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文学是一个人的事业。经常要“枯坐陋室,孤钓史海”,看来这话是一点儿也不带假的!
特别是当一个人能够潜下心来去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研究工作的时候,这对于他来说,所面对的就是一桩桩一件件既枯燥又乏味的总也做不完的工作,并且还需要其耐得住寂寞、吞得下孤独、经得住凄冷、守得住本心,有着“板凳坐得十年冷,管他风刀与剑霜”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
曾经的鄱阳湖上,就有这样的两位诗人,他们各自分别隐居在鄱阳湖西岸庐山脚下的溪涧中,北岸矶山群峰中的石壁之下,分别成就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中国田园诗派”与“中国山水诗风”。
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就是几乎处在同一时期里的东晋诗人,传奇式文学大家陶渊明与谢灵运两位老先生。
陶渊明与谢灵运两人所处的时代,正是玄学成为思想界主流思潮的年代。自魏晋以来,社会上的动荡不安,使得士大夫们借故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自求多福。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便逐步影响到了诗歌创作,玄言诗便一路飙红,成为了那一时期里的主流诗潮。尤其是在东晋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使得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感知与领悟。故此,那一时期里的玄学它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智慧思想而风行于世,而其实它已经广泛深刻地影响了到那一时期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为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玄言诗在那一时期里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诗派,主导了其时的诗歌创作潮流。
而陶渊明与谢灵运则是那一时期里诗人中的另类诗人。就在大家熙熙攘攘,你来我往地热衷于玄言诗歌创作的时髦大潮中,他们俩则静静地退居世外,藏身在田园山水之中,置身玄言诗的包围之外。
仕途不畅,官运不亨,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陶渊明,终于趁着朦胧的夜色逃离了天山脚下的彭泽县衙,行船摇过了鄱阳湖,弃舟登岸,缓慢走进了幕埠山的深处,迷失在匡庐的溪涧之中将身掩藏了起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他自觉以“田园乐享”为自己的诗歌创作主旨,倾情地在牧野清风中尽享田园人家的闲适情趣,随手将眼前的田园美景、村居风光,大把地纳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创造性地刮起了一股清新雅致的田园诗风,开创了只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文学:“田园诗派”。
乌衣巷里的走出来的谢灵运,则驾起了一叶扁舟离开了永嘉府衙,一路溯长江而上进入鄱阳湖口,来到了鄱阳湖上都昌县的矶山群峰之中的西山石壁之下,筑起了一座由茅庐青石搭建而成的“精舍”隐居了下来,每日在翻经台上注释经书,穿行在“后河”之上,徜徉在山水之间。当他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偶见眼前的山水盛景蓦然闯入眼帘的时候,他的心下不由得大震起来,往日,早已被玄言诗所累的心境一下子得到了恣意的放逐,他高举起双手张开怀抱尽力地将面前灵动的山水拥入怀中,嵌入在他的诗歌当中:“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破天荒地将自然的山水美景有机地嵌入到了他的诗歌创作当中,给自己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逃脱了玄言诗风的羁绊,自由地吹起了一股只属于他自己的山水诗清风,同陶渊明一样,创造了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文学:“山水诗派”。
其实,对于“田园诗歌”与“山水诗歌”这两种诗歌风格的极力推崇与推广,是在陶渊明与谢灵运这两位另类诗人先后逝去了400多年之后,才由唐代的诗学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荣誉桂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于我是一个出生在鄱阳湖东北岸的渔村——芗溪,地地道道喝着鄱阳湖水、浸在鄱阳湖水里长大的鄱阳湖人的儿子,打儿时记事起,不是在水里撒网,就是在湖里打鱼;今天是在岸滩边放牧,明天便去了洲头上打草。蹚水、划船、撑篙、摇橹、舀断窝、摸绳头,跑银鱼、捕毛发鱼,水上的生计我几乎全都干过。一直以来,我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鄱阳湖的怀抱,也并未长时间地远离过她,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对于鄱阳湖的物理印象认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应该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通透得不能再通透了。故而,我总是在别人提起鄱阳湖时,毫不脸红地对别人说,我对鄱阳湖的眷恋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是浓得密不可分的。
但是,在我的内心里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于“鄱阳湖”的真正认识,应该还仅仅只是停留在了浅层次的地理意义的认知之上,在文化及其文学的意义上来说,的确是谈不上对她能有多少的真正了解的。
直到2008年夏天,我误打误撞地闯进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大门之后,才知道先前的自己,对鄱阳湖的认识与认知竟然是有多么地浅陋和可笑了。
也正是自那时候起,便让我有了与鄱阳湖文学直面交流的机会,为我重新认识面前的鄱阳湖及其鄱阳湖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提供了便利的了解渠道,创造了有利的挖掘条件和适时的认知机遇。
就在我于08年夏季,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第一次换届会上开始担任副会长的当下,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执行主编一个小四开版的会刊《鄱阳湖》文学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之后的日子里,随着我对会刊编辑工作的深入了解以及对鄱阳湖文学研究工作的全面认识得到提高之后,个人认为,鄱阳湖文学的研究工作决不是仅仅凭着一张小四开的民间小报全面推动得了的,因为《鄱阳湖》这个文学报的体量太小了。尽管在此之前,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老一辈的同仁们,为鄱阳湖文学的研究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并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曾经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主导下,分别在都昌、鄱阳、新建、南昌等地举办过几届大型的“鄱阳湖文学论坛”,积极开展过有关“鄱阳湖文学”的研讨活动,但可惜的是活动过后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并未能就一个阶段性的研究工作推出相应及相关的研究成果。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事的更替,鄱阳湖文学研究这项工作便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被人们给忽视和淡忘了,也差点被人们给遗忘了。
面对当下的困惑与困境,也为了重新焕发和振兴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的风气,鼓舞同仁们的士气,坚定大家投身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的信念,同时,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将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推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去,我再经过深度的思考与谨慎的考量之后,毅然决然地开始了在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上的探寻之路。
我先是于2009年在网络中发起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文学散文大赛”活动,这次活动前后历时两年,一共收到参赛散文作品30000余篇,一共评选出获奖作品仅98篇。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便将获奖作品结集,编辑成《鄱阳湖文学(散文)作品选》获奖文集,然后经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上架发行,使得鄱阳湖文学散文大赛的影响力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与此同时,也大大地提振了参与从事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的同行们的信心,增添了干劲。
通过两年来编辑出版发行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会刊《鄱阳湖》文学报的劳动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深深地体悟到一个满打满算只能容纳下20000字内容的文学小报,她自身有限的容量极大地束缚了他的发展,绑住了她的手脚,制约了她前进的脚步,这样子的一个文学交流平台实在是太小了,小的容不下外面的文朋诗友们来登台唱戏。想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便想到了给会刊的扩容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2010年2月,我们围绕鄱阳湖文学研究工作,办好会刊《鄱阳湖》文学报,大胆提出了“用感性认识鄱阳湖,用理性认知鄱阳湖,构建文化交流平台,做好生态湖都文章”的工作方针,决定在小四开版《鄱阳湖》文学会刊报的基础之上升级会刊,创办一份大型的纯文学交流平台《鄱阳湖文学》,以此来吸引文学艺术界的目光。有了想法就行动,但以何种形式来落实办刊的想法倒真的令人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办刊容易经费难,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面对资金的缺乏,我冥思苦想了几天几夜也没能理出个头绪来。
三月的一天,当我坐在办公室里的电脑前悠然地更新博客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闪念,做《鄱阳湖文学》的电子刊。于是,就在当下的第一时间里,我在茫茫网海中找到了《17xie》网,当即注册上线了电子版的《鄱阳湖文学》季刊,并配发了《三月,飞翔希望》的发刊词。我记得在发刊词中说过:让世界知道鄱阳湖,让世人认识鄱阳湖,了解鄱阳湖,让我们更加热爱鄱阳湖,呵护母亲湖。鄱阳湖不是你的我的他的,她是属于整个理想和希望在三月的春风里载着《鄱阳湖文学》启航飞翔。这是一群有志于鄱阳湖儿女的共同心愿!
为了配合《鄱阳湖文学》电子版的编辑发行,我们依托《鄱阳湖文学》电子杂志,于2010年底在网络上发起了“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散文大赛”,随着赛事的逐步深入,《鄱阳湖文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使得她在文学艺术界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较好的社会公信力,为建构鄱阳湖地域文学平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进一步推介鄱阳湖地域文学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通道。
2011年夏季,《鄱阳湖文学》季刊电子版终于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及支持下,成功转型为实体版的平面媒体杂志了,这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就在我们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有关“鄱阳湖文学”的积极与不积极的,正面的及负面的各种舆论炒作,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突然在我们的周围炸响起来了:什么是鄱阳湖文学?什么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地域文学?鄱阳湖的历史意义在哪里?鄱阳湖与文学有什么样的联系?等等的诘问满天飞,诘难四处立……
面对此情此景,我冷静地坐了下来对来自外部的议论加以认真、客观、理性的分析,觉得外部的那些诘问中有许多闪光的地方值得我去加以探索和挖掘,应该是我们在办刊过程中下一阶段工作的研究方向。我在内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将压力转化为带动自己前行的动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将那些问题的答案摆到人们的面前,接受他们的检查与审验。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我便一一找准那些我个人认为是“闪光点”的设问作为开展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地域文学的切入口,尝试着从历史的人文深处走进去,对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展开系统的探索与研究。
首先,我从鄱阳湖的身体上着眼,站在地理意义上的角度来解读我眼中的鄱阳湖,将《我认识的鄱阳湖》形象地和盘托出,端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以期通过《我认识的鄱阳湖》传递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地理鄱阳湖印象。
其次,我积极地从文化领域着手,以鄱阳湖的五河六水为基本着力点,通过对鄱阳流域的总体认知来向外部世界细致介绍鄱阳湖流域与江右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期通过《鄱阳湖上六道水》等有关水文字的叙述,传递给大家一个完整的鄱阳湖流域概念。
其三,我逆时空而上,从鄱阳湖的历史深处开始寻寻觅觅,一路从新石器时代的“乌山”遗址,走过万年的《仙人洞》,来到了新干“大洋洲”上,穿过“四梦文化”的走廊,来到了“铜岭矿冶”的遗址之上,眺望昌南古镇的繁华,怀揣“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一路摇摇摆摆地从鄱阳湖的水云天中走了出来,期望通过我这一路的游历给读者呈现出一幅真实的鄱阳湖历史画卷。
其四,我潜心走进唐诗宋词里去,在浩如烟海的诗山词海里尽情地遨游,一手牵着韦庄,一手拉着释贯休,身边跟着徐铉、杨万里等人,身后跟着年轻的鄱阳湖,脚下踩着古彭蠡的黄泥土路,亦步亦趋、一步一步地从唐诗宋词筑成的隧道里钻了出来,一边吟哦、一边咏叹,期望通过诗家们的慨然吟诵,传递给人们一个文学鄱阳湖的粗浅印象。
其五,我跟随理学家们的脚步,开始了在鄱阳湖区的艰难觅踪旅程。从幕埠群峰中的古艾分宁到“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的中国理学孕育和发源地的大余,再到广信府铅山县鹅湖山麓的“鹅湖书院”、南康军星子镇匡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鄱阳湖流域不愧是理学的成长地,更是名副其实的布道场。
其六、我以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眼前的鄱阳湖及其鄱阳湖人,从他们由水里到岸上,再由岸上返回到水里的生活变迁来看待今天的鄱阳湖流域的人文变化,我们不难想见,从过去的几十年里鄱阳湖所经历的“肢体革命”“动力革命”等等的几次重大变革来看,以期通过它们传递给人们一个鲜活的鄱阳湖形象。
其七、我尝试着以回望过去的背影为主线,通过对鄱阳湖上几个不同文学时期的细致阐述,向人们呈现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鄱阳湖,有别于其它地方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通过秦汉时期的诗歌及小说与传纪文学的创作,到“西江词派”“江西诗派”“江西画派”等的细致梳理,传递给人们一个完整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的形象,期望藉此建构起一座闳美的“鄱阳湖文学”大厦。
总之,作为一个鄱阳湖人,一个母亲湖的儿子,我一直坚信鄱阳湖就是我天然的文学原乡,是我开展文学创作的力量源泉之所在。我不管别人在怎么样看我和议论我,我会抛开一切的世俗,摒弃任何的牵绊,拒绝一切不必要的干扰,远离繁华与浮躁,潜心沉寂下来,坚持开展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方向不会变;坚持挖掘鄱阳湖地域文学的信念不会变;坚持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意志不会变。
以上的种种,便是我在这过去的十几年里孜孜以求的追求和目标,是我心灵深处的灵魂归属。故而,我觉得从走在鄱阳湖地域文学研究的这条路上来说,并不仅仅只有鄱阳湖她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而一路伴我走来的“鄱阳湖文学”,她亦是我一个人的。
这,便是我一个人的文学之所系,一个人的文学之所在!
(原载2022《鄱阳湖文学研究》第三期总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