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思

北风刮透了30年前的一个冬夜，川东北山村里寂静而黑暗的老宅被白雪衬亮了。平昌县喜神乡蒲家山坳里崖的一座吊脚楼式的老屋却是灯火通明。

这一家子的男女老少都在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柴火散出的暖气将风雪带来的寒意阻隔在了屋墙的外面。有人焦虑，有人急切，有人激动。

焦虑的是，彼时在家中生产如同闯了一回鬼门关；急切的是，到底会生一个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激动的是，十月怀胎，新生命终于要呱呱坠地了。

之所以要生这个孩子，是因为家中还想要一个女孩，之前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了。如果能再生一个女孩，便是如愿以偿，如果是男孩也欣然接受。总之，是一定要生的。

在全家人的期盼中，一个叫凡子的男孩降生了，而我就是凡子。彼时，正值旧历的1980年冬夜，恰逢新历的1981年元旦。我的出生为家中增添了喜气，也留下了一个未知的“隐患”。

我的父亲叫蒲曰坤。听说他唯一的姐姐在少年时跌下悬崖亡故，他便成了他那一代的家中独子。在法制还不太健全的当时，人多为王的旧观念盛行，他从小受尽了各种欺凌，既无处申辩，又无法改变。他不想让同样的悲剧在下一代重演。多生孩子的意见，是明确而坚定的。

除了多生孩子创造未来，父亲还做过许多想要改变人生的努力。比如，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在学校里也一直名列前茅。又比如，因条件限制，导致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学业时，他以身体素质和文化测试并列四川达县地区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部队。

奈何他是家中独子，在部队接兵期间，被祖父母锁在了屋子里。虽然祖母熟读经书，通情达理，可不舍得独子当兵的思想却是极其传统且非常保守的。因为祖父母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她们不想再经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大学梦破了，将军梦也破了。父亲被迫地留在了60年代那个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故乡，并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

那时，我的母亲向贵兰（向桂兰）家中有两位伯父是红军烈士，外祖父也是一名指挥过地方战役的老红干。母亲的家境相对殷实，秀外慧中，读书成绩也很好。可高小毕业后，外祖父为了报恩，要让他这个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与我的父亲联姻。

那个年代，在偏远山村里，读过书的女人是寥寥无几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辍学后的母亲帮着外祖母料理了几年家务，便在邮局工作了。后来因外祖父大公无私，要将母亲的工作岗位让给别人，母亲18岁那年，也就是1967年就嫁给了21岁的父亲。两人结婚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有着几年教龄的，且优秀的小学教师。

婚后，父亲立于三尺讲台，孜孜不倦地传道、授业、解惑。母亲则在生产队负责养殖。勤劳的父母大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努力，把家庭经营得红红火火。

父亲用自己的工资帮助贫困学生交学杂费是常有的事情。他还曾救起落水的男童蒲光顺，也曾用口袋里仅有的一元人民币挽救了小名叫作中娃儿的一条生命。许多亲戚干脆将孩子读书和吃住的事情都交给了我的父母。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私塾。父亲大人是私塾里唯一的夫子，母亲大人则要管着这些免费学子的吃喝拉撒等一大摊子事情。

由于私塾里的讲学，是父亲趁着业余时间开办的，而母亲大人也只能趁着生产队的工作之余才能提前准备好私塾学子们一日的饭菜。父母亲当时的忙碌与辛劳是可想而知的。

家里人多了，繁杂事务也多了。生产队有几家食不果腹的大人便被母亲主动请来干活儿，顺便让她们带上家里的孩子来我家吃上几顿，母亲大人亲手烹制的各种美食。

我家当时算不上富甲一方，但物质生活条件还是相对充裕的。因为，我的祖父是个有着一技之长的人，还挺勤劳。祖母因为知书达理，在整个大家族中也有着较高的名望。在我出生之前，家中一直过着粮不断档，肉不隔餐的生活。

可如此美好而幸福的家庭生活，被那个还穿着开裆裤的我给打破了。

1983年，全国开始全面而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乡村也不例外。父亲的饭碗就这样被我给生生地砸碎了。

记得，我正式上小学后，一年级期末考试，我语文和数学都得了100分。祖母说，我是来报恩的。父母亲大人还为此奖励了我一套崭新的儿童军装。上中学后，由于偏爱文学与音乐，还与数学老师起了冲突，慢慢地开始偏科了。父亲大人想让我复读，而我却倔强地选择了先走音乐才艺的路线，坚决不再复读。毕竟我那时好歹也是乡里有名的“少年文学家”了。丢不下那点可怜的自尊。

1997年，我在山东上学后，因师从山东艺术学院的一名知名教授、音乐家，那一年开学，我便一次性要两万元的综合费用。

已经丢了工作十五年的父亲，和因常年劳累过度的母亲听到这个数字，几乎一夜急白了头发。

算是我的两个弟弟，父母大人在那样的年代，不仅生养了七个子女，还送我们读书，常年的各种开支后，根本就没有余钱了。

而要钱的电话，是我从千里之外的山东打回四川老家去的。

我之所以敢开口，一是因为记忆中的父母大人是无所不能的，二是自己在山东入学后第二个月的全校琴法比赛中一举斩获了二等奖，还因为文学作品高频率的发布，很快就成了新学校里有名的才子。一万多名学子的学校里，快速出了人头地也是十分不易的事情。我对父母有信心，对自己更有信心。全家对我的未来都有着巨大的信心。

父亲和母亲当机立断，卖了老宅好几间房子，以及房子里一楼和二楼的优质楼板，加上从亲友处拆借了一部分，短短一周的时间，我就如期收到了那沉甸甸的两万元人民币。那是父母大人的心血，也是她们对我的寄望。

我所在的学校，经常有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单位来招人。在我入学一年后，居然一周内来了好几个单位选人。有部队文工团的领导，也有90年代华东地区最大规模外资艺术团的著名艺术家。我幸运而被动地都选上了。

我虽然也很喜欢戎装在身的感觉，可又想着要重新学一个专业，那便是我从小就热衷的汉语言文学。于是，我果断地选择了保留学籍离校工作，并加入了位于杭州的那个外资艺术团。

到达杭州的一周后，我就被选调到了艺术团相邻的一家报社，担任第三版和第四版的编辑工作。两个月后，我一边在报社工作，一边在艺术团担任着节目策划以及广播室负责节目广播。

工作是充实的，而我想要重新考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梦想却还没有实现。半年不到，我便辞去了艺术团和报社的所有工作。离职后，我没有返回山东的学校。而是辗转浙江和福建，在陪一个同学去考巡警时，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给考了进去，而同学却落榜了。

就这样，我在福建三明地区干了半年左右的巡警后，又回到了杭州。这一次，我的运气不错。在西湖风景区内的一家旅游企业担任主管，负责策划工作。结识了我在杭州的第一个往年交，他曾是浙江大学的高教部部长，退休第一天就和我成了朋友。

他很欣赏我，也非常照顾我。先后为我落实了继续学业的梦想，还亲自为我推荐当时声望颇高的一位导师。

可被我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父亲大人没能等到我出人头地，便在2003年的春夏交替时撒手人寰了。

那一年，我是刚到浙江一家知名的企业传化集团任部门经理。上任才两周左右，一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坐在外面的秘书就告诉我电话已经响了很久了，她没我办公室的钥匙，无法接听。我赶紧开门进去，接起了还在继续响着电话。电话那头，是长兄的声音，说是父亲得癌症，晚期，将不久于人世。我赶紧向单位请了假，连夜买了火车票，第三天的下午终于到了家。

父亲躺在床上，连吃喝都极其艰难。骨瘦如柴，双眼深陷。

他一直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物质依靠，更是我的精神支柱。他是我们家的天。看着父亲的样子，我顿时泪眼如泉，心里在滴血。

我急忙握着父亲的手，青筋与骨骼明显凸起，宽慰并鼓励了父亲一番。我拿起自己在经过达县市里时买的黄瓜，做了一盘蒜泥炒黄瓜，喂他吃了一些。

我连续几天陪着父亲一起睡，偶尔回忆过往，间杂着对未来的憧憬，算是给他老人家汇报一番。

父亲很想让我告诉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也很想告诉他得的是癌症，可当时家人一致决定隐瞒到底。原本寄希望于我的父亲，连续几天都没能听到从我嘴里说出的真实病情，他有些气愤，开始对我也有些爱答不理了。

单位催促的电话，一个连着一个打来。我经过母亲同意后，便决定先回单位去，过段时间再回来。

天不遂人愿，父老不等人。我在路上颠簸了两天，第三天的早上，我在办公室接起来的第一通电话又是长兄打来的，说父亲大人已经与世长辞了。长兄还说“你刚回单位，既是新单位，还是个管理人员，好好上班，就别请假了！”

挂了电话后，我心里的天塌了，脑袋完全蒙了。眼泪滴成了串，活像水帘一般，不断地喷流。我无比懊悔，自己没能多等几天，披麻戴孝为他送上最后一程。我更后悔，自己从小明明是一个心疼父母的人，可直到父亲作古，我也没能对他的恩情有所回报。

我好像有些发疯了。白天晚上，父亲都在我的梦里。伤怀不断，梦境不休。加上非典疫情的肆虐，我无法正常工作了，便主动向新的单位提交了辞呈。

我休息了大约半个月后，便进入了浙江电视台一个影视栏目做策划工作，晚上则在朋友的帮助下，与人合伙经营了一家中大型规模的酒吧。

白天，晚上的工作，虽然勉强能够应付。可始终没能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状态。

2004年，我又先后去了一家中韩合资企业和中美合资企业担任办公室主任。前一家董事长是个韩国人，单位大概有个300人的规模。后一家则是一个有着8000人规模的大企业，主要出口美国，薪水更高。我之所以选择去做办公室主任，主要原因是我那两年的精神状态不佳。办公室主任这个工作于我而言，在当时应该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份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大人离我而去已经有7年多了，我除了在父亲生前陪他手谈解闷，在最后时刻陪伴了几天，以及故去后在他的坟前祭拜以外，我对父亲大人做过的最重大的事情，便是亲自“砸了他的饭碗”，卖了他的部分房子，耗尽了他的一生。

今夜，北风又吹了。我将自己纷乱的心情，变成纷乱的文字，寄给纷乱的雪花。希望雪花能够将我这纯真而悠长的惦念带到父亲的坟前。（凡子作于2010年冬）