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伯先生
网站用户
正气凛然，不怒自威，是我父亲大人蒲曰坤执拗而不屈的个性。身材高大，行步如风的他，笔挺的脊梁上压着一副十几口人生存的担子。他一边站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一边披星戴月地耕田犁地。
艰苦朴素，温柔体贴，是我母亲大人向桂兰坚韧而慈祥的性格。仪态大方，颇善言辞的她，带病的身躯承载着一家十几张吃喝的嘴巴。她闻鸡出门穿梭于山林田埂之间，又拂晓回家打理着锅碗瓢盆。除了照料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还要准备猪食和牛草。
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粮食比较紧缺的川东北山区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忆中，父母大人从未被任何困难压倒过。她们积极而乐观的生活态度，陪着爷爷奶奶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也给了我们姐弟七人快乐的童年。
父亲大人偶以川剧自娱，开口便是“古人云……”母亲大人善以歌谣为乐，张嘴就说“常言道……”。
“岳飞忠君爱国、木兰替父从军”和“王祥卧冰求鲤、子骞芦衣顺母”以及“匡衡凿壁偷光、吕蒙三当宰相”等历史上有名的忠孝节义和寒门贵子的经典故事，皆是通过“古人云，常言道”来叙述的。”一章一节，一点一滴地传进了我姐弟的耳朵，像甘露一样浸润着我们的血肉和精神混合而成的土壤。
（一）在板报中萌芽
自记事起，家里的门窗和墙壁上写满了《毛主席语录》，盖为父亲大人的手迹。这是他在讲台以外的主要精神领地。随着我进入小学后，门窗和墙壁上爬满了我的板报。父亲大人的精神领地就这样被我从局部占领变成了全部占领。
不同的是，父亲是用毛笔写的板报，写的是自己的人生抱负，展现的是作为人民教师的价值观。而我用的是从老师那里要来的粉笔，漫无边际的写得林林总总，有经典诗词楹联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以及自己比较喜欢的民俗歌谣和课文中抄下来的精彩片段。
凡是能写字的地方都成了我的战场。写什么，我可以为所欲为，自作主张。
放学后和节假日里，我的生活不再限于牛背上的笛声和家门口那千年柏树林中的朗诵，以及和邻居家的同龄孩子们的追逐打闹与跳房子、丢沙包、打乒乓球等娱乐活动。因为，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就是让一切可以写字的地方爬满我那稚嫩而又笨拙的笔迹。
我几乎每过一个礼拜，便会更新一次板报的内容。素材选取的范围和书写的空间都在不断地拓展。
废旧报纸、课外读物、电视里的广告宣传语、走人户时（红白喜事做客）誊抄下来的对联，被我悉数安排到了板报中。常常遇到版面不够的情况。于是，谷仓、衣柜、台阶、木风车、石碾子等纷纷加入了我的战场。
实在没有场地拓展了，粉笔也用完了的时候，我便会用石灰调制成独特的颜料，将棕树叶子制作而成的扫把当作大毛笔，在房子前面的巨大青石板上涂写着各种标语。
门窗和墙壁以及柜子上的版面，每当更新时必须全部擦除，方可写上新的内容。那青石板上的石灰写成的字迹却不需要人工清除，只需要一场大雨便可洗涤一新。直到再也见不着那扫把涂上去的石灰印迹，就又可以肆意地乱写一通。
父母大人不仅从未批评过板报不好，也不会嫌弃我将全家人的视觉变得冗杂凌乱。还时常驻足认真地欣赏一番，然后再稍加点评和指导。
就在这样反反复复地点评和指导中，每一次更新，从内容计划和书写质量好像都有了一些微乎其微的进步。
我从不知道，父母大人对于我的板报有何感受。而原本漫无目的的书写，却渐渐地有了稍微明确一点的目标。便是在新的板报中去观察父母大人的表情变化和心理反应。脸上的笑容和简明扼要的评价，或是直观地肯定，以及委婉地批评，都变成了我内心迫切需要的营养。
也许是日子久了，写得多了，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感悟。我开始尝试着在板报上写出自己的心声，有风的轻狂和雨的潇洒；也有花的奔放和月的明朗；还有父母的艰辛和自己的憧憬。
有时，我甚至因为板报而忘记了去放牛，直到第二天才会想起来这个事情。因为，那时的耕牛是耕田犁地的功臣，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我把功臣给饿着了，自己深知那是极其重大的错误。
也许是没有因此被批评教育过的缘故，这样的错误被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不知多少次。我是后来才知道，每一次都是母亲大人悄悄地在星月光影或风雨飘摇中帮我弥补了这样的错误。
板报中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变得工整了起来，纵横之间的间隔距离，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以及那些微乎其微的变化，似乎都写进了父母大人的心里。
她们非但没有认为我是在浪费精力和虚度光阴，相反还默默地用理解和包容来支持着我的自以为是。
年少无知的我，虽然没能真正理解到父母的疾苦，可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自己也曾追求着将板报办得好一些，更好一些。至少，我内心是清楚一点的，如能将板报办得越来越好，或许能让父母大人因为见到自己的成长而感到欣慰。
让父母大人感到欣慰，是我当时唯一能给到她们的一种微薄的力量。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一颗无形的关于文学的种子便开始在我的心田里萌了芽。
（二）于敬酒时锤炼
我是八十年代的火车头，也是一个超生子。计划生育是当时的一项基本国策，执法力度非常严格。父亲大人因为我的出生而告别了他深爱的讲台。
一个多子女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父亲大人便趁农闲时节，做起了“中介人”。就是以中间人的身份，为买卖双方做出公平、公正的评价，并对买售物品帮忙议价，促使交易的达成以及完税，从而收取约定的“中介费”。这是家中除了粮食以外，能够换钱贴补家用的唯一活计。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东风已经漏到了川东北的山区，自由交易是合法合规的，只要按照规定主动交税即可。
由于家中人多嘴也多，除了过年，往往十天半个月的才会打一次牙祭。慢慢地，父亲大人生意上南来北往的朋友开始多了起来。因为母亲大人有一双魔法般的巧手，她总是能将简单的或复杂的食材做成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所以，无论生意是否谈成，总是有人从集市上拎着一块两三斤、四五斤、七八斤不等的新鲜土猪肉，随着父亲来到我们家，请母亲大人帮忙烹制，然后就在我们家一起吃。我们打牙祭的频率高了一些，大概平均每个礼拜便能闻见肉香。
既有肉菜则必有美酒。当肉菜于火锅中煮出的香气和酒杯中散发出来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弥漫到了整个房间时，那古朴而又方正的八仙桌上已经在行酒令了。
那个年代，有些地方或部分家庭中，妇女和儿童往往在有客来访时，不会坐在席上一起用餐。那似乎是从封建社会流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规矩。
我们家有所不同。清朝时，祖上出过12岁的举人蒲曾英，以及京元蒲一阳等多名秀才。世代耕读两兴，祖母熟读经书，母亲也上了高小。严格的家规历来在我们家的酒桌子上就比较宽松。
作为小孩子的我们也可以和长辈们一起饮酒，但饮酒是受特定条件约束的。
比如，有贵客来时，我们可以向客人敬酒。没有客人时，也可以向祖父、祖母以及父母亲敬酒。敬酒的条件便是要在席上说一番敬酒词。
敬酒词没有严格的规定，怎么说，说什么，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开始是敢于表达，并将诸如祝福类的语句说得通顺即可拥有一杯酒的敬酒资格。后来，提升到了对韵赛诗的层面。难度系数和表达速度都在不断地提高。
记忆中第一次对韵，大约是在我六岁多的时候。一天晚餐时分，好像是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情，祖父母和父母亲都在饮酒。作为孩子的我们也想喝。可众多的姐弟中能被美酒眷顾的机会并不多。
父亲大人当时即兴出了个上联，曰“少小应知儿多母苦”，我们几个坐在席上的兄弟通通在心里组织着自己的下联。很快，我的二哥蒲美林率先对出了下联，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概是“老大始悟爱重父艰”类似的内容。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当时的我很喜欢在酒桌子上争个头筹的，却被二哥凭实力抢占了先机。
餐后，这副对联被二哥写在了房子正处小二间窗户下的木式外墙上，被我们足足观瞻了好几个月。羡慕之余，我也在悄无声息地准备着自己，争取下一次能够取胜一回。
敬酒词会因为情景变化而有所不同。当餐桌上有客是文人者，则会根据文客的风格自然的变化。文客擅韵的则对韵敬酒，文客好古的则以文言敬酒。慢慢地，“之乎者也”和“平仄音律”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当作一种特殊的“下酒菜”搬上了餐桌。
遇到不善文辞的长辈客人在家用餐时，敬酒词可以是白话文，在语句通顺的基础上，要有真实情感，内容要有血有肉。得到客人的肯定和赞赏之后，也会被允许小酌一杯。
我们家那八仙桌上的规矩，在世俗中有着很大的革新，在革新中却又维持着老幼尊卑的传统礼制。算是有限自由。
只要不越矩失了礼数，哪怕是有一线生机，我们兄弟几个常常都会绞尽脑汁，不甘示弱。大家都没有停止过对那一杯酒的热衷和努力。
也正是因为我们兄弟几个准备得越来越充沛了，常常有酒量不错的客人被我们几个顽童给灌得酩酊大醉。
年少的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为了那一点在人前的面子或者虚荣心，有时候或许真的就只是想喝上一杯酒。因为，有资格敬酒，是我们家的一种特殊荣誉。能够被允许正大光明地与客人或与家中长辈同席共饮，则意味着不再被当作幼稚的孩子看待。
我们在意的好像有很多，而父母关心的重点则是我们在看似不变的餐桌礼仪束缚中是否能够适当求变，以及快速反应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否已经被激发出来。
我大概是喜欢思考且积极求变的，我那刚刚萌芽的文学种子好像在思考中长出了新的根系。
（三）自书信里扩展
八十年代，我们乡里能打得出去的电话，是一部有偿付费的公用老式座机电话。它的键孔是呈圆圈排列的，需要用手指对准键孔不同幅度地绕圈子拨号。
电话通信是最快捷的，但不是山区通信的主流工具。连只能通过邮局收发的电报也只在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时，才会使用到。因为，无论是电话还是电报，在当时的收费标准也是极高的。
绝大多数家庭更是承受不起的。
哪怕是在城里，大家常用的通信方式也是以纸质书信为主的。
主要有横式书写的白话文和竖式书写的古今文风融合的两种格式。
我们家早期收到的信件，大多是竖式书写的古今融合格式。来信最频繁的莫过于我的大表哥和我的长兄。
记得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我的大表哥谢斌已是武警部队中有名的才子。他是我大姨母的长子，与我们家书信往来非常频繁。他寄来的书信基本是用软笔在武警部队专用信笺上书写的竖式信件，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写信回复。内容从起初的父母口述，到后来我独自写好，再读出来给父母听，她们觉得没问题了才算完成。等到赶集日再从邮局给寄出去。
表哥的来信，我常常会带到学校里去，趁课间休息时，读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听。主要是为了炫耀我有一个颇有才华的表哥，其次是要让大家看到那信笺上红色的大方块儿字——武警部队。
我老家的村子叫大龙村，因山有九岭，貌似龙腾，故名“大龙台”，后称大龙村。因全村的人都姓蒲，所以大龙村又叫蒲家山，是誉满十里八乡的文风盛地。小小的村子里出过一个少年举人蒲曾英，一个晚清举人蒲敏，以及蒲一阳等许多秀才。还出过一个新中国的开国将军蒲大义。
也因此，我同村的同学们从小对有才之人和军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敬之情。而我的大表哥既有才华，又是军中干部，两者兼具，同学们曾一度和我一样才读完了这封没几天，便又期待着下一封。
到我上小学五年级后，我的长兄蒲贞全也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他从小就喜欢文学、书法、中医、易经、收藏等传统文化，他在部队当了医务兵。长兄几乎半月左右必有家书寄来，他也是用毛笔在部队专用信笺上竖式书写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将钢笔改成了毛笔回信。
每次写回信时，除了父母大人会指出其中不足之外，长兄在下一次来信时也会或多或少地予以点评和指正。
写信的我，已经将回信当作了写作文一样认真对待。除了嘘寒问暖和家长里短的关切语句外，开始在信中插入一些应时应景的感慨和想法。开篇、故事、结尾有了越来越多的变化。
读信的长兄，就像是我的一个远程指导老师。每每在回信中的肯定与表扬，以及精准的指正和建议，使我对写信这个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每一次给表哥和长兄回信，首先要将父母的意见写进去，但父母大人却给我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
信笺，曾一度成了我在板报和餐桌之外的重要舞台。怎么描述父母的意见，如何抒写自己的感想，那都是父母大人给我授权了的自由。
既可描绘天南海北之风物，也能吟咏春夏秋冬之时节。我可以独立思考，想到哪儿，便写到哪儿。
就连春天里地里开满了油菜花，夏日里荷塘撑满了伞，秋季田里变成了稻床，冬天雪花落成了房子的形状等等琐碎之事也被堆到了信笺之中。
随着一张张邮票不断地往来于千里之间，我那埋藏在心田里的文学种子，不断生发出来的根系，好像在信笺上又长出了新苗。
（四）从民俗中发现
婚丧嫁娶是村子里两大最为隆重的事情，礼制严格而烦琐。我故乡的大龙村更是一个无文不喜，无赋不丧的，有着各种繁文缛节的地方。
别的地方嫁娶之喜事，或许贴上一些通用的对联，说一些类似于顺口溜的祝福之语便可以得过且过的办了这个事情。但在大龙村这个文风盛地可是绝对行不通的。
就拿写对联来说，彼时的大龙村凡嫁娶，捉笔者，必将喜主家史、山形水势、地理风俗、新人成就等重点要素写进喜联之中。也就是必须坚持就地取材，即兴原创。
过礼这个环节，是许多地方的押礼司和正亲家都不敢轻易到大龙村尝试的。因为，大龙村的支客司极有可能以诗赋开篇，不仅对韵律、对仗、粘连、词性、句式、寓意等要求严格，还善于在诗赋中引经据典。再不济的支客司，最起码也会吟诵一些打油诗。
因是许多人在大龙村娶亲时，由此失了礼，丢了面子。曾经一度，关于到大龙村娶亲过礼的事情，简直令人闻风丧胆。
村里有老人作古后，一般会在当日或者连夜通知亲友。选定一个三日后的宜丧之夜举行集中追悼，翌日拂晓下葬。那时候，主亲不仅要参与追悼会，还要亲自送亡者最后一程——入土为安。
追悼会上，有专门的先生，当地称为端公的人，开设道场，为亡灵西行开路，为孝家安宁做法。道场的法事环节，基本按照传统，按部就班。这个部分属于道教丧葬礼法活动，一般不会出现什么乱子。
礼生需要以唱诵亡者生前历经的困难和创下的功绩，这个环节需要十分谨慎。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等都需要交代得明明白白。一般采用赋的形式来总结亡者的一生，安抚孝子一家。语气伤感，语调肃穆。不可错字、错人、错事。特别是人物关系要表达得准确而清晰，否则便会令人贻笑大方。赋的作者往往是族中文人。文采斐然而又声情并茂者，不仅为追悼会提升层次，还为大龙村传出美誉。
追悼会上还有一个亲友致悼词、孝家答谢的环节，一般在每一轮的开席时举行。根据宾客的数量不同，席位的轮次也有所变化。
开席时，孝家有代表会率先致悼词，一曰亡者生平，二曰子嗣孝顺，三曰宾客拨冗之辛劳。每轮在席宾客中，则会有一人至多人起立分别为亡者致哀。孝家披麻戴孝，叩首答谢宾客，孝家代表再次致辞。客主双方，一般以诗联赋的形式进行致辞悼念和答谢。有时会碰上特别擅长诗联赋的宾客，那便是诗联赋的比赛。
所以，孝家致辞代表一定不能是一个提前背稿的花架子，必须具备随言便答的，深厚的文学能力。否则不仅丢了孝家的脸面，连大龙村的名声都会受到影响。
老人寿诞之宴，席间推杯换盏之余基本是韵律飞花。如同对韵接力赛一般，循环往复，杯杯相接。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全部即兴原创的。所以，十分生动而有趣。
新房上梁，也有着严格的仪式和流程要走。有红绸系于正梁，掌脉司杀雄鸡以祀鲁班，继而踩梁纳吉，高呼吉庆一句，主家赏金钱一次。掌脉司一边口若悬河，一边抛洒喜包（无馅小馒头），不断重复，主家不断看赏。一般在上梁之前，掌脉司和主家会私下里沟通好。
在村子里这些主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中，都离不开深厚的文学功底。那时候，村子里有个古典文学的泰斗级人物——蒲秀芳。才高八斗的他，因为有着严重的夹舌问题，导致吐词不清，因而只是当了镇上高中的一名校长。职务虽然不高，可名望却是极高的。他既是父亲大人比较尊敬的族兄，还是我长兄的古文授业恩师。我长兄第一次写的春联便是经过短暂学习后自己创作出来的。
村子里和亲友家中的各种与文学相关的盛事，我大多都在场。因为，我是父母大人委派的家庭代表。虽然自己还是个小学阶段的少年，与许多老夫子却是有着密切交流的。
父亲大人常给我讲，山上的文人中，古文要向秀芳伯父学习，书法要多研习蒲秀伦先生的手迹，楹联要多研究蒲大炳老先生的原创作品，韵律的对答如流则要多学习蒲留芳老兄。这几个人在不同领域都是那个年代的族中翘楚和地方文化名流。
我见识过秀芳伯父为我曾祖父写碑文时，一个字一杯酒的场景，属于慢条斯理；也曾在秀伦先生的书法作品中大开眼界；还曾当面领教过年届古稀的留芳老兄即兴创作的酣畅淋漓。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炳老先生的一副楹联。
记得，当时是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的冬天。我的班主任老师蒲尧星家办房子酒，我和几个班委作为代表，自主地送去当时比较流行的礼物——开水壶一个和茶杯两只。那是全班同学的心意。
因需要出具一个礼单，一是记录好全班同学的姓名，二是要在这个红纸礼单上写下祝福之语，以资吉庆。
恰逢我家正在使木匠，大炳老先生也在其中。出发前，我用毛笔写好名单后，请教父亲大人写什么祝福之语比较好。父亲大人当即道“嘿，这个事情，高手近在眼前！”说罢，便看向了大炳老先生。他虽然手上正拿着墨斗在木料上弹线，在那一袭蓝布长袍的衬托下，文人的气质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炳老先生听到了我们父子的对话，便道“老四，笔墨伺候！”
因为，我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为老四。
见大炳老先生在招呼我，我旋即就将已经写好名单的红纸和笔墨递了过去。他眉头微沉片刻，拿起笔来在砚台上汲了一下墨，挥毫之间，一副七言对联就写好了。间架结构中透着精到的手上功夫，上下联里写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联曰“时值黄道树金柱，欣逢紫薇上银梁。”父亲大人当即大加赞赏，现场的其他人也纷纷叫好。
虽然时至今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对这副对联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想来，起初应该是父母大人要忙于各种事务，无暇抽身去参加村子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红白事情，才派了不喜欢干农活的我作为家庭代表去挂礼。后来，见我对这些民俗文化相关事情饶有兴致，干脆就变成了逢此类事务必定是我去参加了。就连中元节和春节为已经作古的祖先燃香焚帛的事务也大多落在了我的肩上。
就这一项任务，我基本要花费两天时间才可以完成。其中一项复杂的工事，要先将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草纸裁好，并用白纸包装好后，再用毛笔在上面写明什么时间，是谁为谁在什么地方化帛。如“中元化钱，谁奉。”和“虔具冥资几封奉。”以及“故显考某公讳……和在什么地方”等信息要书写完整。
包装并写好的叫作“符子”，表皮上的相当于孝子孝孙为祖先写的一封信。然后沐手请香，每坟三炷。最后装进一个干净竹制背篓，背上分别前往各位故人的坟前，连续磕头作揖三次后开始化帛焚香，直至火苗完全熄灭方可离开。
经过连续几年的诸如此类的场合与事务，我对相关的民俗礼仪流程已经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经历中发现，长了见识，增了常识，也强化了文笔的多维训练，并得到了循序渐进的全面提升。
后来才真正发现，这些机会都是父母大人故意给我的。我很感激她们在我小的时候，能把我当作一个懂事的孩子看待。
（五）到辩论中知止
青龙白虎居左右，朱雀玄武立前后。那是故乡老宅的地理特征。门前有千年柏树林，四季常青；屋后有茂林修竹，常年流韵；左右溪流自高而下汇于柏树林中，向悬崖峭壁的豁口处奔泻，形成了千尺飞瀑，像白龙奔腾，蔚为壮观。各种怪石嶙峋间杂于悬崖之上，来往的路人常在那里歇脚，我们在柏树下品茗手谈也是家常便饭。早晚时分，柏林下是我纵情朗诵的特殊空间。因家人和邻居各有其事要忙，所以，只有忽高忽低的鸟与或重或轻的风为我的书声伴奏。有时，日光挂满了苍劲的树枝；有时，云雾缭绕着幽深的山谷。那是我记忆中最好的“天然书房”。
除了读书，我也时常会在柏林下吹奏竹笛，以鸣谢那些鸟儿和山水树木对我年复一年的深情陪伴。我还在那里做了许多的好事，极大地宣扬了良好的家风。
故乡的老宅位于当时的山村要道，来来往往的熟悉的、陌生的人有很多。家中的三条大狗各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黄色的叫狮子，黑色的叫虎子，白色的叫白狼。它们很有灵性，对友好而熟悉的路人迎来送往，很是热情。对不太友好和陌生的路人便要威胁一番，非常恐怖。
奶奶是旧社会的读书人，她每每听到犬吠，便要差我赶紧端上一盅茶送去给路人解渴，并为其拦住三条气势汹汹的大狗，以免咬伤了人。
赶上夏季，路人则更有口福，可以自己采摘我家果园里的黄梨、青梨和李子。果园里还有白芝桃，因水果很多，且从来不卖，所以都是可以免费吃的。特别是在烈日高悬的日子里，现摘下来，咬上一口，简直难以忘怀。
就是这一杯粗茶，一个果子，以及为路人拦狗的琐碎小事，让我这个家中的老四在方圆一带差点儿就和父母大人一样美名在外。以至于我在小学阶段爬遍了老宅20公里以内的所有山峰，所到之处，大多数人都能认得出我来。这主要是父母大人的名望比较高，其次还有一个“举人之后”的名头，让我顺便当几年山里的“小明星”。
除了少年时做的好人好事之外，我也干了不少的错事，为家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朝阳从青龙山那边斜着照射在房顶和院子里的地坝上，到处都暖洋洋的。母亲大人正独自围着灶台忙得不亦乐乎，我悄悄地拿了一盒火柴拉着比我小三岁的五弟蒲正强前往老宅和千年柏林之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上，玩着手指弹射的方式将火柴在火皮上瞬间擦燃并飞出去的游戏。
身后两三米处有一棵笔直且有斗碗大小的树，树上扎满了稻草，那是给牛准备的整个冬天的草料。像这样扎满稻草的树被称为草树。
不知弹射了多少根火柴出去，忽然一阵风吹来，将刚刚弹射出去还没落地的火苗吹到了草树上。我见状便飞也似的扑了上去，企图将那才被点燃的少许稻草扯下来，并使劲地用脚踩了又踩。
可天干物燥的季节，哪里经得起火焰被风不停地吹着。火势越来越大，燃烧的点变成面，继而周围全着了。
看着滔天火光，我心里紧张极了，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僵在了那里。五弟当时大约五六岁的样子，他好像并没有被惊吓到。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伸出双手烤起了火。幸好他一边享受着火焰带来的温暖，一边在嘴里大声喊道“烤火啦，烤火啦……”
母亲大人应声而出，顺手拿起一个丢在阶沿处的盆子，直奔离草树最近的荷花池飞奔而去，打上一盆就跑过来对着草树就泼。她一边泼着水，一边大声喊着“救火，救火！”邻居们听到带着盆子或水桶就纷纷赶来，足有二三十人的样子，奋战了十几分钟才将大火全部扑灭。
自知“罪孽深重”的我，没敢等着大家询问着火的原因，便悄无声息地跑在柏林下的一个硕大而古老的石磨盘下面，猫了起来。
大约四五分钟后，年事已高的祖母终于发现了草树着火的事情，整个经过也在五弟被询问的过程中查得水落石出。祖母、母亲和一些灭完火留下来的邻居们纷纷投入了寻找我的队伍中，兵分多路，我的乳名“凡子”在山野间被喊叫得非常响亮。
每一声都传进了我的耳朵，可我无法想象后果会如何，心里的弦绷得紧紧的。
蜷缩在石磨下足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我，早已被狭小的空间挤得脚都麻了。任凭祖母和母亲怎么劝我说“没事，人没事就好！”我也不敢出来回家。因为，我毁了耕牛冬天的草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我害怕被父亲知道，显然这么大的事情也是藏不住的。所以，明知纸包不住火，也还是继续躲藏着。
不知又过了多久，实在受不了的我，躲在石磨下几乎都快晕厥了，终于被人发现了还露在石磨外的半只鞋子。
到底是祖母，还是母亲，或者五弟发现的我，至今年代久远已经记忆模糊了。反正是被抱了回去的。
回到家中后，祖母和母亲安慰了我很久。可我内心的惶恐一点儿也没减少，因为我想不到父亲回来后会是什么反应。我的心在等待中煎熬着。
下午时分，父亲终于回来了。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好像是祖母亲自将发生火灾的事情告诉了他儿子的，父亲居然没有任何异动。好像压根儿也没想和我计较一般，对我这个“罪人”是既无责骂，也无体罚，连最常用的惩戒措施——用毛笔写巨幅检讨都没有动用。
我虽不敢相信是真的，但还是硬着头皮打开房门，出了屋子，主动向父亲大人承认了错误，并立下了绝不再犯的口头保证。这个事情就这样轻松地翻了篇。我虽然从小和父亲的语言互动比较多，但这样的结果却也是始料未及的。
时过境迁一年后的暑假里的一天下午，我把一头耕牛牵到了柏林下的草坪上，牛自由地吃着青草，我则和约来的玩伴一起下着象棋。我们在棋局里对弈了不知多少个回合，早将放牛的事情抛到了脑后，甚至忘得一干二净。
棋局里的时间总是过得比寻常要快很多，转眼就到了傍晚时分。由于那日是阴天，天色暗得很快。我正集中精力指挥着“汉界”与“楚河”之间的“我方将士马炮车卒”和“敌人”发起最后的决战。忽然，有人喊道“老四，你的牛要掉下悬崖了，你还不赶紧去抓住绳子。”
我闻讯，风一样地朝着牛所在的方向跑去，发现它大半个身子都已掉了下去，还在苦苦挣扎。我想要救它，却又害怕它足有好几百斤那肥重的躯体把我一起托下深不可测的悬崖。看着牛那充满恳求的眼神，我的内心焦急得像火烧一样。
看着它挣扎了约一分钟左右，终于撑不住，整个儿掉下去了。
我不敢停留，一路跑到了山下。天色已经黑暗到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一边侧耳倾听着是附近那茂密的丛林中是否有牛的呻吟，一边又不敢向黑色丛林中继续深入。我虽然不惧鬼神，却很害怕蛇虫。
夏日的深山，正是蛇虫乱窜的季节，我急切而又胆怯。
不敢前行，也不敢后退。因为前行有蛇虫，后退，牛怎么办？
想着它在掉下悬崖那最后的无助和绝望，我的内心充满了后悔与自责。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世上又何曾有过后悔药。
忽然，悬崖上传来了两个亲切的声音，“凡子，凡子，你快回来，天黑啦，我们去找！”
那正是父母大人在悬崖上充满焦急和担忧的声音，我旋即大声回应道“好的，我知道啦！”我在夜雾缭绕中，独自从山脚顺着石板铺就的台阶，一级级地向上攀登着。彼时的自己，毕竟还是个活力四射的少年，上坡都能跑。估计有个十分钟不到的样子便已回到了悬崖之上。
父母大人见我毫发无损，还是关切地问“你人没事吧？赶紧回家去！”
老宅离悬崖只有1分钟的路程，很快我和父母回到了家中。父亲当即拿起手电筒独自出门了，母亲也是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一下刚从地里带回来的家什（农具），便又索罗出了小碗粗的长木棍和较粗一些的绳索，根本就没时间顾得上我。
大约四五分钟后，父亲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邻居。
母亲和他们一道，带着木棍和绳索直奔牛掉下去的悬崖下的山脚。
他们冒着被蛇咬的危险在丛林中来回穿梭着，还不断扩大搜索范围，可怎么也没找着。
两三个小时后，父母亲带着帮忙的邻居又将陡峭的半山腰给搜寻了一遍。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
他被卡在了一块巨大石岩上缝隙处生长出来的两棵不大不小的柏树叉那里。那柏树至少也有上百年了，只不过受条件限制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好在根系十分深厚。
好几百年的牛从那么高的距离掉下去，那个重力惯性是可想而知的。被卡得太紧了，营救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一方面又要尽量将牛救出来。
大概天都快亮了，父母大人才回到家里。牛终于被救回来了，可伤势不小。将牛放在铺满稻草的牛圈里，父亲转身便又出了门，他去三公里以外的地方请兽医，母亲则赶紧进了厨房，为帮忙的人准备酒菜。
看着父母亲的辛劳，再想到牛的委屈和悲惨遭遇。我的内心在滴血。
兽医来了，酒菜也好了。母亲让我先招呼大家吃饭。兽医和父亲是朋友，他刚到便在父亲的陪同下直奔牛圈去了。经过仔细检查后，开出了药方。一边接受治疗，一边休养着的牛，一个多月过去后，终于还是因为内伤太重，不可逆转地在痛苦中走完了它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也许是父亲觉察到了，我其实很怕他。便提出了允许我们兄弟在犯了错误之后可以申辩。无论是“无罪”申辩，还是“减刑”申辩，都可以展开辩论。
起初，肤浅的我还以为父母大人不过是换一种批评的方式教育我们罢了。在后来的一次次辩论中，我发现原本很是气愤的父亲，有时会因为我申辩的理由冷不丁地笑出声来。母亲也是如此。
直到我辩无可辩，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辩论方才停止。而总结、反省并改正错误的事情则会落在自己身上。总结反省必须深刻，改正错误的态度必须坚决，还要定下保证方可罢休。
这个办法，于我而言，是十分深入人心的。自从允许申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母亲顶过嘴，再也没有闯过什么大祸了。
我在辩论中思考，在思考中认识并改正错误。逐渐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错误不能犯。年少而胆大的我，心里好像多出来了许多禁忌，许多糊涂的事情也没在老宅中发生过。
辩论，不过是父母大人用了一个办法让我更好地明辨是非，对于正确的事情要有坚定的立场，对于错误的行为要下定不再重蹈覆辙的决心。
如今，多年过去了。我很想念已经远在天国的父母大人，多想让自己回到年少时光，重新好好地孝顺父母。可这种想法终究是痴心妄想了。我很感激父母大人用各种独特的教育方法培养我，锤炼我。让文学的种子在我的情感深处汲取到了厚重的父爱和深沉的母爱。
以至于，后来的我在几次步入创业低谷时，都是父母大人当初以普通而常见的生活场景中为自己种下的那颗文学的种子，拯救了自己。使我跌倒后，总能爬起来。
面对困难不退缩，身在低谷仍攀登。只是对那些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的事情，我早已真正地知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