状态，都在鄱阳湖上相互碰撞与交流开来，鄱阳湖便自然地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他在游览鄱阳湖时便留下了诸多的愁苦之作。例如《彭蠡湖晚归》:“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何必为迁客，无劳是病身，但来临此望，少有不愁人。”正是因为鄱阳湖上夕阳西下的独特景致，令白居易想到了自己的贬谪生涯，更添愁绪。可见，同样是鄱阳湖，对不同人的影响截然不同。
同样的道理，面对自然地理，人类并非仅仅只是停留在欣赏和受其影响的阶段，也还会从对自然地理的作用中给自身带来巨大的作用，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地理的现状和塑造人文地理的方式，来赋予脚下的自然地理以更多的文化内涵。古往今来，无数的人文古迹，无数的文学篇章，随着历史的流逝，逐渐地与鄱阳湖连为一体，成为鄱阳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鄱阳湖地域文学。
纵观历代的鄱阳湖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知道鄱阳湖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其地域文学作品都集中在以鄱阳湖为载体的文学主题上。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名山大川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地貌，不同的地理地貌，给人的感觉也大不相同。鄱阳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是连通长江与五大河流的通道，会给往来鄱阳湖的文人们送去很多共同的感受，因而使得历代的鄱阳湖文学作品地域性特征尤其明显。比如，自从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辞官归隐于鄱阳湖上的庐山脚下之后，鄱阳湖流域就被他赋予了更多的隐逸之气，使之成为了历代文人逸士们隐居的理想之地。
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鄱阳湖与读者之间会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学作品所书写的鄱阳湖形象，会对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那些从小生长在鄱阳湖流域读者而言，文学作品书写的鄱阳湖形象会勾起他们对从前生活的回忆，产生强烈的精神及深层意识的共鸣。对于那些生长在外地的读者，他们会被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鄱阳湖形象所吸引，从而形成更亲密的接触与互动。这就是历代文人墨客们向往鄱阳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读者阅读文本所产生的接受心理异彩纷呈，因而他们对鄱阳湖形象的想象与建构也各不相同，故此，就对鄱阳湖的形象及其文化内涵产生较大的影响。
如果在关注一个地域的文学现象时，仅仅只是关注某个特定地域里出产过多少个文学家，诞生了多少文学作品，有过几种不同的文学现象与诞生过几个不同的文学群体等等，这样的研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地域文学研究。真正的地域文学研究应该揭示自然地理状态下的地域文化生成得语境。因为文学家、文学作品、读者与自然地理间的多边互动，都是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在作用和推动。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家写出来的的文学作品，除了与其人生经历、当时的情感状态等相关外，还与其成长的文化语境以及整个时代流域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进而形成独特的鄱阳湖文化地理现象，至于读者对鄱阳湖文学作品与鄱阳湖形象的接受，往往会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故此，开展鄱阳湖文学文化生成语境的研究就很有必要。
总之，自然状态下的文学地理优势在于人们可以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地理的深层次关系，深刻地揭示不同文化地理下的文化特性，文学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鄱阳湖自然地理文学地域学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鄱阳湖文学，能够十分有效地揭示鄱阳湖流域的文学特性与文化内涵，进而找到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在中华文化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这就是我们从事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因此，之于我来说，投身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地域文学的研究事业，鄱阳湖文学便成为了我这后半生一道永远做不完的文学命题，倾尽一生也割舍不了的文学研究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