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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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移民后裔心头不断泛起的寻根波澜，不是安徽、湖北多地县志与族谱中不断蹦出迁于、徙自、饶州府、鄱阳、瓦屑坝等字符，不是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对江西瓦屑坝移民的持续考究，成果积沙成塔，也许瓦屑坝就一直保持着一副日夜陪伴鄱阳湖水闲聊的村庄表情，淡泊不名。村里的老人倒是会给娃们讲讲以前渡口的旧事，打渔的趣闻，至于湖边土坝中裸露出一层层的瓦屑瓷片，又秘藏着多少带密码的风云际会与生离死别，终究无人知晓。那些也许存在过的秘密就像一条条从湖水中挣扎着上岸的鱼，夹杂着湖水和鱼腥的味道混淆在时光的角落里，以晾晒、腌制、贮藏的方式在湖畔露个头，然后继续被艰辛的生活咽下腹中，三缄其口。
同样保持缄默的还有官方的文字。《明史卷七十·食货》中记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明史》对移民政策语焉不详，更从中打捞不出如“瓦屑坝移民”这样的细节内容，对于涉及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迁徙的大事，只能理解为刻意的缄默。有权势的人可以喋喋不休，有权谋的人才会有所沉默。所幸事实真相终究会被时间一层一层刮开，机缘抵达后，几近失语的瓦屑坝便从沉积600多年的历史地层里的破茧而出——并以中国八大移民圣地之一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天子之吻
现实中的瓦屑坝遗址绵延长达20 华里，湖岸沟壑土坝难分，陶片瓦器隐约其中。站在曾经古渡口的岸边，目睹这一隅大地的伤疤，耳边的风会把600多年前喧闹不安的声音重播回放。据考证唐代之前这里就曾烧窑制陶，船来舟往，兴衰无常。洪武年间，上百万人从这里集中被朝廷强制移徙到异地，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好端端的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给百姓造成的伤痛由目睹这一切的湖水日夜倾诉，岸边的红壤、黄棕壤、黏磐土们唏嘘落泪，终于与瓦屑们积郁成疾，结成了大地上难以脱落的疤痕。《明史·食货志一》将明代的人口流动分成四种类型：“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无论是朝廷政策性的‘移徙’，还是天灾兵祸造成的逃户、流民，总之，背井离乡是大势所趋。缘由么，看看元末的三大战役就够了。
第一场战役就是朱元璋攻占元朝的东南重镇南京，采取了李善长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为他的称帝之路奠定了完美的基础。
第二场战役就是朱元璋和陈友谅之间的鄱阳湖大战。当时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们，力量最大的就是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尤其陈友谅和朱元璋都是妄图一统天下之人，两人间的大战在所难免的。在不断的小摩擦之后，已经称帝的陈友谅率大军直接顺江而下企图将朱元璋势力一网打尽。但是在洪都城（今南昌），陈友谅遭到了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的全力抵抗。
公元1363年，朱元璋率20万兵马与陈友谅的65万兵马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陈友谅战船可以用巨舰来形容，遮天蔽日，各船之前都用铁链连接了起来，《明史》记载“望之如山”。而朱元璋的战船大多是捕鱼的渔船，根本无法与陈友谅的巨舰正面对抗。强者在实力占优的局面下往往会进入对历史教训的自动屏蔽模式，因此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不厌其烦。那天，三国火烧赤壁的战局就在鄱阳湖上完美重现了。朱元璋让士兵驾驶着渔船，在船上装满火药等易燃物品，逼近陈友谅的巨舰，顺风放火，风急火烈，火势迅速蔓延。一时之间，整个鄱阳湖火势滔天。《明史》记载：“烈焰飞腾，湖水尽赤。”顷刻间陈友谅损失数百艘巨舰，军队死伤过半。这一场火攻，瞬间改变了战场的局势。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最终陈友谅被困于湖中，弹尽粮绝，在突围时中箭身亡，比前车之鉴曹操的下场悲惨的多。
第三场战役是历时八个月的平江（今苏州）之战，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的“吴”政权，一统江南。
有学者论证，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难度，几乎没有一个能比肩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硬生生淘汰了一个又一个硬茬子，是真正打出来的江山。
自元末红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战火连天。大地积骸成丘，千里无人烟。经过十六年的拼杀血战，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但龙椅还未坐热乎，朱元璋便发现自己接手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战乱后给社会带来的现状是社会动荡不安，尤以江淮、湖广地区最为满目疮痍，土地荒芜，人口稀少，民不聊生。
查询资料，看到令人吃惊的明洪武十四年的人口统计情况：四川 21.5万户，对比北宋200万户，损失了90%的人口；湖广 76.5万户，对比北宋153万户，损失了50%的人口；南直隶（安徽江苏浙江）193.5万户，对比北宋290万户，损失了35%的人口。而江西155.3万户，对比北宋166万户，人口基本没有损失，总数也雄踞各地前列，并且这还是洪武初期陆续启动移民之后的数字。确定无疑，帝王如鹰隼般的目光准确捕捉到了江西这个猎物，无论还有什么其他考虑，仅仅为了保证全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相对均衡，尽快恢复生产，大规模移民政策几乎要从朱皇帝嘴里脱缰而出了，至于带给移民的伤痛有多深，伤疤有多久，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都是圣人心中的政治蓝图，皇帝心里着实不愿意做圣人，只想做天子，政治经济稳定才是大局。于是，已经不再是放牛娃、农民、和尚、义军战士的朱元璋只是朝两旁群臣使了个眼色，时任郑州知府的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便及时奏言：“古者狭乡之民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在一片山呼万岁声中，朱元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掀开了明初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序幕。
天子之吻，是说一不二的旨意。天子之吻虽不是天使之吻，但伤痛与伤疤同样不可避免，并且深不可料，难以痊愈。
官爷，我要解手
事实上，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流动的步伐始终就未曾停歇过：新航路开辟早期欧美各国移民美洲大陆，非洲黑奴贩卖至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中国劳工大批迁往南洋和北美洲，日本、印度也有成规模的人口向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迁移，还有就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本土移民运动——西进运动。
古往今来，凡是国家战略需要做出的结构性调整，都要坐实到每个人每个家族的命运上。明政府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并且是高压下的强制移民。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中所说：“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呼众蹙，惧之以戒，肋之以劓刑。”但是过深地违背人们的意愿所做出的迁徙，终将会留下不可抚平的痛楚。那段曾经发生在瓦屑坝的悲壮历史，虽然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时间不断在风云变幻中割开背井离乡者的伤口，移民先祖将痛苦的记忆传给子女，口口相传。翻开宗谱，就像掀起一层层包扎在伤口上的纱布，宗谱越厚，越是遗恨难平，伤疤就这样横亘在吞吐不息的鄱阳湖畔，也结在数百年后的移民后裔心头，那曾经伴随着刻骨铭心的痛却难以用往事如烟这样的词一表而过。
位于鄱阳县城西侧外环路旁的瓦屑坝移民文化馆，试图复原600多年前明朝初期官方组织瓦屑坝移民外迁的历史现场。在大厅正面，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寻根瓦屑坝”主题大型油画，笔触仿佛也沾满了苦涩，震颤着从一个个移民的面颊、衣裙、肢体上抚过，步履的沉重，亲人的诀别，离乡的悲恸，被一根根充满威严的绳索反绑、牵引、指挥。来自饶州府各属县的移民沿乐安河、昌江到达瓦屑坝集中，然后官府在现场登记造册，发放川资，编排船只，乘船出鄱阳湖到达湖囗后进长江，再顺长江而下到达安徽各府县，或逆长江而上到达湖北、湖南各府县。当移民们登船离岸的那一瞬间，或许隐隐明白从此将永别故土，随着鄱阳湖上的雾气越来越浓密，那记忆中故乡的面目也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无法预期的空间与时间里。
后人把洪武年间移民使用了“洪武赶散”这个特别的词，“赶”是手段，“散”是目的，“赶散”的强制性与残酷性隔着600年后的想象都依旧震撼人心。
强权可以赶散人口，却驱散不了故土难离的人心，就像狼烟驱散不了安居在鄱阳湖上空恬静的云朵。于是，防民心就从防民身做起，押解差人为防止移民逃跑，把移民双手反绑，並用长绳联结成串。跋渉途中，移民因大小便憋不住，只好向官兵呯喊：“官爷，我要大小便，请解手。”苦涩的呼喊，无奈的挣扎，传递出乡音对强权的控诉。一句口头土话“解手” 后来竟然成为大小便的代名词，并且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各地传播，扎根，繁衍生息。2020年6月12日下午，安徽宿迁县的一行客人应邀来到瓦屑坝移民文化馆参观，对于他们，“解手”这样亲切无二的土话就是移民后裔心灵走进梦中故园的秘钥，我作为接待方一个友情客串的讲解员，触碰宿迁话的三言两语之后，便从他们的神情中读到了血浓于水，亲情归来的篇章。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诸多移民宗谱的记载中还原更多的历史细节，虽然难以完全真实，但所有带着暗红血色印记的细节都是这一道伤疤的蛛丝马迹，没有哪家的祖先愿意把并不崇高和喜庆的字符用在庄严的宗谱上贴金，除非那就是口口相传的真相。“解手”“平坟厝棺”“禁止回迁”“江西老表”——这些用特定的历史时刻产生的语言，同样以缝合伤口的局部形式牵连着移民文化的深深烙印，最终将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汇流入海，汹涌澎湃。
根深叶茂
瓦屑坝作为明初“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主要集散地，二百一十余万江西移民中的大多数人是从这里出发迁徙到湖广地区的。仅洪武年间的人数就达到惊人的地步：1374年，洪武七年，迁江西饶州移民14万到凤阳。1376年，洪武九年，迁江西饶州、九江移民0.5万到凤阳西南。1388年，洪武廿一年，迁江西饶州移民30万到湖北黄州；迁江西饶州、广信、九江等地移民12.2万到武汉；9.1万到德安；10.7万到汉阳、沔阳；16万到荆州；1万到襄阳。1389年，洪武廿二年，迁饶州、九江移民27万到安庆，其中20万来自饶州。迁饶州、九江移民6.5万到池州。迁饶州移民6.4万到合肥。1392年，洪武廿五年，迁江西饶州、徽州移民10万到淮安府。1397年，洪武卅年，迁江西移民65.4万到湖广。
鄱阳湖文化研究会谱牒研究分会的朱贵安老师等人花了十余年时间开展移民宗谱研究和搜集工作，所收集到的有关瓦屑坝移民流向的移民后裔各姓氏家谱资料，几乎已经将事情真相和盘托出：安徽安庆市图书馆有家谱36部，迁自瓦屑坝和鄱阳县的家谱有18部，占移民总数的50%。桐城有族谱63部，其中20%家庭的始祖来自江西鄱阳瓦屑坝。宿松县180个姓氏586个分支中，有266个分支是从江西迁徙而来的，其中有90多个氏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湖北东北区136部族谱中，迁自江西的有110族。东南区69部族谱中，迁自江西的有49族。迁自江西的族中，大部分迁自瓦屑坝……这些数量巨大的信息足以支撑起瓦屑坝移民文化坚实的价值和意义，也与朱贵安这些研究者们满头银发的纯度成正比。
移民不是难民，勤劳坚韧的江西移民在被迫迈出背井离乡的步伐之后，就毅然将自己的血、泪和汗水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开拓的方式延伸故土，以开放的胸怀敬恭桑梓。从洪武初年到弘治的百余年间，经几代江西移民的努力耕作，终干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景象。明代人张翰《松窗梦语商贾记》中说；“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正是江西移民的开发，才使湖广之地成为鱼米之乡，天下粮仓！
明清两朝，、从瓦屑坝迁至安徽、湖广的移民后裔中，冠带袍笏，不胜枚举。杰出人物如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还有李鸿章、段祺瑞、刘铭传、邓石如、邓稼先、叶笃正、严凤英……
而湖北蕲州的“瓦屑坝”、武汉的“鄱阳街”、黄冈县的“慕义乡”、汉川的“江西湖”、“江西垸”以及安徽的“双港村”、四川金堂县的“江西村”、云南建水县团山的“鄱阳村”地名更是这一道伤疤埋伏在大地上的根脉线索。
也许就从抵达陌生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移民后代的生命中都会增加一项与生俱来的使命——寻找乡愁，追寻根脉，找到那一条“回家的路”，再望一眼那早已经模糊不清的遥远故乡。
2019年1月，安徽东至县袁金生先生在观看了安庆电视台《瓦屑坝寻根之旅》专题片后，带着他的《汝南袁氏宗谱》来到安庆电视台，询问“瓦屑坝” 和“鄱阳县” 地名的确切地址。因为他们的宗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兴公即恕公考也。恕公旧居瓦屑坝，于至正五年因兵乱而徙东邑（东至县）八都。”“玉笥公由广东石城县尹再擢鄱阳县令，遂占籍焉。” 电视台告知：“瓦屑坝是地名，在江西省鄱阳县莲湖乡。”2919年2月，袁金生先生带着家谱来到鄱阳县瓦屑坝，在鄱阳谱牒研究会的帮助下，终于在鄱阳谢家滩袁家堰找到了同宗同族的袁姓亲人。袁家堰始迁祖正四公是袁氏在鄱阳任县令的玉笥公第十世孙，而东至县始迁祖兴公，正是正四公的二世孙。
两地袁氏后人拥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许久，东至县袁金生先生激动地对我们说：“找到了，找到了，瓦屑坝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回家了，我们圆梦了！”
水天一色的鄱阳湖就像是个生命的中转站，每年都有无数的候鸟迁来徙往；而漂浮在历史尘埃中的瓦屑坝移民集散地，亦曾有无数的江西移民由此踏上迁徙之路。这一隅水土似乎总是在滋养着难以破解的命运轨迹。
“江西填湖广”——作为华夏生命路线图中最为沉重的步履之一，每一次落地都痛楚，每一次回望都孤独。那些注定要成为宗谱中迁祖的移民们，对故土的记忆在时光的抚摸下就像伤口中的血肉渐渐愈合、消散，最后只剩下大地上最神圣的一道伤疤——瓦屑坝，血脉符号，精神家园，移民的根，游子的魂……都暗藏在这三个字凸起的笔画深处，在寻找中连绵不绝，在追忆里念念不忘。
（原载2022《鄱阳湖文学研究》第三期总第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