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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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暑假，完成《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的首发，我自南昌返浔，上庐山，下鄱阳湖，会旧友新朋，在九江小住数日。其间与当地几位诗人和作家经常往来。有天晚上几个人准备在江边就餐，丁伯刚兄特别唤来一位老者，那是我多年来时常会想起的故人。
久别重逢，饭后我邀老人一起沿江散步。若不是因为天黑，按丁伯刚兄的意思，几人本可以跨过大桥走到长江对面的湖北黄梅去。据说他俩经常信马由缰，结伴而行，听得我好不羡慕。那种散漫、无拘又有友情缠绕的生活，随着我中学时代的结束已经难得一见。
借着这一次的重逢，此后的若干天里我和老人经常见面，听他讲述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及芳湖滩的男人和女人……而此前我对那些经历与见闻几乎一无所知。丁伯刚兄曾经特别谈到自己的这位伯乐，嘲笑他当年出门都带个梳子，是个过于精致的人。如今虽然上了一定年纪，老人给我的印象仍是目光炯炯。
与此同时，挥之不去的是他经常发出卢梭式“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不自由的叹息。所谓“读书人一生长叹”，这样的叹息并没有让我反感，相反它会给我带来某种亲近感——说不定是“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呢!更何况，不自由本是人类永恒的境遇，而人最难做的也是如何在自由与戒律之间担起人生的责任。
老人说他每天早上都练半小时站桩，所以看上去并不显老。之后的某个清晨，我还在梦里，他趁着晨练的间隙给我送来一本书。不得不说，打开信封的瞬间我被书名击中了。至于书里究竟写了什么，倒不是我急着要知道的。
“在下沉的世界上升”——相信这八个字也是许多读者内心的写照吧。“书名能通过不容易！”老人后来和我说。而我首先想到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九章的结尾。那只穿出林间的飞鸟会暂时沉落，但决不会忘记向高处不断地攀升，继续以其滴呖婉转的歌声向地上的同伴呼唤天国的光明。
翻开书，老人特别在扉页上为我题了几行字——“年轻时，什么都不信；年老了，信什么都不行。四十年前，我粉碎一切；四十年后，一切粉碎我。”
后面是他的署名——赵青。虽然此前只有一面之缘，这个名字我一直未忘。和他带过的编辑饶丽华女士一样，我喜欢叫连名带姓叫他赵青老师，这样显得更具体。赵青老师生在都昌，我生在永修，两家隔着鄱阳湖，都隶属九江。用他的话来说，鄱阳湖涨水时我们的村子就都属于鄱阳湖了。此话不假，记忆中1983年的那场大水，鄱阳湖里的大鱼是可能游到我家厨房的。
时光倒流三十年，认识赵青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情。当时我还只是云居山脚下的一位高中生，终日游游荡荡，时而逃学上山。由于热爱文学的缘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背着一部手写的诗稿和两个从食堂买来的馒头，独自去近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社投稿。大概是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在学校创办了只有自己参加的一个人的文学社。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学会如何把“踽踽独行”之类的词语写进日记，我便开始胆大妄为地刻印蜡纸、油印社刊，并在全校各个班级赠阅我的诗歌与小说连载。
小巴在105国道上摇摇晃晃，两个小时后当我终于在甘棠湖边下了车，耳畔忽然响起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至今未忘，那悠扬而且熟悉到穿透肺腑的歌声是从波光粼粼的湖水对岸传来的。的确，此时的九江城于我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外面的世界，或者说是世界开始的地方。如今当我周游了大半个世界，白居易笔下的那个“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天涯早已经变成了我故乡的一角。生活就是这样，当你走得远了，经历的人事物多了，故乡的半径也必定随之扩大。而九江，这一座矗立在我的村庄与世界之间的古老城池，无论在我的记忆还是现实之中，它更像是镶嵌在乌云与天空之间的那道金边。
如果没有记错，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之所以对此念念不忘，实则因为那是我早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精神性事件，每分每秒不可谓不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羁旅北方，无论是重回还是路过九江，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的那次远行，包括在九江日报社遇到的那两位编辑——一位是青年画家兼美术编辑阳小毛，另一位就是最近与我久别重逢的赵青老师。
过去那些年，我曾动过念头再去报社找二位叙旧。不过困于生活的芜杂，又因为我离文学世界越来越远，年少时的那点心事慢慢地也像是老爷庙外的沉船，最后都杳无踪迹。
说回那个遥远的夏日，我们仨在编辑部聊了好一会儿，具体内容早已模糊不清，不过有个细节却一直记得。那是在临走的时候，赵青老师将我送到编辑部大门外，在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后，又转过脸对身旁的阳小毛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还沉重啊！”
和无数从那个清贫年代出来的人一样，我时常怀念八十年代。那不仅是一个在路上的美好年代，也是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我少不更事，心上没有尘埃，眼里没有泪水。还记得有一天沿着105国道去周田镇上学，半路上内心突然涌起了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一时情不自禁，我竟独自在路上边唱边转着圈跳起舞来。在记忆中虽赤手空拳，身无分文，但我曾经走过的也是一个个无比风和日丽的白天啊！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年轻后生当年给赵青老师留下的印象首先是“沉重”二字呢？而在中学同学眼里我幽默、开朗，壮志凌云。可赵青老师是对的，因为他直接接触到的是我的文字，里面不仅潜藏着我与生俱来的某种气质，同样沾染了八十年代文学特有的忧郁。在那个年代，虽然人心向上，翅膀却仍然是沉重的。至于我自己，除了“太阳跛着脚走远了，箭伤的鹰伴着乌云翻滚”，就是“泉眼干涸已久，死水里荡着绿泥”……这种不成形的忧郁的气质或许还可上接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是何其有幸，和这次在浔阳江畔遇到的许多朋友一样，因为对文字或文学的一点点热爱，可以在灵魂上对接那个古老而沉重的传统。若非有此传统，陶渊明、白居易与苏东坡等人也不会在浔阳江畔留下无数不朽的诗篇。
一个有说有笑的灵魂，一旦切换到文字的圣境，人生便像是换了天气，刚才的风和日丽不见了，而我也仿佛跌落至某个迷雾森林，甚至有望藉此脱胎换骨。在那里，我会遇到一个精神上的绝然的我，由他引领我向着心中理想前行。简单说，是沉重，不是沉沦；是忧郁，不是抑郁。因了对大地山川与芸芸众生的热爱，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一颗忧郁且赤诚明亮的灵魂。后来我也这样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成为人类命运的守望者，既有自己超拔于人群之上的忧愁，又不止步于忧愁。就像是赵青老师此前在文章中特别谈到的，在沙丁鱼与鳟鱼之间，大多数人会像沙丁鱼一样成群结队，沉迷于主流的幻象，而每一条鳟鱼只会走自己的路，甚至为了达到源头必须学会逆流而上。
有些沉重来自现实。虽然八十年代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但对于农家子弟来说，有些阳光是用来告别的。就像张雨生在《我的未来不是梦》里唱到的“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须知夏日之酷暑难当正是无数农人及其后代逃离乡村的理由。赵青老师曾经提到他十五岁那年带着个篾箱第一次来九江城，从独轮车到渡船，一百公里的路足足花了三天三夜。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我去九江日报投稿时并没想过要离开农村。我最初的忧愁是希望遇到一个姑娘和我一起在乡下读书、写诗，后来时过境迁才是必须考上大学担负起贫寒家庭的命运。赵青老师大概会同意我说的“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而一个人如果爱上了文字的世界，故乡与天堂其实就都在其中了。
至今我没有追问过赵青老师是否选刊了我的某篇沉重的诗稿，其实他也早已忘了我这个芸芸众生中的投稿者。我的最大收获在于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并且从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辈那里听到我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忧郁气质。因为文学的缘故，我没有因此感到沮丧或懊恼，相反这样的评价在我的内心引起了共鸣。事实也证明，始于当年的激情与忧愁，如同我对文字的热爱本身，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
这一切，几十年后我在赵青老师身上也看到了。他的口头禅是能像沈从文一样，以此一生造一间希腊小庙，在里面供奉人性。而他的幸运在于年轻时没有彻底走上仕途，而是借着一次次落难，如王一民先生说的一样，热爱文学的他“像一片落叶一样飘到了湖口”。
我们常说时光如矢，一去不返，可生活有时又像是一个个轮回。几十年前，赵青老师在一个乡村少年身上看到某种沉重的东西。几十年后，那个长大的少年同样在前者身上看到了久违的沉重。这种遥远的呼应解释了为什么几十年间我一直对当年的那次远行与相遇念念不忘。如今当赵青老师感叹“生活在恶的时代人们会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名副其实”时，我也仿佛从中听到了自己的心声。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年纪与境遇，赵青老师当时无意间对我特别提及的“沉重”，本质上说也是无数追求精神生活的人长有的生命之底色与徽章。
接下来言归正传。当赵青老师邀我为《千帆过尽：鄱阳湖别传》写序，我自知这实非我之所长，任何简单赞美或批评对我都是艰难的。在九江的日子，从茶馆、寺庙到风景，许多事物着实让我印象深刻，而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我的呵护以及对本乡本土的热爱。赵青老师这些年来的写作多与这片土地有关，而这次有关鄱阳湖及其周边风土人情与地理、历史的梳理，虽然书中更在意的是资料性而非文学性，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其在“为故乡立传”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在书中作者特别谈到一种在野的状态，而鄱阳湖及其周边无疑有着不负盛名的江湖之远。在写到洪范时，有段话读来感人至深：
“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叶上飘下来，追随寒风而去。曾经见过他的人，偶尔会想起他。这种想起，因为是虚拟的，并不代表真的是那么回事。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某首已经消失的诗或者某幅已经消失的壁画，但你永远不知道那首诗的语言，那幅壁画的真实面貌，树叶被尘土掩埋了，新的植物长了出来，世界被新的生命替代，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永久沉默的空间。”
想象此刻在鄱阳湖边仰望星空，我们整个人类在浩瀚宇宙又何尝不是处于一个在野的状态呢？然而，人还是会一边想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一边寻找若有还无的家园。就像“出埃及记”的本质是“还乡记”，一个人远走天涯也许只是为了抵达各自的伊萨卡岛。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总在故乡与天涯之间拉锯。一个我说“走不出去的地方是人生的滑铁卢”，另一个我则永远想着回到故乡的山坡上。回想年少时背负诗稿来此江城，这里是我的天涯，世界的开端。此后一次次回来，面对大好河山与故人，又不忍离去。如果我从外面的世界归来，决定在九江度过我的余生，那这里又似乎变成了我世界的终点。几十年前，泉水叮咚，随大江东去，而今时空倒转，似有海水正在变回山泉。
没人知道自己从哪来，却总是要问自己到哪里去。《西藏生死书》说我们害怕死亡的最大理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人们常常会讴歌子宫里的生活，并将分娩视作人生的第一次失乐园。可我并不这样认为，毕竟对于母体而言，那也意味着寄生的残酷。与此同时，作为胎儿，除了活着也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此后生而为人，作为宇宙中原本无名无识的一个生命体，我们会借助各种或真或假的事物与幻象来标记自己。比如各自的姓名、房屋、传略、人物关系以及所处的地理名称等等。其实，既然文明是人之造物，故乡这一概念同为人类的发明。重要的是基于以上有关存在的诘问，故乡之发明不止于乡土，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我们之所以需要故乡是因为故乡总是以一种最省力的方式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直至吾心安处。
而这也是包括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们在内的无数游子不断讲述的结果。若是没有世世代代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就只有风景。我时常会想，像我这样的人之所以眷恋故土可能与年少时的两大幸运有关：一是生来贫穷，二是长于自然。前者给了我生命的起点与必要的勇敢，自知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就算遇到大风大浪也不怕从头再来。后者为我准备了来自远古的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美育，就像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谈到的魏晋士人之大美就在于同时发现了对自我与自然的深情。举凡为故乡立传者，必定有这样的深情。
还记得那天我和赵青老师坐在长江边上聊天，对岸的黄梅正下着暴雨，九江这边也顺势刮起了狂风，而我们并排坐在风里都不忍离去。当时我在想，在这片被称为“吴头楚尾”的地方，如果我不曾远走他乡，而是一直在本地生活，我会以哪种方式记录脚下的土地与河流。回想此前在庐山遇到的一些朋友，我们不仅一起拜谒陈寅恪先生夫妇的墓园，还同在山间尽情感受在夏天吹着春天的风。之后又去了鄱阳湖畔一边赏月一边听附近渔民回忆湖边往事。此外也和不同的朋友访问了一些住持与僧人。唯一遗憾的是，在与庐山图书馆李朝勇兄同游东林寺时再也没找到藏经楼外的对联——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印象中那幅对联是十几年前我回九江做讲座路过时偶然见到的。因为比较符合自己的心境，从此一直念念不忘，不知何故今已不知所踪。
感恩于年少时的一段机缘以及后来的重逢，所以有了以上这些文字，起身回顾时始觉不知所云。今日世界变动不居，无数人都在同时感叹“故乡之沦陷”与“彼岸之沉沦”，所幸同样有无数人在借助文字和思想的力量默默守卫乡土与世界。而我们最终走向何方，的确需要用一生的光阴来回答。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这颗孤独的蓝星上，相信我们终此一生的所有努力也都是在为自己精神之故乡立传吧。至于将来如何，就像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所感叹的，人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抱怨，除了变得更好。
（熊培云，1973年出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过去和现在与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国新革命——<重新发现社会>海外版》（香港）、《中国之觉醒》【法文译著，香港】。）
（《鄱阳湖文学研究》2024夏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